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蒋经国选贤
梁肃戎为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拉朋友。
1971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关于联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决议》电报。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立即把蒋介石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声明，宣布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11月11日，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乔冠华团长11月1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台湾当局被迫退出了联合国，在国际舞台没有了地位。对于这样一个结局，国民党无论元老，还是新政者，既无可奈何，又不甘心。
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二十三年以后，即1993年，又开始奔走，企图重新返回这个国际的外交舞台。
1991年10月，国民党外交官员、在联合国担任七年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杨西昆，向采访他的台湾《展望》杂志撰稿人燕尾服说：
“我们退出联合国以后，到现在联合国的宪章上还是中华民国（R.O.C），名称并没有改变，虽然中共进入联合国用的是中国（China），但联合国宪章里面依然是中华民国四个大字，所以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将如何以中华民国的名称重新恢复会籍。”在蒋介石去世后多年，国民党当局还在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还有重返联合国的野心，这使人想见当年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该是多么地不甘心！没有联合国里的位置，国民党当局也就将失去许多外交关系，走向孤立无援。日本首先提出要改变与台湾关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更激发了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近的热情。7月5日，日本大选，田中角荣当选首相，迫切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田中角荣生于1918年，是日本新泻县人，五十四岁，正值盛年，二十九岁进入日本国会，连任十届议员，梁肃戎评价他“深悉日本政客勾结财阀，纵横捭闻的奥秘，知道如何接近权势，出据要津，掌握权势”。
这时，蒋经国正关注中日关系的变化，他的案头放着关于田中角荣政历与意图的分析报告：
“田中角荣被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提拔后，担任过岸信介内阁的邮政大臣、池田内阁的大藏大臣、佐藤内阁的通产大臣等要职，是一名善于迎合与利用时势的典型政客，他的前任内阁佐藤荣作已定下同北京政权关系正常化的策略，日本财阀正梦想中国大陆市场，左派日本人又从中推波助澜，田中角荣要一马当先，准备抢在美国之前，突破佐藤因迟疑于中共条件而未能达成的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他急于表现他个人是战后访问中国大陆的第一位日本首相。”蒋经国认为：当前当务之急，是阻止田中角荣与中共接头，他对此有信心。这是父亲蒋介石铺垫的基础。中国当年遭受日本迫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德报怨，保住了日本天皇体制和日本国土的完整。也没有向日本索要巨额赔偿。并且把留在中国的大量日本侨民遣送回国，日本人多多少少地忘不了蒋介石的恩泽。这些，本不应记在他个人份上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的组成部分，对日本国的宽容，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对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的体现。蒋经国过高地估计了台湾当局在日本人心中的位置，因此他决定选得力人去日本游说：这个人是谁呢？非他莫属：梁肃戎。
