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神圣光芒熄灭的黑夜，上帝已经离世而去，上帝的恩典也就不再为人所崇敬，人的尘世责任也就为人们所遗忘，爱感的缺失使得都市群氓已经失去了在群体之中去爱、去帮助、去认识的能力，人们因为离开神圣者太远，在精神虚无的黑夜中已经睡得太沉，已经化为死寂、清冷、无情的石头，对于未知的、不可见的神圣无动于衷，终日与罪为伍，以丑为美，以恶为乐。这时候就需要有人将人们从沉睡中唤醒，这样人应该热爱上帝并且热切地关注世人，这样的人就是诗人，只有虔诚的人、心中有“创造誓约”和尘世责任的人才能够成为黑夜时代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应该是救赎的，使人能够回应上帝的恩典行动，让人的生命与价值本源重新恢复意义联系，重新寻回自身生命中纯粹、真实、永恒的神性：“通过对自身灵魂的自我认识来找到和发现神性，这是艺术的人本任务、人性任务、认识任务，同时也是艺术的存在理由。”
然而维吉尔却耽误于美的迷雾，遗忘了神圣的誓约与唤醒的责任，造成了对精神故土与尘世责任的失忆。艺术家的自足意识促使他将本应该作为真实象征的“美”变成了完全自为的“美”，美成为了艺术的目的本身（Selbstzweck），他在作品中也因此“混淆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真实的内容为空洞的形式所替代，认识上的真为单纯的美所替代”。在他看来，这样的艺术什么也发现不了，即无法在邪恶中发现神性，也无法在人的神性中发现邪恶，而只是单纯地陶醉于空洞的形式美，完全沉迷于上述问题的“无差别性”，这样的艺术只能是非艺术，而这样的诗也只能称为“卖弄文学”（Literatentum）。
更为危险的是，维吉尔痛苦的意识到，所有的艺术家都面临着一个最为内在的危险，即艺术家的孤独。艺术家因为其自身的自足意志而很容易满足于片面的对于美与形式的追求，满足于在小圈子内追求所谓的精英文学。在这一孤独中，大部分的艺术家都会失败，都会因为孤独而变得盲目，“对于世界的盲目，对于世界中的神性的盲目，对于同类身上的神性的盲目，他们沉醉于孤独之中，只能够看到自身的拟神性，似乎这就已经是他们唯一的特征了，以至于他们越来越多地把他们那种渴望得到承认的自我神化变成了自己创作的内容，这是对神性和艺术的背叛，这是背叛，因为艺术品因此成了非艺术品，成了掩饰艺术家虚荣的不纯洁的外衣。”
不过，诗人终于在虚无的笑声中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认识到了自己因失忆而引起的罪，认识到自己在美之“醉”中的沉溺。而在这背后潜藏的实际上是诗人对于“爱”的能力的丧失，在爱的群体中生活的能力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将自己从自身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拯救进入美之中，在残酷的激励下，他成了一个美的寻找者，成了一个美的信徒和顶礼膜拜者，却从未成为一个爱人，恰恰相反，他似乎成了一个爱之美的观察者，成了一个试图用美来创造爱的人。”在这里，布洛赫实际上是通过维吉尔来批判诗的审美道路的盲目与虚妄。维吉尔终于痛苦地意识到，自然生命自身的感性并不是什么真神和救主，走上审美主义道路的维吉尔从一开始就混淆了美与爱之间的关系：人植根于爱，而不是爱植根于人；美不创造爱，爱却可以创造美。在精神沉醉和自我吟哦的流连忘返的审美诗人根本就是爱感的低能儿和自身神性的健忘症患者，他根本没有作出“爱感行动”的能力，即无法与同类一起承负无法消除的恶，在冰冷残酷的世界里为彼此带去温暖，而只是沉溺于艺术的狂热中，与世界的沉沦一起坠落。他也因此失去了存在的真正核心，而只剩下一个赤裸的、在空虚中颤抖的灵魂。诗人自我与周围世界（包括他人）的联系被斩断，人与世界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在普遍的价值虚无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软弱无力，世界的真实在虚无中彻底崩溃。
在这样苦痛的心理状态下，罗马诗人对于艺术与写作能否赎回欠缺的人生的问题已经绝望，羞愧与苦痛填满了他的胸膛，以致对他而言，“只有唯一一个被允许的、也值得追求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自杀与死亡。”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维吉尔作出了焚毁作品《埃涅阿斯纪》的决定。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同样在临终前要求焚毁作品的卡夫卡，1922年，也就是卡夫卡去世的前两年，他在给马克斯·布洛德的信中这样说：
写作维持着我，但这样会说不是更正确些吗：写作维持着这一种生活？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是我不写作，我的生活会更好。相反，不写作我的生命会坏得多，并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会以发疯告终的。但是显然这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尽管我不写作，但我是作家（事实是这样），而一个不写作的作家自然是一种向疯狂挑战的狂想妄为。但是，作家生活的本身是怎样的呢？写作乃是一种甜蜜的美妙报偿。但是报偿什么呢？这一夜我象是上了儿童启蒙课似的明白了：是报偿替魔鬼效劳那种魔鬼性质的东西我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是沾沾自喜和享受欲在作怪，即在自己和别人形象的周围不停地拨弄翻掘并以此为乐，而且越搞名堂越多，于是就有了一整套沾沾自喜的体系了。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将真的要死了。我过去的生活比别人的更甜蜜，我的死亡将因此更可怕。作为作家的我当然马上就要死去，因为这样一个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仅仅在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这是作家。
