01戳穿警方侦破血案中的骗局
1956年12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发生了一桩灭门血案；台北市公职人员叶震全家六口人，除本人外，叶震的太太陈绮风、二太太谢如姬、女儿叶丽亚、儿子叶益群、以及保姆邱玉等五口人，全遭杀害。
这桩发生在桃园县八德乡丰路六号的血案，震惊了台湾各界。省臀务处为迅速破案，于1957年1月27日登报悬赏，以五万元作破案奖金，到了8月19日，省斡务处长郭永向社会宣布：八德乡灭门血案已破获。9月16日，省臀务处又一次宣布；八德乡血案历时9个月，耗资40万元，经过艰辛努力，案情大白：这是一件有计划的谋财害命案，主犯与从犯已分别就擒。其中从犯秦同余在6月6日暴毙狱中，云云。
七名嫌犯，除穆万森本人因系老百姓身份，交治安移送新竹地方检察院侦查外，其余六人均交军法部门审理，到了1938年5月24日，这桩案子的结果是：穆万森被判处死刑。
其余六人在审。
然而，省警务处对八德乡血案的侦破竟是一场骗局，穆万森也是一名冤主。
梁肃戎拨开了血案的迷雾，使冤案平反，水落石出。
梁肃戎是因穆万森喊冤而涉入这个案子的。
八德乡灭门血案经过刑警侦破，又经新竹地方法院公开审判确定，看来已经是证据确凿的了。而穆万森却不服，向台湾高等法院上诉，同时，向台北市律师公会提出平民法律扶助请求。
这个公会，主要扶助平民的诉讼，由四百多位律师组成的会员轮流执业，义务受理案件。
当时，本案依会员名册排列秩序，轮到台大代表富伯平律师承办，富伯平亲自到看守所找穆万森谈话，等到台湾高等法院开庭，穆万森、吴整墙、袁中古等人一口否认八德多血案是自己所为，并反映省警务处对自己逼打屈招。富伯平见到这一血案已趋于复杂化，穆万森有含冤之疑，个人难以胜任，向公会请求增加帮手。
公会根据案情和富伯平的要求，按会员名册推序，指派粱肃戎和李公权两位涉入此案。
在当时的台湾，三位律师同时义务地为一个被告辩护，是空前的。
梁肃戎与另两位同仁找到警方佐证穆万森做案的七条证据：
一、铁占芳的秘告证言；二、现场那双军用黑胶鞋，与秦同余皮鞋吻合；三、谢如姬身边找到的那把凶刀；四、疑凶吴整墙因看见叶震的太太死时很难看，因而拿被子将她盖上，与现场符合；五、另一把铁锤被穆万森放在烧饭灶中烧化了；六、袁中占的军用大衣有血迹；七、各疑凶的自白书及录音，都供认谋财害命“不讳”。
针对警方提出的这七点证据，梁肃戎等人一一加以反驳：
铁占芳的密告词，不能当作证词，且铁占芳于1959年1月14 日在警备司令部内坚决否认密告。当初所以密告，是熬刑不过才出此下策。
那双军用黑胶鞋更非证物，凶手已看见自己鞋底有血迹，难道不能看见地上有血印？能够从容不迫地到后院中去洗身上的血迹，难道不会用水或其他办法将地上血印洗去？其他所有的大小凶器都可带走，难道偏无法带走一双鞋？能将鞋子沉入井底去毁证，难道其他凶器就不能沉入井底？秦同余的皮鞋前后底头尾是方的，现场黑胶鞋的前后底头尾是圆的，何以吻合；陆军第一军团部虽然承认现场这种鞋是军用品，但能否证明这双鞋就是发到秦同余那个单位去的？以及是发给秦同余的？鞋子里面的那个“余”字，是否就是秦同余的笔迹？显然是凶手布下的疑阵，故意指向军方，意思是军人太多，使警方无从着手侦察而已，要知道那种军用鞋在市面上只需十余块钱就可以买到。
谢如姬身边的那把凶刀，有何办法能证明是被疑凶吴整墙拿来杀谢如姬的？再者谢如姬死后的指甲中有凶手的血迹和皮肉，警方当时调查追踪受伤的凶手，却始终找不到，即令吴整墙供认杀人，也应向其军中同事调查一下吴某以前手上、脸上及身上有否被抓的伤痕？吴某果真受伤，绝无法隐瞒众多的同事，相信警方绝不会放过这个重大的证据而不追查。
