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请看！战争好似越发对日本不利的样子，或者是日、苏开战了。苏军向此地进攻时，日本军退却之际，避免发生紊乱，将我们全部屠杀也未可知。那些看守手中握着的机关枪的枪口，什么时候对准我们的胸膛，都不晓得，粱先生！你是为了拯救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我是反对日本政府侵略政策，不为日本本身打算而进行反抗的人，为了我们个人的信念，不死不行的时候，也许会发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不幸，这是我们共同的奋斗的时候了。’梁君好像忍受无限感触的，突然将手伸出来，紧紧的握住我的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回答：
‘我以前一直想，一个日本人都不允许留在中国的东北，可是和先生相处之后，知道日本人中也有好人。先生的肺腑之言，我永远地铭刻肺腑。’在这事不久后，梁君改变口吻对我说：
‘我受先生的照顾，生活得实在很愉快，像这样继续多久呢？我的内心感到很暗淡，因为我们都是被逮捕入狱的，上面要下命令，不知何时就会分别的，那么，在这时我想送先生一件纪念品。’‘那么，谢谢了！什幺纪念品？我们彼此不是什么都没有吗？’我一边笑着回答。
他自己已想出办法来，说：
‘先生将手帕借给我，于是我将自己的手帕交给他手里，他便站在监房的门旁。
“当！当！当！当！”他敲打着门板，将看守叫来说了三两句话，可能是说衣服裂缝想修补一下。不久，看守即将针线拿来交给他，我正想拿针线做什么的时候，他便在我的手帕上，巧妙地用黑线绣上了‘勇往直前’的几个字，交给了我……”梁肃戎是这样回忆当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侵略我国东北时，年仅十一岁的我，也罹遇做亡国奴的痛苦。年岁渐长之后，我们这些年龄相近的东北青年，至七七抗战后，已分别就读于各大学。
基于国家观念和企盼民众自强信念，都先后投笔赴戎，跃入抗日战争的行列。
对敌斗争工作，尽管处于‘地下’，但在敌伪无孔不入的觊觎下，加之我们有行动接触，难免被敌觉察，致使抗日组织遭受破坏，不少志士也舍身陷固圄。这其中，有许多伙伴凛然赴难而死，或惨遭炼狱荼毒，在苦刑中死于狱中。但是，人们仍然前仆后继，挺身赴难，视死如归。每个参加地下工作的人，在当时说来，都有一份炽热的爱国之情，都有一份拼死战斗的浩然正气，都想承担着血的工作，这曾使敌人胆寒。
如令时过境迂。牺牲生命的殉难者，已入祀忠烈祠，求仁得仁。对于这如昨日的工作，大家都不大喜欢谈及，有的淡干诉说往事，这也许是‘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的感受吧！因为我们这些人生于忧患，成长于艰忍战斗的痛苦环境之中，强烈的爱国心驱使，对于各方面都有较高层次的期望，不论是国家的社会的。在自我回忆反省中，养成了不屈不挠，以及不羁的不合时宜的独特性格。
日本占领东北初期，义勇军曾活跃数年，但其后到30年代，有形的武装抗日，已经不多了。我们东北青年，有组织的负起了东北地区对敌伪斗争的地下工作责任。因为工作的开展，和敌人短兵相接，屡遭敌人的破坏；在东北沦陷期间，我地下工作组织，被敌伪大破获大检举逮捕三次，爱国青年被捕数千人。
一是1941年12月30日‘一二·三〇’事件，二是1944年3月的‘三省党部事件’（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党部被破坏），三是1945年5月23日的‘五·二三事件。伪满首都警察厅特高科整理专案三册，即：‘一二·三〇事件之全貌；‘重庆派国民党之对日满攻势’（三省党部事件）；‘五·二三事件’。这均有完整的记录。战后我在日本多年，未能找到这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录，可能因为日本战败，而被特务们自己焚毁，甚为可惜。
光逖兄是因‘一二·三〇’被捕入狱的，最初在哈尔滨，其后移至长春伪“首都警察厅”小红楼‘思想家，拘留的，度过了三年八个月的狱中生活，直到日本战败才得出狱。在这个拘留所里，我和光逖兄共同度过半年左右的患难生活，他帮助我熬过两个月的饥饿苦刑，延续了我的生命，可以说是被了我的一命，使我永远难忘记！其后因载转至‘长春监狱，羁押而分手。