梁肃戎与日本有着久远的联系，他的许多日本友人都已成为了日本政界的要人。早在东北读书时，他就读过三个日式学校：长春法政大学、大同学院、司法官训练所。大同学院被称为：“大东亚指导者养成所”，成分由日本人、韩国人和少数中国人构成，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培养统治中国东北的干部基地，到日本投降时，共有二十期毕业生，梁肃戎是第十四期毕业生，韩国的大统领崔圭夏是十五期学生，日本的建设大臣根本龙太郎是第一期学生，政调会长、防卫大臣三原朝雄是第二期学生，梁肃戎与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且常有书信往来，1970年他到日本攻读博士学位，与这些校友常聚在一起话旧。
1972年八月初，“行政院政务委员”周书楷向蒋经国建议；请齐世英游说日本。
蒋经国说：
“齐世英可以，我再提一个人。”周书楷问：
“谁？”蒋经国说：
“梁肃戎。”齐世英和日本元老政治家吉田茂关系深厚，和其弟子佐藤荣作、自民党最大派系领导福田纠夫，及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等人也有情谊。在梁肃戎的记忆中，齐世英和吉田茂的关系早在1925年12月就建立了。
齐世英和吉田茂的关系：当年郭松龄反张作霖，齐世英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因痛恨军阀割据，向往国家统一，遂辅佐郭松龄。由于日本关东军支持张作霖，郭松龄的军队被日军阻拦，齐世英虽曾至营口与日军交涉，无奈被日军拒绝。最后，郭松龄的军队被歼，郭松龄和他太太也被就地枪决，齐和另外五人逃入新民屯日本领事馆分馆，寻求政治庇护。
当时奉天（沈阳）日本总领事即为战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而日本外务省因吉田茂的坚持，与军方持相反的态度，给齐世英等人政治庇护，齐终于脱险。同时获得庇护的五人，有二人于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做了汉奸，其中一人即冀东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胜利后被处死刑。齐世英则到重庆与日本人斗争到底，因此吉田茂曾对其弟子佐藤荣作首相、福田赳夫首相等人称赞齐世英的爱国情操，说他是一位可敬的敌人。
战后，齐世英到日本时，是吉田茂别墅的常客，奠定了他们半世纪的友情，1964年2月，“周鸿庆事件”，吉田茂代表当时首相池田勇人访问台湾，以“吉田书简”的方式，平息了中日的纠纷。当时齐世英已遭开除党籍处分，不过，吉田仍向蒋介石说，齐世英是他在中国惟一的老朋友，他要见齐世英。可见他们情谊之深厚。
蒋经国认为：梁肃戎与齐世英是最合适的人选。周书楷也赞同。
02弃怨赴岛国
国民党内部的许多人忌妒成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阻挠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上，也不以他们“惯挂在嘴上的“党国利益”为重，而是忌贤妒能。当梁肃戎与齐世英将耍启程时，曾担任国民党“外交部长”的蒋介石的好友张群率先发难。
张群问：
“自己一向关心中日关系，梁肃戎、齐世英去日本之事，我为什么不知道？用意何在？”国际环境和国共关系决定了梁肃戎、齐世英行动的保密性，任何挑剔都毫无理由，因为在他们二人之前，没有一个人以自己关心中日关系为由而毛遂自荐，此时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心理状态不言自明。
为了摆平关系，“台湾安全会议秘书长”黄少谷、“外交部长”沈昌焕、原驻联合国代表杨西昆等，不得不在梁肃戎、齐世英行前的务虚会上把张群等“挑理”者请来。
张群率先表态，说：
“我们和日本断交已成定局，这一趟绝对办不好，去也白去。”他不赞成梁肃戎与齐世英去日本，这不是从台湾的国民党利益考虑，也不是真的看清大陆外交的实力，完全是因梁肃戎、齐世英去日本事先没通知他而发泄不满。
务虚会的的气氛沉闷、紧张，主持会的黄少谷问梁肃戎有什么意见。
粱肃戎早就看不惯那些四平八稳，遇事扯皮，只会挑别人不对，不知道告诉人家如何才对的外交官员，此时在思索如何顶撞张群，听见黄少谷征求意见，恰好借题发挥，说：
“我有什么意见？是你们找我们去的，不是我们抢着要去。
去不去由你们决定，我们不讨这份差事；不过，你们遇事不去努力，就等着死，这种态度办外交，难怪我们的外交会再三失败。去日本，这种事谁有把握呢？我们还要问问到底我们有没有外交政策？去与不去，请黄秘书长裁定！”粱肃戎一番话，既怨损了张群，又把自己去日本的原因公开了，使得张群无法怪责梁肃戎。
黄少谷既不敢惹反了梁肃戎，又不敢否定张群那番话，费了一番脑筋，想出了不刺激两边的话，说：
“既然都已经决定了，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努力看看吧！”蒋介石带领他的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除反省思过，大力推进内部整肃，励精图治，同时想方设法利用外部力量，创造有利于固守和繁荣台湾的条件，努力争取美、日等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