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到郑州以后，吴、靳两人仍然各执一词，捏不到一块。曹叫靳去见吴，靳不肯去，叫吴去看靳，吴自然更不肯下这个身份。好容易曹才把他俩找到一块，说了半天，仍然说不拢。曹急了，大声说：“你们就不能再听我一回话么？”这样靳才表示：“我这儿有多少多少兵，只是粮饷成问题，只要玉帅下命令，我收复武汉。”吴说：“如果是为了钱，我们还有办法！”曹看谈得似乎渐渐入港了，便说：“我破了家，还当我的穷光蛋，我也愿意，荐青，你好好干！”于是决定由靳带队伍收复武汉。但靳始终没有动。
战事越来越紧张，吴劝曹说：“总统回天津吧。战事变化多端，我亲信队伍不过一两千人，恐怕保护不周。”曹一看，再住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只好怏怏离开。走到半路，他就病了，回到天津还闹了一场大病。他对人说：“叫子玉跟荐青把我气坏了，他俩谁也不听话。”这句话他翻来复去说了好几年。
曹锟回到天津，住在旧英租界19号路作寓公。他的旧部熊秉琦、王毓芝、王坦等都常去看他，天津的混混儿们自然也常来叙旧。在公馆里，他仍然是抽烟、打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曹锟始终没有忘记政治。当时中国的形势变化非常急剧。吴佩孚首先从河南逃亡了，靳云鹗的部下也被冯玉祥消灭了，张作霖的部队一度进入河南也没待住。北伐军的势力逐渐扩展，张作霖只好退出关外，最后在皇姑屯被炸死了。国民党北伐成功，从此政治舞台又换了一个场面。
曹锟在天津，每逢旧部去看他，他总念念不忘地谈到吴佩孚，说：“一个人不能以胜败论事，咱们今天还能在天津会面，子玉可不知道落在何方去了！”一谈到吴子玉，他还总要痛悔过去，说：“我悔不听子玉的话，我要不当总统，决没这个事。张胡子他反对我什么？”他忘记了他说话的对象正是替他奔走贿选的“总统功臣”。曹一说到这里，他们就忸怩不安，不知如何对答。
在这些旧部中，最特殊的是王承斌。曹锟倒能“不念旧恶”，一见他来，还是很亲热地说：“孝伯，怎么样？你最近身体不太好，抽抽烟吧。”但曹的部下见了王，就不能这样坦然处之了。往往大家打着牌，喝着酒，连说带笑，正在热闹，王承斌一走进来，大家立刻鸦雀无声，谁也不再言语了。王坦和王承斌同乡，便背后替他解释：“孝伯心里也是惭愧得很。他总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跳进河里也洗不清了。”曹就向大家说：“孝伯再来，你们都要客客气气的，这是我命运不好，不能怪人家！”
曹锟本来相信自己命好，是个福将，经过这场风波，就归咎命运不好。但他还不能忘掉过去那场荣华富贵，天天求神问卜，希望还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可是北伐以后，一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道。直到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入中国，日寇希望以华制华，运用傀儡政权来奴役中国人民，这才想起曹锟。日寇派人来游说曹锟，答应拥护他恢复大总统的地位。不料来人一说，他就翻脸了，说：“我倒霉就倒霉在小日本身上了。他们指使张胡子跟我捣蛋。现在把张胡子炸死了，又来找我了。我有一天起来，不打日本不出这口气！”
曹锟过去的同事旧部如张敬尧、王克敏、齐燮元、高凌霨等都先后做了汉奸。曹锟总算保全了晚节，于1938年死去了。蒋介石为了使北洋政府的旧军人政客不当汉奸，命令对曹锟予以“国葬”，还发给一大笔丧葬费用，使他死后风光了一场。(于学蕴)
偷印假钞，打击奉系出阴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曹锟利用总统职权，迫令财政部印刷局工人，盗印东三省银行和东三省官银号钞票事件，曾经熟知其底蕴者对我述及原委，兹录出以供参考。
为便于叙述事实经过，特先说明两点：
1东三省银行与东三省官银号的关系和钞票流通情况。东三省官银号于1917年发行一二大洋汇兑券(通称为奉大洋或奉票)，除流通于奉天全省外，还流通于直隶省滦东一带及热河省朝阳、凌源、赤峰等县。由于业务发展，一二大洋汇兑券的票值，迄至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始终是稳定的。东三省银行发行兑现的大洋票(哈大洋)，流通于哈尔滨特区和吉黑两省的较大城市。1924年7月，奉系张作霖为巩固和发展其统治，奠定其经济基础，特着手统一东北金融，将东三省银行和奉天兴业银行合并于东三省官银号；哈大洋票归由东三省官银号照常发行，照旧流通。从此，东三省官银号就成为东北的主要金融机构，掌握了以上两种钞票的发行权，而这两种钞票又都是北京财政部印刷局承印的。