根据吴整墙供认称：大太太死得很难看，所以拿一条被子给她盖上；然而相反的大太太却是面部向下，被子是压在身下的，不是“盖着”被子，所供与事实不符，证词实难成立。
另外，一把真正凶杀的铁锤，穆万森供的是已被放在煮饭灶中用火烧化。一个普通的灶火竟能烧化一把铁锤，刑警是在轻视法官和天下的智慧了。
袁中古大衣上血迹是在背后里子内，如袁某真是凶手，其血迹应在大衣上，不可能在大衣背部里面。
疑凶虽都承认杀害了叶震全家，而且还有自白书及录音为凭，但处于酷刑逼供下谁能不承认。
另外，他们还提出五项疑点供高院参考：一、刑总移来法院之笔录全是抄本，应请将原件调阅；二、刑总移来之录音带，未全部送来，应请补送。三、监察委员会郝遇林调查本案时的调查纪录有其参考价值；四、本案发生时，叶家被拿去的东西迄未寻获。五、根据被告所供，叶家小姐是被杀死在床上，但叶小姐的尸体却俯伏于地。
起初高院对他们提出的疑点不理不睬，开了几次调查庭，就想直接进行辩论，梁肃戎气得不得了。
富伯平劝他：
“别理这件事，我们只是义务辩护，那么认真干嘛！”李公权也劝梁肃戎“别扯了”。
然而，梁肃戎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向审判长说，“这个案子影响重大，你不能拿不是原始的文件当证据，判人死刑！”对方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是原始的文件！”梁肃戎说：
“警察局笔录是个抄件，不是原件，光凭这点就可以发回更审。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一定要进行辩论，请给我记录，写上：‘梁肃戎律师说你以一个抄件判人死刑！’审判长理屈了，只好改口说：
“那我们今天别辩论了。”后来把原件调来，这才有重大发现，原来血案发生时，桃园县警察局的办案人员曾制作现场检验笔录，后来由省警务处的刑警总队接办，可惜在刑总所作的口供中，穆万森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把人杀完之后，临走前把所有的灯都关掉；但是现场检验笔录却明明写着灯火通明，两者间有那么大的差异。这就让人产生怀疑了。
经过仔细调查，梁肃戎他们发现其中疑点重重，诸如秦同余猝死的问题，原来是命案现场发现的那双军用黑胶鞋上有个“余”字，就一口咬定那双鞋是秦同余的，几番严刑拷打逼供，没想到却把他打死了。再如袁中古涉及本案，是因为袁中古因别人的案子拘押在看守所，刑总办案人员指使他，要他咬穆万森。刚开始他不答应，办案人员就毒打他，后来实在熬不过去，只好承认是穆万森亲自跟他说，“叶家有钱，要他一起去杀人劫财，恰巧看见几个散兵游勇在喝酒，就邀请这些人一起去！”梁肃戎气愤地说：
“编故事也没有这样编的，太不合情理，也太离奇了。”后来得知：刑警总队所以如此草率办案，是因为总队长李荷初（后来升省警务处副处长，阳明山受训和梁肃戎同是十一期）把侦察经费及破案奖金花掉，如果没有结果，报帐将有问题，加以穆万森素行不良，因此找了几个替死鬼，把他咬住。
姑且不论穆万森个人的德行如何，但在八德乡灭门血案这件凶残的做案中，他并没有犯罪证据。因此梁肃戎等三位律师多方收集证据，一一加以反驳。本来是一宗劫财杀人案，变成劫财不成的杀人案，因为叶震后来发现家中的珠宝仍原封不动地藏在沙发里。
在高院二审本案期间，由审判长陈思永庭长、陈钟、蒋伯邢推事等三人所组成的合议庭，先后开了近二十次调查庭会，梁肃戎等三人轮流出席为穆万森答辩，历时一年。到1959年8月24日，穆万森终以罪证不足，经台湾高等法院将新竹地院死刑判决撤销，改判无罪。使一位羁押了将近两年，而被初审法院确认为杀人凶犯而处死刑的穆万森重获自由。也由于穆万森的无罪，致使押于军方看守所中的被告袁中古等人的审判，暂时停止，因为被疑为主犯的穆万森无罪，故军方对于羁押中各被告的审判问题，只有静待穆万森的判决确定后，再予进行。
