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门徒说：“因为你积累得太多了。如果要追究问题的根源，可以说，小偷是你招来的，是你过分富有让小偷有了偷你的冲动。整个村里的人都很穷，几乎都在挨饿，而你一直在聚敛财富。所以依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罪犯。整个事情都是由你起头的。那个小偷不过是一个牺牲品，我知道他控制不了自己，那是他的错。但是你积累得太多了，财富要被某人过分积累，社会就无法保持道德了。无法保持道德，小偷就会出来，各种不道德的事就会发生。所以，每件事都要有一个度数。”
所以奥修告诉我们：
要永远记住，生命从来不会不公正。如果它看起来不公正，肯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你肯定在什么地方超出平衡了，然后生命才显得有点不公正。如果你感到不公正，你最好检查你自己，你肯定做错事了，你受到了惩罚。所以，保持平衡，你就在天堂里；失去平衡，你就在创造地狱。
也因此，让整个世界保持平衡，无疑就是整体创造多元形态和多元文化的初衷。因为只有多元能保持世界的平衡，还有自然的平衡。自然就是多元的，自然界不可能只有羚羊，也不可能只有老虎，自然界一定要同时有羚羊、有老虎还有其他更多的动物，自然界才能保持平衡，免去极端的灾祸。
同样，世界也是多元的，不是单元的，不管是某个人、某个国家或民族。如果一个人否认多元的存在，不但他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他还会因为自己的短视而做错事，最终让自己受苦。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和一种生活方式，那你就是犯了老子和奥修说的极端的错误，那你就是在创造地狱，那你就该受到惩罚，这是早晚的事。而在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那场世界性灾难，说到底，就是两个否认多元的法西斯犯下的滔天罪过。
自信有两种，一种根植于实力，一种根植于文化。有实力而少文化，个人的自信就少了与整体的链接；有文化而少实力，文化不但会给他实力，即使他得到实力，他仍会按照文化的旨意与人相亲、与国共处。因为真正的文化原本就是整体的意愿，如果整体把一个大文化给了某个国家和人民，一定是相信它和它的人民有能力在平衡世界的使命中担纲重任。
这也是为什么，当整体让一个民族受尽苦难又迎来振兴时，它背后的文化必有整体的支撑；当整体让一个铁腕强国变成废墟时，它应该反省的不是它失败的技术，而是它看待世界的方式。因为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种子，你播下什么样的种子，你就收获什么样的果实，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普遍意义就在于，它适用于每一个国度，也适用于每一个时代。
来世一场，每个人都有使命，每个国家也有使命，且国家与人一样，其使命并非全是轰轰烈烈，浓墨重彩。有人一路高歌，有人钟情小调；有人乐意张扬，有人喜欢内敛。作为地球上的平等人，谁也不能说张扬一族就肤浅轻浮，但张扬族也没理由对内敛族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同为整体的造物，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且你我相互学习，互相帮助，又各不相扰，才是一个公正的地球人该有的觉悟。
这就是觉知，这就叫了解。这样的觉知和了解只有在整体的高度才能瞥见；一旦偏执于局部，又偏执于自己的信念，由反动信念导致的破坏将注定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便在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未因我们的善良而磨损我们内里的坚强，更未因我们机体的贫弱而遭到整体的忽略。事实是，有太多正直、有见地的西方人一直给予我们深切的同情与关爱。英国社会学家罗素就是其中的一位。
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中这样评价中国人：
“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底层民众，中国人都是安然沉着的，显示出一种尊严，即使那些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也不例外。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国家角度，他们都不屑于肯定自己，因为他们自信到极点，不需要这种肯定。他们也承认在军事力量上敌不过那些西方强国，但并不认为用杀人的方式就可以判别国家之优劣。我感到，他们在内心深处确信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具有最美好的文明。……
“最让欧洲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忍耐性。受过一定教育的中国人都能十分清楚地感受到外国的威胁。他们知道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种种侵略行为，也知道英国人在香港破坏广东建立好政府的作为，还知道世界列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未开发的煤铁等资源。他们也知晓日本人的做法：发扬野蛮的军国主义，制定铁律，推动新宗教，以此来抵制西方文明的侵略。然而中国人并不去模仿日本人的做法，但也不完全听凭外国势力的入侵。他们想到的不是近十年要做的事情，而是长达万年。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实体，这比说它是一个政治实体更为恰当，这是唯一从古保留至今的文明。自孔子时期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相继灭亡，只有中国在不断进化中存在下来，尽管受到过去的佛教、现在的科学等外在的影响，但佛教并没有让中国人成为印度人，科学也没有让他们变成欧洲人。我们接触了一些中国人，他们对于西方科学的了解并不下于我们的一些教授，但他们并未因此而一边倒，也没有因此而丧失同本国人的联系。他们对西方那些坏的东西如残忍兽性、焦虑烦恼、欺负弱者、耽于物欲等，是心知肚明，而且一概排斥，对于那些好的东西，特别是科学，则全盘接受。
