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带着快要完成的《大地的女儿》的初稿回到柏林，她打算很快把书修改润色完毕，在德国或者美国找个出版社，只要书一出版，她就可以享受经济独立的生活了。可是，她马上发现，当前的谋生问题压倒一切，她不得不暂时放下书稿，重新回到柏林大学教英语，晚上继续当家庭教师。
名演员蒂娜·迪里厄请史沫特莱到家里教英语，使史沫特莱的生活出现了一段戏剧性的转折。
蒂娜·迪里厄原名奥迪莉·戈德弗鲁瓦，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因为成功地扮演了蒂娜·迪里厄这个角色，别人都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她就把这个名字当作自己的艺名。迪里厄比史沫特莱年长，本世纪初已经演过许多话剧名著，扮演过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女主角。萧伯纳的《卖花女》在德国上演时，迪里厄扮演女主角伊莱扎·杜利特尔。她已经度过了20多年的舞台生涯。
迪里厄一见到史沫特莱，仅凭直觉就明白她跟自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还从来没有一个衣着朴素得近于土气、语言直率得近于粗鲁、眼光锐利得近于不友善的人到她这豪华的宅第里来过。史沫特莱使蒂娜·迪里厄想起了她扮演过的卖花女伊莱扎。伊莱扎是一个贫穷的、没有读过书的、言语粗鲁俚俗的农家姑娘，语言学家希金斯教授用她作试验，在六个月内改变了她的言语和风度，使她变得像一个雍容优雅的豪门小姐。蒂娜·迪里厄发现生活中的伊莱扎来到了她的面前，这就是史沫特莱，而她自己就是希金斯教授。她产生了一个浪漫的想法，要帮助史沫特莱进入上层社会。但很快她又发现史沫特莱跟伊莱扎并不完全一样，史沫特莱是一个才华横溢、意志坚强的人，她需要帮助，也值得帮助。
红遍欧洲的名演员蒂娜·迪里厄有一副热心肠，她知道史沫特莱需要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去完成她的作品，她愿意给史沫特莱一个机会，两人一起到萨尔茨堡住上两个月，让史沫特莱潜心写作。这是1926年7、8月间的事情。
在萨尔茨堡，迪里厄带着史沫特莱住进了豪华的旅馆，在文人和演员的沙龙里把史沫特莱介绍给社交界。史沫特莱从柏林破败的阁楼来到欧洲第一流的旅馆，禁不住思绪万千。看到衣着讲究、满面红光的贵妇人，她想起了瘦弱不堪、疾病缠身的母亲，看到那些活泼漂亮、营养充足的儿童，她想起了自己贫困的童年，想起了科罗拉多矿区小镇街头饥饿肮脏的孩子。她第一次思考“阶级”这个概念，明白了这个世界是由截然不同的对立阶级组合而成的。在给纽约的弗洛伦斯·伦农的信中她第一次提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
……然后我在门厅里四下环视，我见到的都是些机灵的、营养充足的富人，抽着雪茄烟，请人喝酒，付钱时摆出一副金钱对他们是无所谓的姿态。于是我想起他们怎样掠夺搜刮生活中的美好东西，据为己有，而且绞尽脑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辩护。我知道他们都在某处有着大笔的银行存款——他们的钱多得一辈子也用不完……我也明白他们的每一个马克意味着牺牲了某个地方某个工人的婴儿。然后，我听他们谈论“无政府”以及“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危险”。当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谈论时，我怀疑他们有没有丝毫人性——我真的拿不准他们有没有人类的属性……我渴望有这么一天的到来，那时候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足以把整个世界震撼得粉碎，并把这里富人淹死在他们自己的鲜血洪流中。
我很高兴来到了这里，我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受到腐蚀。这仅仅使我面对面地见到了存在于人世间的最可怕的不公正现象——人对人的残忍行为：他们用铁石心肠对待像狗一样活着的人们。
迪里厄夫人主动提出资助史沫特莱一笔钱。让她进柏林大学读书，一直到获得博士学位为止。这对史沫特莱的吸引力太大了。她过去读书，都必须同时工作，以做工所得支付学费，现在有了专心学习的机会，这正是史沫特莱梦寐以求的事情；虽然心里有一种依赖感使她很不舒服，但她仍然无法抗拒。
但是，富人阶级对史沫特莱的“改造”并没有成功，她还是那么本色，那么直言不讳，锋芒毕露，桀骜不驯，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史沫特莱在上流社交界的“表演”并不像蒂娜·迪里厄夫人扮演伊莱扎那么成功。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情：
柏林动物园从国外弄来了几个畸形人，在动物园里展出，据说以后还要到欧洲各国去巡回展览。以文明人自居的富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史沫特莱却抑制不住心里的怒火，她写了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抨击了这种不人道的现象。文章在报上连续发表，“展览”只好尴尬地收场了。
另一次是在祝贺蒂娜·迪里厄在魏德金德的戏剧《弗朗采斯卡》中演出成功的宴会上，史沫特莱和一位不认识的英国绅士闲谈，扯到婚姻问题和性问题的时候，英国绅士说：
“这方面，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以后也不会有进展的。”
“您使我想起了猴子的故事。”史沫特莱毫不客气地讥讽道，“猴子一定注意到了尼安得特人站直了走路。毫无疑问，猴子认为站直了走路是不自然的，它认为在走路的问题上，过去没有什么进展，将来也决不会有进展的。”
史沫特莱讲完，才想到问一问英国绅士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在大使馆工作，我是……英国大使。”