八德乡血案经二审检察官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发回高等法院更审，由庭长章醉吾、推事陈继平、史锡恩组合议审理，梁肃戎等三位律师再度列举多项事实，指责办理本案的刑警总队主观意定，只求迅速结案举，绝未顾及到如何提供侦查所得之一切资料，以使法院获得真实之发现。梁肃戎等三人指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并未发现任何确实证据，足以证明被告犯罪，反而为时愈久，所发现有利于被告之证据愈多，应请依刑事诉讼法第三一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为无罪之判决。
1961年1月12日，高等法院更审宣判，穆万森仍获无罪。穆万森两度获得平反，不仅沉冤得以昭雪，穆万森的生命得以从死神手中夺回，证明梁肃戎对处理刑事案件的公正态度与认真作风。
穆万森被高等法院宣判无罪，高检处的检察官却再提上诉，就在法院再度审理期间，穆万森酒后找到梁肃戎的家，梁肃戎是他的辩护人，已经成了他的恩人，他来的目的，是想表述他的感激之情和心中的苦楚，说：
“梁律师，您对我恩重如山，可惜，警方却一定要我的命，我这辈子大概无法报答您了。只能等来生了。”粱肃戎不解地问他：
“你怎么知道警方对你要那样呢？”穆万森就把社会上朋友讲给他的话学了，说：“省警察处的头子李荷初把破案经费和奖金挥霍光了，不弄死我穆万森，他就报不了销，交不了帐。”并诚恳地向梁肃戎说：八德乡的血案与他无关，否则自己也不会登门来见梁肃戎。尽管这样，在劫难逃的命运仍然等待着他。即使逃过李荷初的手，自己也无路可走，许多人都害怕我穆万森，找也找不到工作，活着没什么意义。
梁肃戎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因为已经明白了；为穆万森，将直接触犯省警务处的卑鄙之处，他无畏无惧，坚定了为这桩案子辩护到底的决心。梁肃戎一边听他的话，一边解劝他，鼓励穆万森鼓起生活的勇气。
后来，穆万森虽然清白无罪，但也真的没有活到天年，他的死，给梁肃戎带来了不应有的指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穆万森由于粱肃戎等律师的辩护，案子与他虽然无关，但他散荡社会上，与他早年相交甚深的舞女相逢在基隆，舞女叫吕翠华，沉迷赌博，负债累累，与同居人董作义生怨，转与穆万森同居，后又因穆万森无正当职业再度转与董作义同居，穆万森早已消沉，只因与吕翠华重逢，才有了人生乐趣，当吕翠华抛弃他时，妒火升腾，一怒之下，丧失理智，于1961年5月22日晚借酒劲，将吕翠华杀死在基隆的一座舞场，自己也被判处死刑。
当年，梁肃戎为穆万森辩护，就有许多人认为他不应该；此时，竟有人上纲上线地说吕翠华的死是梁肃戎的责任，因为梁肃戎不为穆万森辩护，穆万森就不会出狱，也就没有杀吕翠华一案了，梁肃戎应该负道义上的责任。
这种指责显然是不值一驳的。依法判罪，实事求是，这是天理。倘若一个人犯了罪，就指责他的父母不应生他，甚至不应结婚，这岂不是笑谈吗？
梁肃戎以他对法律的忠诚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既不同情穆万森，也无仇于省警务处，在法坛上就此案显现的漏洞，沉重地向社会宣布自己观点：