我是1936年6月，在长春法政大学读书时，化名王桂林，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在长春地区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受吉林省党部王任委员石坚、省党部书记长张涛等领导，委员袁树芳在现地直接指挥。1941年12月，我在长春法大毕业，被任命为‘长春市党部书记长’，伪首都地区负责人，责任重大，受上级指示，为掩护同志工作方便，必须打入司法界。因此经司法官高等考试及格，入大同学院经司法官考试等必要程序，于1943春，出任伪首都长春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对工作之进行掩护，极为顺利。因为当时检察官甚具权威，可以统一指挥日伪宪兵、警察及铁路警察，接送同志有我护行，不受任何检查，1944年l月，主任委员石坚，亲至长春地区视察，传达中央旨意·对现地同志们的努力，予以嘉奖，同志们倍感振奋。
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张涛住哈尔滨市，所有工作报告及情况等，统由哈尔滨转报中央。在长春市吉野町，由袁树芳经营芳芳照像材料行，以为掩护，并为定期集会场所。1944年3月20日，星期天，原定当天下午张涛书记长自哈尔滨来长春，约集袁树芳同志，敦化县党部书记长张一中和我四人，共同商讨工作。因张涛未依约定时间到达而改期。当晚九时左右，服务于省立医院女同志柳自茹惊慌来舍告称：袁树芳寓所芳芳照像材料行被宪警包围，附近戒严，组织可能遭到破坏。我当即指示她到电报局，打电报给在永吉市的田勃：“勿返长春”。田勃负责在长春建立电台，以备与中央直接联系。机器在永吉市秘密建造，已造好将携返长春。田勃接电报后，逃往关内重庆，胜利后回东北，庆幸逃出此一浩劫。
其后得知，哈尔滨地区组织被日本特务机关侦破，张涛首先被捕，而我等集中于哈尔滨的转报中央报告资料，及主要干部名单，被敌发觉扣押。张率领伪宪警到长春袁树芳寓所将袁及在场的张一中同志捕获。柳自茹打电报时，发报人下面竟写一个“梁”字，电信局职员认识她，亦被逮捕。
我在长春工作，单独对上级负责，在长春各区，发展了80名最基本的同志，上级仅知工作大概，没有与任何人联系关系。因此当我获知张涛、袁树芳、张一中、柳自茹等被捕后，当即告知长春地区全体同志，我目己将被株连逮捕，但到这里为止，我决不会供出长春市党部的组织关系，请大家安心努力工作。
日本战前的富强，战后的复兴成为经济大国，是有原因的，就是法治精神。在殖民地的伪满洲国，也是贯彻不变的。我当时是伪满洲国的现任检察官，受法律特殊保障，要逮捕我必须有足够的具体证据，报请伪司法大臣核准，经高等检察处检察官签发拘票，亲自讯问后，才能逮捕羁押。这样的手续，费时一周。虽一度考虑逃亡关内，但各方严密封锁，无法逃脱。反而使我有时间，安排了长春市党邵因我被捕的善后工作。我当时结婚末满一年，生长子大本尚未满月，老母和我们同住，得悉大难即将来临，婆媳哭作一团，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周，捕苦等待，而对着残酷的未来，即使是平凡的我，也难免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感。
1944年3月27日，敌伪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事件为由，将我逮捕。该法为伪刑法的‘特别法’，是专为惩治推翻伪政霄的政治犯、思想记的法律。我在伪‘首都检察厅’小红楼‘思想室’受审，我在‘法官训练所’时代的教师，长春高等检察处思想检察官大川，奉命侦讯我，提出在哈尔滨扣押的长春地区报告资料，以及张涛、柳自茹等的供诉，打给田勃的电报稿等田无可逃避，当即默认我是中国国民党长春地区的负责人，大川告称：张涛、袁树芳、张一中、柳自茹等均拘押此地，惟石坚，尚未逮捕归案，如你愿协助工作，我可将你保出，追捕石坚，将功折罪，待判刑时，你可被减免。我当时答称：‘身为检察官，知法犯法，愿受法律制裁’。大川笑称：‘作人理当如此。唯刚才所说，乃上级交待，供做参考’。再问有何要求，我告诉他：‘我接受法津裁判，罪有应得，决不逃避。唯对我人格身体不能凌辱，大川即将‘思想室’主任田中，特务友利，小西，新保等唤出，告诉他们不得对我凌辱，刑求，这是上级的指示，过几天还要来视察等语。这样我真的保持了‘长春市党部’的完整组织，‘长春市党部，没有一人再被牵连，最后仅我一人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是我工作中失败的最大安慰。他们虽然没有对我刑求，但他们用疲劳以及饥饿的方法整我。长达两个月，身体虚弱，几乎要了我的命。