2钞票底版的保存。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在钞票印刷完成交割清楚后，底版例由局方保存。东三省官银号鉴于北京政局变化靡定，因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要求由自己保存底版。局方借词定章所限，初不同意，嗣后局方为巩固相互关系，以官银号所印钞票数量既大，印费亦巨为由，破例达成协议，将底版以火漆密封加印，交官银号自行保存。其东三省银行钞票底版仍循例由印刷局保管。这样就给曹锟盗印假钞提供了条件。
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正酣时，皖系曲同丰到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声称有机要大事，坚邀分号经理到他家会谈。会见时，曲屏退侍从说：“我在天津找不到奉天机关，所以只好邀你一谈。我得一件机要消息和证件，要向雨帅报告，特请你尽快设法转达，以便及早采取对策。曹锟为筹措军饷，并企图扰乱东北金融，陷奉军于瘫痪，特面谕财政部印刷局崔局长……”曲说到这里，从皮包内取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崔局长传达曹锟面谕全文。”其大意是：兹奉大总统面谕，军兴以来，军需孔亟，着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三省银行钞票，迅即各印500万元，以济军用。事关机密，不得泄露，违者决以军法从事。曲同丰继续说：“自命令传达后，就利用东三省银行在局内保存的底版，很快地印就了500万元，正拟装运外地。至运往何处，我还没得讯。”曲又取出东三省银行假钞一张，嘱经理辨认。经反复查看，亦未辨出真假。曲说：“这是用原版印成的假钞，骤看与真无异。但是，该局雕版工人为减轻法律上的责任，已在假钞上留有三处暗记。”曲当即指出三处暗记说：“在这三处微细花纹上，各被截去一点点，和其他花纹似同而实不同。真假之判，就在这里。至于东三省官银号的钞票底版，因早被取走，乃按局存票样重新雕刻新版。”这时曲又取出一张尚未雕完票版的官银号十元大洋汇兑券(这时汇兑券仅印成背面)，使经理十分惊讶，深感事件严重，遂急问有无办法予以制止。曲沉思良久，始说：“雕制凹版需要湛深的技术。目前，这种人才国内尚不太多，印刷局仅有四名。我想他们并不愿干这种违法害民的勾当。不过在军法威胁下，不敢不干。如能为他们解决目前生活，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他们是愿意躲开的。雕刻工人一旦离去，雕刻凹版即陷于停顿，假钞也就印不成了。为今之计，只此一法，别无良策。你转达时也可把这个意见提供参考吧。”一场晤谈就此结束。临分别时，曲一再叮嘱切勿泄露。
天津分号经理深感事情紧迫，即将会见曲同丰的经过，并详细指明东三省银行假钞上的三处暗记所在，附带将曲的意见，连夜缮具报告，遣人送呈总号彭相亭会办。报告主要内容是：东三省银行假钞500万元，既被印就，势已无法挽回。如战争不息，迟早流到关外。总号只有掌握好票面所留三处暗记，在能辨真假中，准备将来发现假票时，在被动中作主动的处理。一二大洋汇兑券是我号本位币，流通面广，问题相对最为严重。如俟票面雕成，印出假票，运到滦东，随地可用。风声传播，不待假票流到关外，而关外币值已先惨落。因此，曲同丰所谈策动雕版工人弃职躲避一节，似为应急善策，应予采纳。
彭相亭接到报告后，殊为震惊，立即面报张作霖，张说：“前几天李思浩从上海来电，曾报告此事，我还不相信。他妈的，曹锟和吴小鬼这些小子，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就按曲同丰的意见，赶快设法办理吧！”
初冬时，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忽来一位商人装束的广东人，自称是北京国会议员，新由沈阳来津。在沈阳时，曾与彭相亭会面，彭交给12000元汇票一张，嘱到天津分号领取现款。说罢取出汇票。分号经理查看后，认为确系总号开出的不记名汇票，并盖有见票即付图章，遂照数付讫。该议员又谈及其弟在财政部印刷局工作，与雕版工人友谊殊深，通过其弟的策动，可使这四名工人弃职躲避。这笔款项，就是专用于安排他们离职生活所需的。但对自己姓名，则始终密而不露。