“我们应检讨对被告的保护管束责任，原先被告被判死刑，便戴手铐脚镣，一夕之间获判无罪，立即予以释放，就人道立场而言，绝对是正确的；问题是高检检察官不服判决，一再上诉，最高法院又发回更审，况且这种重大案件，非短时间即可结案，在旷日旷时的情形下，理应对被告作适当的保护管束，免得被告在死刑与无罪天壤中煎熬。被告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下，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管束，任由他在外面游荡，只会增加不安，这是无庸置疑的。穆万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案情结束了，梁肃戎站在自己的书房窗前，望着满天星斗，感慨万千。
本案最令他深恶痛绝的是刑讯问题。根据穆万森等人的供词，刑警总队严刑逼供，刑具多达十余种，惨绝人寰。历代酷吏之流毒，后世读史者每为之心寒骨怵，不料这种情形又出现在今天的穆万森的冤狱中，可以想见过去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呻吟哀嚎于刑总严刑之下，又不知在刑总三木（古代的刑具之一）之下，有多少人被迫写下了“虚伪的自白”。
之所以会有层出不穷的刑讯问题产生，可说与刑事诉讼法息息相关。因为可以用被告的自白作为犯罪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告到了法院翻供，拿刑求来抗辩，当律师以公函原向办案机关查询，得到的答复也是绝未刑求”；再者，被告也提不出被刑求的证据。因此，法院宣判时，千篇一律都说被告空言狡辩，不足以信，因而该什么罪就判什么罪。
梁肃戎联想起日本法律，在台湾办案，许多就是屈打成招，然后把你咬上，你也就完了。在日本，则是你咬完之后，它要查证，如果是冤枉，它就放人，不会受株连。
台湾这边完全不同，常常造假，结果却诬赖了好人。
冤案何时了，梁肃戎仰天长叹！
02拒绝调卷
1966年8月，台湾警方破获一起大量盗窃黄豆案，发现在降低黄豆进口税率上有几位“中央民意代表”曾受不法油商的贿赂而滥用职权，他们是：“国大代表”周烈，“立法委员”徐君佩、刘景健、姚廷芳，“监察委员”于镇州、孙玉琳、郝遏林等。
至9月底，上述诸人均被捕，次年判刑，1968年1月因判刑被取消中央民意代表资格。按当时价，五家油厂所盗卖黄豆总价二亿四千万台币，台湾地区一千多万人口，平均每人被侵吞二十元左右。
蒋介石愤怒了：
“要严查此案l”于是，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在10月4日向“立法院”致函，要求调阅内政、财政、交通、经济四个委员会联席秘密会议及“立法院”通过黄豆进口关税率的发言记录，11日再一次致函“立法院”，请“立法院”查明黄豆进口减低税率的决议通过的日期。
由于这两封函涉及到“立法院”“立法委员”在院内的发言对外是否负责任的问题，引起了争执。
地检处第一次来函时，梁肃戎就十分反感，找到胡纯俞委员说：
“地检处调卷等于把‘立法院’封了门，‘立法委员，在院内发言，他们可以调阅，谁还敢说话？咱宪法七十三条明文规定：‘立法委员’在院内发言对外不负责任呀！”胡纯俞不无担心地警告梁肃戎说：
“肃戎啊，你惹的事已经够多了。这个案子是青年团那批人干的，cc 一个也没有，这不正好可以整他们吗？你何必这么来劲儿呢？”梁肃戎不以为然，说：
“这不是惹事问题。”胡纯俞想说服他，劝道：
“这是老总统下令要严办的，你刚弄完雷震案，还要弄这个，这还不是惹事吗？”梁肃戎知道胡纯愈是怕自己涉入政治案件中去，可是这次同意了地检处调卷，今后“立法委员”的院内发言，也就真的会滑向政治案件，他强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