光进兄和关雁二人，在这里已住过两年，他们写文章反日，但没有发现其他有组织的事实，不起诉，也不释放，在‘小红楼’内自由行动，给不懂日文的犯人当翻译，到晚间和我们一样住进有铁栏的笼子里。我们被捕初期，情绪极不稳定，甚或有自杀一死的念头，光逖是过来人，适时劝解。但监狱住久了，反而更坚强，长期对抗的央心下定后，决不屈服。我虽来爱刑求，特务们用饥饿疲劳的方法侦讯我。光逖兄他们可以和特务们共餐，每天秘密供我剩饭剩菜。使我有体力对抗，这是极严重的违规行为，如果被发现，要遭受毒打之外，可能取消在所内自由行动权。后来石坚也被逮捕。侦讯经两个月，告一段落。光逖兄的义举使我渡过最艰苦的饥饿岁月，比恩此情，永难忘记！这时家属也被准许接见。忽然有一天，光逊兄竟大声喊到‘仙女来探监啦！’原来太太孙郁前来相见，当时系一年青少妇，虽仅具中姿，确给阴森的‘小红楼，带来些许骚动和温暖。光逖苦中求乐，亦可以看到他天真的一面。
卫滕沈吉教授，在司马桑敦纪念文集《野马停蹄》中‘悼念王光邀君’一文中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光逖君以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潜返啥尔滨，不久便被伪满宪官逮捕，投入监牢，在狱中度过了三年八个月。直到日本战败才得出狱。’可是关于他这段被捕，下狱和狱中生活，他却不太喜欢谈及。
1945年5月间宣判在长春南湖畔，伪满司法大厦大礼堂，关东军高级将领伪满高级宪警等在场旁听，戒备森严。石坚、袁树芳、信致文等人均被判死刑。宣判舌我极为悲赁，当即向法庭庭长抗议，大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当，而我等基于爱国爱民族，排除侵略的正当自卫行动，不能构成犯罪。而对政治犯处死刑乃野蛮行为。最后要求将死刑者改为无期徒刑保留其爱国的生命权，愿将自己改为无期徒刑，以求平衡。当时确给敌伪们一个爆作性的冲击，旁听席的关东军、日伪宪警几乎动武。审判长对所请不准，但仍认为我应有最后陈述权。宣判已毕，亦未加重我的处罚，平息了这次纷争。这是我从事党务工作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判死刑的尚未执行，得幸新生。
石坚为纪念此事，曾写诗并书短章留念。文日：
曾记伪都晤面初，一接雅度顿心舒。
方段国难间国靖，秋叶敌氛誓共除。
不避凶炎钦道义，却缘死狱正亲疏。
今闻最羡还辽，誉载乡帮颂载书。
肃戎老弟与余共革命事业多年，容大雅，老履坚真，临事不俱，应变有方，不幸于1944年春同在长春被捕。当余被敌酋判处死刑之际，竟不避凶毅然庭争，闻音咋舌，知者骇叹。光复后回地方工作贡献极丰。近在‘立法院’建树尤多。每忆及过去可歌可泣之实绩，深感有历世勤俗之价值，敬书短章赠之，以志鸿爪，而资永念，摩天居士石坚。
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日薄西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末日来临，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进攻。
同日，日本政府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天皇决定有条件地向盟国投降。次日晨，通过中立国瑞士向中、苏、英、美转交乞降照会书，11日，美国通过瑞士政府转交了对日乞降照会的复文，宣告：“自投降之时候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日本通过瑞士正式向中国转达投降的请求，10日下午，重庆中央电台播音室向全世界播出。播音员潘启元、靳迈坐在麦克风前，涕泪纵横，他们几次用手绢抹去泪水：
“各位听众，同胞们，现在播送重大新闻……日本无条件投降。”
全国沸腾了，欢呼声和哭声交织在…起，武汉市民游行庆祝抗战胜利，重庆市民狂欢庆祝通宵达旦，备受日军十四年蹂躏之苦的东北人民欢庆光复，被日本侵占了五十年的台湾也回到了祖国怀抱。八月十五日，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万人欢腾。街上张灯结彩，用板报、标语宣告抗日胜利消息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游行，入夜，人们用柴棍燃起火把。
同一天，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和全世界人士发表广播演讲：
“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明……”为了庆祝胜利，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民众狂欢，恶梦结束了。
粱肃戎也重见天日，结束了狱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