过后较久，这位议员又来分号。告知现有三名雕版工人已携眷避居天津息游别墅旅馆，另一名工人因躲避不及，被捕入狱。目前假钞票版业已停雕，其印好的东三省银行假钞，已悉数运到天津，但不知存放何处。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津号奉总号来电，将张作霖给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的电报送交杨以德。张作霖的电报大意是：曹、吴盗印东三省银行大宗假钞，据报已运津备用。请饬属严加查究，务获归案等语。杨以德接电后表示，一定遵电严缉，并随时径复雨帅。不久，警察厅侦缉队某队长(忘其名)奉杨以德之命，到分号述及财政部印刷局局长崔承炽畏罪来津，匿居法租界佛照楼旅馆，通过法工部局，将其拘押在厅。关于东三省银行假钞，据查早已运到天津，初存置于宫北大街热河省兴业银行。直隶当局曾与美商花旗银行洽妥，以假钞抵押借款，适值战争急转直下，直军败讯频传，花旗银行乃撕毁原议。直军又将假钞运进英租界，隐藏于小白楼某洋行地窖里。警厅正与英工部局交涉办理中。
后来，张作霖与彭相亭专车来津，警察厅遂将此案移送奉军军部。
1925年春，彭相亭对津号经理说：“东三省银行假钞500万元已经全部查获，俟北京财政部派员检查后再作处理。前者给国会议员的12000元现款，已由在押的崔承炽局长如数赔出。”同年5月，津号奉总号指示，将假钞运至直隶省造币厂，并指派分号经理会同财政部钱币司派来的某科长，和造币厂厂长李壮飞，三方共同查点清楚，予以焚毁。就这样结束了假钞案。(孙树勋)
曹锟贿选总统之一斑
黎元洪出京，王承斌索印
我是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采矿、冶金专业毕业的。从1914年到1920年，先在湖北省长公署充当技正，担任技术工作，后在湖北炭山湾等处(阳新、大冶、蕲春、广济)煤矿官厂担任厂长兼工程师。直隶省长曹锐(字健亭)于直皖战后调我来直隶，担任磁县官矿局总办，兼任筹办张家口商埠事宜。我本是工程技术人员，对于军事、政治是一窍不通的，在津时常与王芝祥(字铁珊，京兆通县人)、王人文(宁采丞，云南大理人)、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华世奎(字璧臣，天津人)等人往来。
1923年6月13日下午约5点钟左右，王芝祥忽然从日租界德义楼饭店到磁县官矿驻津办事处来找我，说：“王承斌(字孝伯，直隶省长)等在天津北站拦住黎元洪的火车，向他劫索印信，闹得相持不下，势甚险恶。真是不得了！听说你与黎元洪相识，辛亥革命以来我与黎也有相当的交谊，咱们为什么不去尽尽力解解围呢？”我当时对王说：“我人微言轻。哪能办得了这种大事。”王说：“无论如何，咱们一定去看看再说。”我不得已，就同王芝祥赶到天律北站。见到王承斌、杨以德(字敬林，直隶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赵玉珂(字子声，天津镇守使)、水钧韶(字孟赓，京奉铁路局长)等和天津地方其他重要的官员。在京奉铁路局警务处长办公室。正脸红脖子粗地你一言我一语地研究怎样快把总统大小15颗印信劫夺到手，好向保定曹锟交代，再令火车开往天津东站，放黎元洪回英租界私邸。当时，那些人中有的把着电话，如杨以德一手拿着话筒说话，一手挥着扇子，一只脚登着凳子，其势汹汹。与北京方面高凌霨(字泽畲，天津人)、吴毓麟(字秋舫，天津大沽口人)、张廷谔(字直卿，直隶丰润县入)等，商量着怎样向黎的如夫人黎本危索印(据说黎元洪临离开北京时，把大总统印信大小15颗交给秘书瞿瀛。瞿随黎本危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并随时向保定方面曹锟报告情况，请示办法；有的走动于黎元洪乘坐的火车与铁路局警务处之间，随时提出意见与办法，往返磋商。在这极度紧张、扰攘不休、事犹不得解决的情况中，因天气正热，黎比较胖，血压较高，身上穿着白色西服并未脱掉，且长时间着急而没用饭，他的性命真是濒于危境。王芝祥和我刚上火车见黎，黎便说：“你们来啦！我快死啦！”王芝祥和我当即竭力婉言向黎劝解，黎才答应由铁路医院的大夫给他注射安神的药针，并略进了由铁路局备好的点心和晚饭。
傍晚7点多种，北京方面来电话，报告向黎本危交涉的情形。黎本危说，“非见总统亲笔手谕，绝不交印信”。王芝祥和我向黎婉言劝说：事已至此，请总统早点息事宁人，了结此事，回寓休息，保重身体要紧。黎见势已如此，同意写手谕交给王承斌。王得到那字，如奉圣旨，马上叫水钧韶特备车头挂一节专车，到北京办理索印手续。众人齐候着。约夜间9点钟左右，接到北京电话说，张廷谔已如数索得印信，交给高凌霨，黎这才被放回家沐浴休息。据说，黎一觉到天明，起来时说：“真是无事一身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