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10月，根据中共西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钱瑛的指示，在重庆召开了中共川东党的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1、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2、加紧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军队的策反工作，3、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9月，熊扬又来雅安，传达钱瑛转达中共小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再次部署西康工作。要他们深入调查研究，收集西隶（包括雅安）国民党的人事、物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资料，供解放西康使用。张安国代表共产党组织和刘文辉的代表杨家桢，就有关起义的具体步骤进行了谈判。胡立民以刘文辉私人秘书的身份，做刘文辉及其家属的工作。杨正南一面抓宣传，办好《新康报》，一面做24军代军长刘元宣及各地区的工作。
中共川西边临了委也派人在刘文辉的部属中开展工作。川西边临工委书记李维嘉和24军代军长刘元宜直接联系，并通过刘的部属肖绍成做刘文辉的工作。中原军区也派遣唐会昌对刘元宜和24军137师师长刘元琮进行工作。留成都的“临工部”还派方舟常驻24军136师师长伍培英师部，帮助筹划有关起义事宜。
中共中央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时机的选择，又由钱瑛传达给中共川康党组织，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都地区负责人熊扬，又把这一精神传达到中共雅安的党组织。9月上旬，熊扬，张安国与刘文辉的代表扬家桢具体商定了关于起义的时机、起义的准备，以及起义后配合解放军的具体部署；
一、起义时机，拟在解放军逼近成都附近时为宜，如过早起义，易遭胡宗南部的袭击，24军的战斗力也无法与之对抗。
二、24军起义后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窜的退路，并以牵制和扰乱的方法，阻止其占领西康，以待解放军到达。
三、保护好城市、交通和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维护好社会秩序。
四、开展民主的思想教育，改善官兵关系，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为起义后配合解放军作战做好一切准备。
根据商定，中共地下党派张安国长住雅安，以便商量有关起义事宜，24军代军长刘元宜和参谋长杨家帧负责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几天后，王少春去见刘文辉听取他对起义部署的意见，“自乾先生，对起义条款有什么不认同的地方吗？”
“不！不！”刘文辉忙不迭地摆手，“家桢代表我同贵党代表拟定的起义条款，虽只是一个框架，但完全出自我及本集团初衷。”
“那自乾先生对此条款……”
“哎……我担心啦！”刘文辉似有难言之隐。
“这……”王少春顿觉惊诧，“我们既然是一家人。用你们四川人的话来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自乾先生究竟担心啥？”
“周先生于公于私，对我本人关照有加，他让我们保存自己，迎接解放。但是，蒋介石又盯我盯得紧。如一味留置西康，必招致怀疑，那时，胡宗南几十万人马解决我易如反掌。如去成都无异于置身龙潭虎穴，凶多吉少。何去何从，我想倾听少春先生与党中央的高见。”
原来是这样，王少春松了口气，心里早有准备，他胸有成竹地说：“党中央和周副主席觉得你去成都为好。”
“何以见得？”
