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概括说来，就是属于我国文字史上早期的草书，亦称作草写。这种汉字的特征是：隶书的草写，是由草隶发展演变成的一种字体。它与今草的区别，主要是保留着隶书笔画的形迹，每个字独立不连写。自章草出现后，则广泛流行于两汉。因为这种字体构造彰明，或因适用于写奏章，也有因为汉章帝（东汉章帝刘炟）爱好或以为史游用以写其所著《急就章》而得名为章草。实际上，这种汉字的字体，就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
那么，章草究竟由谁始创作出来的呢？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作了历史考究反映性的记载：“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情云。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行书 属于介于草书、正楷之间的一种字体。这种文字，其字体的特征，概括说来，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没有正楷那样端正。这样，在生活实践活动中，则就逐渐出现将楷法多于草法的，则被人们叫做行楷；将草法多于楷法的，人们就管它叫做行草，相传始于汉末，流行至今。
那么，行书是由谁首创的呢？对此，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作了历史性的记载：“按行书者。后汉隶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北来。工书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
飞白 亦名为飞白书，则属于汉字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相传东汉灵帝（刘宏）时修饰鸿都门，工匠用刷白粉的帚写字，蔡邕得到启发，作飞白书。这种书，其特征是：笔画中丝丝露白，像枯笔写成的模样，汉、魏宫阙题字，曾广泛采用。
对蔡邕始飞白书的由来，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则作了概括性的记载；“按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
草书 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章草。至汉末，相传张芝脱去了章草中保留的隶书笔画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往往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即一般所谓的草书。
狂草 到唐朝，张旭、怀素将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成为狂草。
那么，张芝为何许人？
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据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对草书的由来，及由谁首创的，均作了历史考究性的记载：“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日。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
汲冢书 即汲冢古文。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晋书·武帝纪》作咸宁五年，即公元279年。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作为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现据《晋书·束晰传》），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皆科斗字，称为汲冢古文（原简已不传）。
汲冢书，亦名为科斗文，也叫科斗书、科斗篆。被视为书体的一种。因粗尾细，形似科斗（蜊蚪），故名。这种汲冢书，则是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的一位耕人，于古冢中得到的。对此，古籍名著《太平广记》里亦作了历史考究性的记载：“汲冢书。盖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即姓氏不明］。”
汉字 自古始，中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断进行改革简化，则逐渐发展演变形成比较完整的一套被人们使用的汉字，其数量究竟有多少呢？按照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出版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工具书，分别搜集的汉字，其数量大体情况是这样的：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为9353个字；明代的《字汇》，为33179个字；清代的《康熙字典》，为47035字；1914年的《中华大字典》，为48000多字；197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工具书《辞海》，为15000左右字；1980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为11000个字左右，但在日常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经常通用的大约有500到800字左右。
简化字 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人们不论是学习和使用，逐渐感到（或者叫做意识到）使用繁体字，有诸多不甚便利。所以，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国务院研究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同历史上一样，又一次进行统一文字改革，或者叫做简化文字。
简化汉字的内容，概括说来，包括笔画的简化和字数的精简两个方面，即把笔画多的汉字，改为笔画少的；把有几种写法的汉字，改为用一种写法。所以，人们将简化后减少了笔画的字，给称做为简化汉字，或日简化字。
二、“乃服衣裳”与夜市、衣裳
自从改革开放后，全国许多城市逐渐恢复或出现“夜市”。夜市，除了小吃以外，许多是卖衣裳。例如，北京繁华的西单南大街，其东西两侧每天都有“夜市”，以卖衣裳为主。现在已经没有了。
“夜市”，始于何时何地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唐朝未有“夜市”之说。唐朝的都城长安虽然拥有买卖兴隆的“东市”和“西市”，但唐朝廷对都城“长安”商业的管理和控制是很严的，每天中午（古时，称“日中”）击鼓三百下，表示充许商业区开市，各店铺才能开门做买卖；每天太阳快下山时敲钲（铜制的一种乐器，似锣）三百下，以通知商业区必须罢市，各商店必须关门。对于此种情形，《新唐书》卷四十八的《百官志》里作了记载：“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人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
唐以后五代十国，亦尚未发现有“夜市”，直到北宋时，则才开始出现有“夜市”。
宋太祖赵匡胤统治的时期，为了繁荣经济，活跃市场，东宋都开封发布明令，提倡“夜市”。
对此，《宋会要稿》里有记载，即“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四月十三日，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亦称“三更”半夜）已来，不得禁止。”由此可见，我国正式开放“夜市”，是在北宋赵匡胤统治的时期，其发源地就是在宋王朝的都城开封（亦称“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
中国的衣裳。相传，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黄帝的时期，就已经创出了“衣裳（即今称的“衣服”），战国时期，开始出现“衣裳”名称，并且将上身穿的叫做“衣”；将下身穿的叫做“裳”。如《诗经·齐风·东方未明》里记载：“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古籍《毛传》里亦有明确的记载： “上日衣，下日裳。”不仅如此，而且古时候比较讲究“绿衣黄裳”（《诗经·北邶·绿衣》）。
“衣”和“裳”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了严格的区分，只是保留了这种称谓，有时在一起同“服装”、“衣服”等称谓一起混用。
三、“推位让国有虞陶唐”与“禅让”、“世袭”
“禅让”制，相传始自“唐尧”、“虞舜”，及大禹时期。传说中，远古有一部落名陶唐氏，尧是其领袖，故称“唐尧”，舜是古部落有虞氏的领袖，因而称“虞舜”。禹是夏后氏部落领袖。
传说尧、舜、禹皆为黄帝的后裔。据《国语·晋语》中说，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帝喾（音库）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两毫（河南偃师县），号高辛氏。而尧，就是帝喾的儿子，距黄帝五世。颛顼（音专需zhuan xu）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河南濮阳县），号高阳氏。舜是颛顼的第七世孙，距黄帝九世。而禹呢？传说，他是颛顼的孙子。
传说，尧在帝位，谘四岳。所谓“四岳”，指尧所管辖的四方部落。而所谓“谘四岳”，就是指尧同四方部落的首领商量，民主推选部落联盟的领袖。所以，四岳推举出虞舜作为唐尧的继承人（或曰“继位”）。
唐尧死，虞舜继位为部落联盟领袖后，经“四岳”的推举，派禹进行治理洪水，禹实现了他父亲——鲧治水未完成的大业。虞舜同唐尧一样，同部落联盟里的各部落首领商量，亦经过民主推举出为虞舜的继承人（或曰“继位”）。舜死，禹继位。
禹在位时，亦经民主推举出东夷的首领——皋陶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日子不久，皋陶死，禹又经民主推荐，将皋陶之子——伯益作为继承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夏王朝建立之前——原始社会末期，实行的王位继承推贤举能的“禅让”制。
但是，在大禹统治时期，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即大禹在实行推贤举能的“禅让”制的同时，则又创举出了“王位世袭”。大禹尽管将皋陶子——伯益确定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却不给伯益实权，把实际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启，让启掌握了许多权力。当大禹年老死亡后，而坚守“禅让”制的伯益，传统做法，按照民主推贤举能决定由谁来作大禹的继承人。其结果是伯益没有料到自己的威望和掌握的权力，均不及启。例如，民间中传的歌谣，不歌颂益，而歌颂启：“启才是我们的君主，他是帝禹的儿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