史沫特莱沉默了片刻，接着就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
1927年，德国的政治生活走向危机，法西斯主义势力正在膨胀，而德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发展。史沫特莱同情共产党人，但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参加德国共产党。她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她与德国共产党的观点有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
德国共产党人单纯地把工人阶级看作充满忘我精神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认为一旦革命成功，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史沫特莱认为这是不了解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愚蠢的见解。她根据自己在美国中西部的生活经历，知道工人阶级并非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要走向革命，要经过一段十分艰难曲折的认识发展过程。她也不相信革命一旦成功工人阶级马上就能结束原有的贫穷、落后、无知的状态，她相信消除教育水平低下和经济贫困所遗留下来的创伤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巨的，其中涉及到心理上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研究工人的心理。
第二是妇女解放问题。史沫特莱不相信一旦革命成功妇女就马上能够获得解放。她认为劳动妇女的苦难不仅来源于阶级压迫，也来源于性别歧视。丈夫把妻子当作私有财产、性奴隶和生育工具的对象，即使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很普遍。史沫特莱甚至毫无顾忌地写道：男人只是把女人当作泄欲的工具，即使在过性生活的时候，也是只顾自己的满足，不顾妻子的需要。她主张节制生育，劳动妇女用“生育罢工”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史沫特莱直言不讳地在公众集会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地表白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时候的史沫特莱，已经是一位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记者和日趋成熟的革命者了。
1927年2月，在欧洲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反帝大同盟。以查托为首的几个人周密计划了一年，订于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非共产党的国际知名人士参加，他们是：伯特兰·罗素、艾伯特·爱因斯坦、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们出席了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
反帝大同盟计划在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采取统一立场，反对以维持殖民主义现状为宗旨的国际联盟。布鲁塞尔大会开得很成功，会后发表了宣言，其内容集中阐述了两个问题：为了民族独立而在殖民地内部展开的斗争正日益高涨，预言帝国主义国家将发动战争以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西方的工业和矿业已逐渐转移到殖民地，因此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会议期间，尼赫鲁会见了查托和史沫特莱。尼赫鲁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总书记，他对国外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他们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尼赫鲁以后还在好几个场合和史沫特莱见过面，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情谊。
布鲁塞尔反帝大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包括尼赫鲁、宋庆龄和鲍德温，查托担任常务秘书。史沫特莱没有在反帝大同盟中担任职务，反帝大同盟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中国国民党在柏林设立的新闻处，收集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印度的报刊上报道。她撰写了很多文章，其中包括：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广州、汉口和上海等地的活动；印度革命党人哈巴特·辛格在上海枪杀印度警察头子；70名印度警察转到了广州起义革命政府一边，等等。这些报道的用意在于提示人们注意，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同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应该联合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史沫特莱开始关心中国的命运，到中国去当新闻记者的决定，就是在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