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人臣荫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译文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先机，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干、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解读
今天，通过读《史记》，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仍能嗅到浓浓的血腥，3000多年前那惨烈的一幕几乎抹去了整个商王朝的亮色，而比干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却永远留在人间，引领着历代谏臣前仆后继，赴汤蹈火。
活学活用
在中国几千年的官僚历史上，忠臣劝谏可谓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为人臣者因直谏而遭迫害，甚至有的还付出了生命，这样的事迹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文学作品中类似的情节更是比比皆是，其中无疑有比干的“模范”作用。3000多年前，比干第一个为后人创造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死忠”标准，正如后世人所评论的“自古拒谏之君莫甚于纣，自古死忠之臣莫甚于比干”……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比干剖心”的故事之所以在民间妇孺皆知、长盛不衰地流传，也是因为它恰好符合国人传统文化的心理，首先是“报恩”的情结，纣王之所以能继承王位，比干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比干有恩于纣王，但纣王恩将仇报，立刻引起人们的巨大愤慨；比干忠心为国，更易激起老百姓的同情。其次，纣王做的许多坏事似乎都是妲己唆使的，这就更迎合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文化心理。那个和纣王差不多坏的夏桀身边不也有一个末喜吗？
魏文帝曹丕问王朗等一班大臣说：“昔日子产治理郑国的时候，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门生子贱治理单父之地时，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时，人们又不敢骗他。这三个人的不同之才能，你认为哪一种更好？”
王朗回答说：“君子行仁义之德，臣民们受他的感化而不忍心骗他；君子明察，则臣子们怕被发觉，就不能欺骗了；君子用严刑重罚来约束，则臣民们怕犯法，怕触刑律，就不敢骗了。实行德政，用仁义感化，可以使臣民们知廉耻而变得有秩序，并自觉地朝着德化方向走。如果靠明察秋毫、重法严刑来治理，臣民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或者有人干了坏事还恬不知耻，逍遥法外。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之大，关键在于你能够权衡利弊得失，一文一武地把握事物方向，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有人问：“季子文、公孙弘二人能降低身份，生活俭朴，而毁誉却不相同，是何原因？”
范晔说：“有人认为行仁有利，那是为了假借仁的名义来捞取个人利益；有的人在身体力行地行义，可是并非希望时时处处合乎义。季子文身为丞相，他的妻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在鲁国一时传为美谈。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同僚大臣汲黯讥讽他是假装朴素。二人的事迹是一样的，可是受到的赞誉却不同。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地不同呢？所以古书上说：‘仁者安仁，智者利智，畏罪者强仁。’考究这三种不同的仁，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其本质却不同。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力争用仁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行仁义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了。”
圣人的道德修养最为完备，学问、才识、品行、贞操，没有一样不完美。具有中等道德水准的人，才识、品学各有所长。所以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时说，柴的缺点是愚笨，参的缺点是鲁莽，师不诚实，由太粗俗，由此看来，德才兼备的人太少了。既然德才兼备的人太少，要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有靠自己后天的努力了。但世人又讨厌娇柔造作，喜欢直爽坦率。不过一个贪婪的人若很直率，贪得爽直，愚得可爱，难道就能听之任之吗？能因此而信任他，认为他是好的吗？正确的回答是，可不能这样讲。人是依照自然法则而生长起来的，本身就具备阴阳之灵气。虽降临人世后有清秀、混浊、贤惠、愚蠢之分，其个性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求欲望，原则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皆爱梳妆打扮，这是人们喜悦的；乘豪华车马，才觉得风光无限。若苦心修德养性，坚守贞操，这是人们难以做到的。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对一般人来说却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一个人要真正达到道德完善的地步，必须进行长期修炼和养性。
智慧金言
因此，用后天的教育来提高臣民的素质，矫正人性的弱点，这是提高礼义的开始。放任自流，顺其自然，自私贪婪的本性就会滋生。但用强制手段实行仁义，不正是对仁义的歪曲和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