“其一，你去成都。对于四川地方反蒋力量的联合，欲其在紧急关头不致因蒋的威胁利诱动摇，又便于继续不断地巩固。其二，成都为四川政治中心，也是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斗争的中心，你待在那里，既便于同民主力量与地方力量联系，又可在蒋介石集团内部进行分化运作。其三，你去成都，只与蒋虚与委蛇，他摸不透实情，便不致于贸然下手。”
“好哇！”刘文辉兴奋得一把拍在烟盘上。高兴地说道：“正合我意。少春先生的主张，使我下定决心，在蒋介石的暴力控制下与之相争，呆在成都，利我少害，危而实安。”
“不是我的主张，是党中央、周副主席的具体指示。”王少春忙笑着摆了摆手。
“你们想得真周到。”刘文辉感叹道：“时不待我，再不能错过机会。少春先生转告贵党，请放心，我刘文辉坚定不移地原则是投向人民，迎接解放。”
“周副主席还指示，自乾先生去了成都，对蒋的策略应是抽象的敷衍，具体的抵制。”
“好！好！看形势，撑得住就撑，撑不住就走。我马上就回成都，向邓锡侯、潘文华二先生转述周先生的指示，联合一切反蒋力量，在你们解放军到来时，相机起义，配合行动。”
（五）
说走就走。刘文辉得到了党中央的明确答复后，次日便离开了雅安。
车出官邸，刘文辉透过玻窗回望，王少春笑吟吟地同他挥手，仍立在原处。
“自乾先生，成都再见。”王少春是那般自信，那般从容。刘文辉不得不为之折服。共产党人的确不简单。
刘文辉听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与王少春谈话的第二天，便收拾行装回到了成都。从此，他认真执行周恩来要求他“对蒋的策略是抽象的敷衍，具体的抵制”。直至起义成功。
26年后，刘文辉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干部，曾担任过国务院林业部部长，这时是全国人大常委。当他在人民大会堂举杯国庆时，改变他晚年命运，改写了他人生历史的周公——周恩来走上前来敬酒，刘文辉激动而真诚地说；“祝贺你，总理！希望你超过郭于仪。
郭于仪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这位唐代的中兴名臣在安史之乱时，在河北击败史思明，后又配合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成为再造大唐的功臣。他位摄肃宗李亨以下三朝宰相之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据有相位一职达24年之久。
史载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年八十一而终。”其身前身后的荣光，可谓前无古老。
当然，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封建王朝的宰相所不可类比的。但刘文辉真诚折服的心境可见一斑。1976年1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辞世，消息传入刘文辉耳中，他因患癌症卧病在床，缠绵病榻的他流着泪再三请求医护人员“让我再看一眼总理。”追悼会上，刘文辉被医护人员抬进会场，凝望着躺在鲜花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周总理遗体，他挣脱下挽扶他的工作人员，缓缓走动着，一任泪水横流。
半年后，刘文辉溘然病逝于北京。
（六）
1949年深秋。成都愈来愈不平静了。
刘文辉回到成都不久，其玉沙街住宅的对面就出现了一连宪兵，四周则布有大批横挑鼻子竖桃眼的便衣特务。西南氏官公署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站站长徐远举则常在靠近刘文辉住宅旁的一座小楼公然进进出出。
刘文辉的行踪每日都有军统特务的贼眼盯着。
为此，他是早有针对和准备的。从稚安来成都之际，就采取了防范措施：先调了两个卫兵连荷枪实弹驻守在其住宅内，四周则安了便衣队。同时，利用其五哥刘文彩是川西袍哥总舵把子的身份，将附近几个街道的民众自卫队武装起来，与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相对峙，做出随时准备进行巷战的姿态。而刘文辉的日常生活，一切保持常态，家里一针一线都不搬动，没有显示任伺令人疑异的迹象。