“我们可以说，中国旧文化已濒临灭亡，其文学艺术也开始改变。孔子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那些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应该向中国传统文化中增加新的部分，而我们的文明正是他们需要的。但中国人并不把我们的东西全盘接受，这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因为中国如果不采用军国主义那一套，将来产生的文明也许比西方已有的种种文明更为先进。”
罗素讲这番话时，中国还处在20世纪20年代，今天再看罗素的话，我们无法不感谢这位睿智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民的由衷赞美和理解。为什么在那样贫瘠的年代，中国人仍能显示出一份沉着的自尊？为什么我们明知日本与西方列强无不靠侵略起家，却依然没有像他们一样穷兵黩武，以恨抵恨？
因为我们知道，天地间唯“仁义”是人类的终极道义，人与人之间唯“仁和”是人类最终的归属和家园。而讲究仁义与仁和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就任人欺凌、任人宰割，这一点，八年抗战，当日本人使尽惨绝人寰的暴虐却发现中国人非但不服软反越战越勇时，他们才明白，中国人是怎样一条不畏强暴的汉子，“中国精神”是怎样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也因此，根植于整体的中华文明，终于成就了五千年不倒的中国人，对此中国军事学者蒋百里讲得好：“中国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同化的攻势和武力的守势；取攻势我们用不着杀人，取守势我们可以拼命。”
但我们不想轻易拼命，不是我们害怕谁，而是在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我们更不想他人失足，导致大家一起受苦受难。这就是真自信的根基，也是大自信的内敛：他不但爱自己，他也爱别人；他不但自己受苦知道痛，他看别人受苦也能感同身受；他从不藐视任何民族与国家，因为他明白，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从古至今最热爱的一件事就是和平，因为他懂得，渴望和平绝不意味着贪图安逸，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要完成、要实现，舍此我们就无法安心，对整体也没法交代。
事实上，没有平等，就不会有民主；没有公正的民主，自由就永远是空谈。而不管是与人相处还是与国相处，相互尊重都应该成为首要前提，这就是那个大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了：你不想让人家那样对你，你就不要那样对别人；你想让别人那样待你，你首先就得那样待别人。
这就是中华文明养育的中国精神，这样的精神看似缺少意念力，但正是这份觉知的信念让我们中国人多了一份内里的平和与自尊，也让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份圆融，少了一份绝对。我们不屑与人争胜，我们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也不想与人为敌，因为我们明白，你给了别人多少痛苦，你将会承受加倍的苦难。
当老子告诉我们“居善位，心善渊”时，我们的理解是，“处在正确的位置，一颗善良的心，方才博大深远”；当孔子告诉我们“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时，我们懂得了，智慧与仁爱之上的勇气，才堪称正直的大义大勇。
当今世界，贫富不均、经济不稳、人口暴增、老龄蔓延、能源危机、金融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气候变暖，种种问题，太需要地球人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其中大国的作用不可忽视，大国的责任更无法推卸。为此，不管与国相处还是与国共事，只有依仗宏观，才有到位的微观；只有依仗整体，才有局部的准确。
这就是觉知，这就叫了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堪称一部觉知的文明，中华文明养育的中国人堪称一个觉知的民族。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已经达到了觉知的觉悟，仍不能否认，五千年文明给我们整体国民一种觉知的方式，也即从整体看待世界的方式，成就了我们中国人。
仰仗这一方式，我们热爱和平，也不惧怕战争；我们以德报怨，也坚守底线；我们从不嫌贫爱富，不管对近邻还是远客，我们都一水持平；我们也不会无理取闹，制造事端，为显示自己的优秀和能干。因为我们明白，优秀从来不是个人的自封，那是他人的赞誉；强大更无须靠欺人取乐，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就因为他强大，他才不屑于对抗他人的缺点，而是爱护他人的优点。
这就是中国精神——以整体为起点，以整体为利害，以整体为准绳。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远非时尚的生活或先进的技术，根植于整体的文化是兼顾自然的平衡，是无私无畏的大爱，是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道法的大原则，是无论在怎样境遇下都能怡然自得的大情怀、大自在。
记得，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过这样的话：
“凡是脚站中国土地，嘴吃中国五谷，身穿中国衣服的，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应该爱中国。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中国将来了不得。”
因为，
觉知的中华文明，值得我们爱；
觉知的中国精神，让我们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