诗人的写作和歌唱并不能给人以拯救，反而让诗人与恶和冷漠为生，所以卡夫卡才会焚烧自己所有的未刊作品。把写作视作救赎的人，焚烧作品就等于自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夫卡与维吉尔一样都认识到，令人沉醉的审美毕竟不能给人以最终的慰藉，诗人（“作家”）需要对确实可靠的绝对价值的信念，只有这样，诗人的歌唱才不至于沦为“享受欲的幻想”。维吉尔的焚烧作品与卡夫卡类似，都是诗人精神上的自尽，是诗人不愿与虚无主义妥协、不愿苟活于世的明证，都是诗人为了寻求终极解答而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维吉尔焚毁《埃涅阿斯纪》这一举动充分表明，诗人并不是人类的替罪羊，他根本无法让“人们享受罪愆而不负罪”，恰恰相反，如果说对“神圣誓约”的失忆以及“爱感”的缺失就是维吉尔的罪的话，那么那三个都市男女的出现恰好提醒了诗人，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罪，终于回忆起了“创造的誓约”。回忆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重要概念，基督教精神的回忆就是忏悔。正是在忏悔的极度悔恨中，罗马诗人作出了焚毁作品的决定。但这实际上却是一个十分积极的举动，因为自我要返回与上帝的原初关系就必须通过回忆，回忆上帝的怀抱乃是人的精神故土。回忆乃是因为曾经遗忘。这里的遗忘指人忘记了人的神性本源和上帝恩典的“神圣誓约”。遗忘本身就是罪，而忏悔使罪感中的人的生命感觉重新回到生命的神性源头，并将罪感推向爱感。
在与其朋友普洛提乌斯（Plotius）和鲁勊乌斯（Lucius）的对话中，维吉尔一再向他们言明：“真实即是爱，没有它也就没有诗”。在这里，维吉尔将“爱”与自己的诗学联系在一起。而他之所以要焚烧自己的书稿，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埃涅阿斯纪》根本没有表达出这一真实：“因为爱的真实，正是它将死亡包含在其中，从而扬弃了死亡，而他，被人过高评价的罗马诗人维吉尔，正是在这一点上彻底失败了。”正是在此时此刻，在与死亡和虚无的直接且真实的对峙当中，维吉尔才真正意识，虽然他已经蹉跎了一生的岁月，沉醉于美与幻的迷雾，但是他终于看到了真正伟大的艺术的存在。对此，罗马诗人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构想：“真正的艺术能够突破界限，在突破界限的同时还会涉足属于灵魂、体验与表达的崭新的、尚未为人所知的领域，通过真正的艺术人们能够窥见原初、直观与真实的堂奥。”而在与他的皇帝朋友屋大维的对话中，维吉尔强调，并不是作品中流露出的智慧让诗人成为诗人，“不，那是一种具有深刻预言性的爱，正是它被赐予了这样的机会，使得突破界限成为可能”。而正是在此基础上，诗人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象维吉尔所说的那样：“哦，奥古斯都，在尘世中认识超尘世的事物，同时借助于此种认识将超尘世的事物转化为尘世的形象，以经过塑造的作品和言语的形象出现”。此处的“超尘世事物”指的无疑就是作为超感性世界的代表出现的上帝和他的圣爱，维吉尔的希望就在于让人与世界的欠缺在一个超感性上帝的怀抱中得到爱的救护。正是凭借着对于上帝与“神圣誓约”的重新回归，维吉尔完成了自己由审美诗人向救赎诗人的转变。
维吉尔因为看到了《埃涅阿斯纪》的在“爱之认识”方面的不足，认为它并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品，所以要将之付之一炬。而他所有的朋友，特别是奥古斯都则一再试图说服诗人，挽救这部作品。奥古斯都之所以要挽救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部赞扬他的作品，同时也是因为他真的认为，维吉尔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把维吉尔看成是真正的朋友，并且希望自己为帝国所做的一切能够象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一样不朽。而因为维吉尔一直固执己见，不肯让步，以致罗马皇帝甚至开始怀疑其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且因此喊了起来。正是因为看到奥古斯都身上所体现出的友情之爱的闪光与不经意间迸发而出的真正的爱，维吉尔才决定不再焚毁作品，而是将它交给奥古斯都：“哦，从一个人的灵魂中会流淌出无数个瞬间，它们最终都会消逝在时间的深渊中，但是即便是最为微小的、注定要沉沦的一瞬间也都是不可捉摸的，也都要比任何一部作品更伟大。而从皇帝的灵魂中流淌而出的是这样一个瞬间，是友情的一瞬间，是思慕的一瞬间，是爱的一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