但刘文辉只得深居简出了。
国民党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已察觉出了他的难处。还好，他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亲来玉沙街刘宅，不为别的，只为拜访多日不见的老乡——刘自公。
其实，与刘文辉一样，国民党川西地方实力派人物邓锡侯、潘文华也不得安宁，他俩困居成都，提心吊胆。
邓锡侯的兵力约两万，散布在彭县、崇州一‘带的川西坝子上。另有一师布防在成都北门外崇义至彭县的路上。城里公馆只有一个警卫班。
潘文华所继承的“甫系”集团早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下，分崩离析。两个师被抽去华中交与桂系，—个师由其长子潘清州带领驻在川东的酉阳、秀山一带。而成都市内，除却王陵基的五个保安团，还有徐远举属下的军警宪特多如牛毛，随时监视着他们，而胡宗南集团数十万之众就立于蓉城不远，虎视眈眈。
外界乃至国民党上层广为盛传，刘、邓、潘三人有投共意向。更有甚老，社会上广为传官，蒋介石准备以武力解决三人的问题。
如此，潘文华、邓镯侯二人的处境亦是危乎殆哉。
一天下午，闻听邓锡侯来访，刚刚洗过澡的刘文辉连忙从内室迎出。
邓锡侯表情平和，一个大背头梳得油光可鉴，一身银灰色的西装熨得笔笔挺挺。进屋，他就抱拳打着哈哈，直表歉意。
刘文辉明白，他是来探听起义虚实和个中详情的。
“自公，别来无羌？”邓锡侯满面含笑，却警觉地瞥了瞥四周。
“刚从雅安回来，准备在成都过冬喽！”刘文辉让座后，朝其他人挥了挥手。这时，几名弁兵便抬来了一桶鲜鱼和几箱酒，“晋康兄，不承敬意。刚从河中捕捞的雅鱼，专程带来成都，请你尝个鲜，绍兴黄酒50瓶，我五哥刘文彩从大邑老家送来的，不敢独享，”刘文辉指着礼物笑吟吟地说道。
生长于雅安河中的鱼因肉味鲜美，刺少成型，加之佐以川人喜食的雅安汉源花椒相烹，便成为一道名菜。
雅鱼遂奇货可居。
邓锡侯见了，喜不自禁，他将硕大的雪茄从嘴中取下，不住地赞叹：“好礼，好礼！自公如此挂念，真令人感动。”旋即，他笑吟吟地朝门外挥了挥手，令人抬上了车。
刘文辉见对方大方笑纳，脸上顿时喜气灿然。他转身轻轻掩过门，便抱着水烟袋，侧身坐在邓锡侯不远的位置上。
“自乾，此番回成都可不比往日啦！”邓锡侯将茶杯捧在手上，却专注地望着对方。
刘文辉一怔，抬眼无语，只露惊疑神色。
“此一时，彼一时，成都也快成了第二个陪都喽！街面上越来越不太平。刚才我到方正街时，看见你门前宪兵游弋不停。”
“呵”刘文辉明白对方所指，嘴唇一动，脸阴下来，叹叹气道；“谢谢晋康，我已有对策。只是面子上得敷衍一下。所以不敢轻易出府张扬。这不，还得烦请你走一趟喽！”
“这有啥子嘛！老朋友礼尚往来，叫化子都还有三个朋友。”邓锡侯满不在乎说道。
“自然！自然！”刘文辉接过话，“还是小心为妙。王方舟、徐远举几爷子恨不得掘地三尺，抓住我的把柄，邀功请赏。”
邓锡侯深引为同感，愤然作色道：“我日子也不好过。出门上街，会客访友，尽在他们监视之列。”
“所以呀！”刘文辉拖长声音，说得凝重：“我们坐的是一条船，船沉大家亡。没办法，只有一条卜晋康兄——同舟共济。”
“自乾。别卖关子了，你把那边的情况交个底嘛。”
“那边”邓锡侯显然指的是共产党。刘、邓、潘三人决心走起义这条路，一般多由刘文辉在前台联络经略。他今夜造访，实则是急不可待地探究老底。
刘文辉当然心知肚明。如此大事，他虽牵头，但个中情节乃至细枝末节都糯三方认同，尤其是一些川军故旧，他是想把他们一道拉上船的。不过，这时，他和邓锡侯、潘文华一样，处处受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掣时，每前行一走都要瞻顾四周。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起义在其心中，已成定局，但关键的是一步步都不可出丝毫差错。
想到这里，刘文辉望着急迫的邓锡侯，清了清嗓子，缓缓说道，“晋康兄，那边没问题，关键是看你、我，还有仲三的行动和决心了。”
“自乾，”邓锡侯眼巴巴地望着刘文辉，恨不能掏尽心底语：“这么多年了，不说你我保定同学情谊，单是应付老蒋，也足以证明我们是砣离不开秤，秤离不开砣。决心是下定了，除了起义别无他选。”
刘文辉呷了一口茶，重重点了点头，这才说道：“共产党周先生给我专程打来了电报。就你、我，还有仲三三人的行动有了明确回复。”
“周先生啥意思？”邓锡侯急忙追问道。
“周先生电文的大致意思是，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不日将挥戈西南。他让我们一则保存实力，二则对付老蒋，但行事不能莽撞。”
“周先生可谓高瞻远瞩。”邓锡侯感叹中不禁又有些忧心忡忡地说：“迎接解放军西指，那是指日可待。只是，当务之急，我们的处境，我们这点部队，该咋个应付老蒋吗？”
“正因为如此，我才从雅安回到成都。一来联络你和仲三，征求你们对起义的具体安排有啥考虑，彼此有个照应；二则应付老蒋那一帮人，不让他们生疑，三则将来一旦举事，我们三人坐在一条船上，共生死，共进退。”
听刘文辉这一说，邓锡侯大为感动。凭心而论，他和刘文辉曾是保定军校同学，回乡后，二人依靠“保定系”合纵联横，由一名低级军官巧施手腕，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拥兵自重的一路诸侯。但二人虽为同学，却为各自集团的利益。彼此有过很大过节，尤其是“二刘大战”前后，俩人既有团结也有纷争，甚至闹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如今，时局的发展，人生命运的无常，共同的生存状态，却不得不使他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自乾，”邓锡侯往前一倾，伸出厚实的手掌往刘文辉胸前一摊，“我们三人举事，由你出面牵口袋（川语；领导、出头露面之意），肯定没问题。这样，等张岳军，老蒋回了重庆后，情势有所缓和，我把仲三请来，他近来身体不佳，我们三人再议一议，你以为如何？”
刘文辉点点头，神情却变得凝重了。
（七）
布衣卿相、书生公侯，从古到今，多少人引为孜孜以求的理想，却终不可得，空留人生艳羡而已。然而，官高必险，财多必危。公侯卿相被推入前台，驱驰着历史车轮，意气风发。可树大招风。功高务谤，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实则一墙之隔耳。八凌烟阁，上封侯榜的是他们，油烹刀踞，甚至毁家灭族也是他们。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正是这个道理。
刘文辉在国民党营垒中，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他自然是布衣卿相的人物。逢他五十寿辰，名流贤达，政客显贵，冠盖云集，蒋介石还派来特使专贺，刘文辉感激涕零之余，表示要替蒋经略好边疆，一心做个“左宗棠”。
可是，蒋介石对他这番表白并不以为然。国民党凌烟阁上的万户侯是没有他一席之地的。
刀山剑树中，围绕对他的争议话题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集团中，始终不绝于耳，也令蒋介石特别不放心。
凑巧的是，与邓锡侯相晤的第二天，刘文辉和徐远举间又发生了一件震惊成都的大事。
那晚，刚刚送走邓锡侯，管家便风风火火闯了进来。
“主席”管家气愤中满脸委曲，“龟儿子军统几爷子太不像话，邓长官的司机被对面的便衣盘问了好一阵，还被他们打了。卫士连长看不过眼，上前交涉，杂种些蛮不讲理，居然说他妨碍公务，把他抓了起来。”
“岜有此理。”刘文辉一听，肺都气炸了，他一把拍在桌子上，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主席”管家垂首站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他，“你看啷个办嘛！”
“欺人太甚，把周管事叫来。”刘文辉几乎是在咆哮了，周管事是位袍哥大爷，绿林出身，后被刘文辉五兄刘文彩招入府中，悉心栽培，让他在手下啡了个袍哥，谋了个管事职位，刘文辉由雅安回成都后，刘文彩知其处境，特地把他送来成都，组织联络民众自卫队，实则对刘文辉起有保安作用。
刘文辉少年得志，长期执掌重兵，历来看不起袍哥那些鸡鸣狗盗的手段。川康军阀中，邓锡侯、潘文华、田颂尧等都曾借助袍哥势力，有的甚至下海嗨起了袍哥，而刘文辉对此不屑一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