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袁世凯在戊戌、庚子间，以权术导引，崭露头角。而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为世人所关注。清末的重臣中主要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李鸿章、刘坤一于1901年1902年相继死去。张之洞和袁世凯便成为在清末政局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清末新政的一些重大举措都是在他们联名上奏后得到清廷批准的。两人在所辖地区推行新政也最为容易，号称清末新政的南北两大支柱。袁世凯曾称赞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规划宏大，进而扬言“当今淮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颇有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中“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气概。
正是由于张之洞性格沉着冷静，袁世凯性格易躁易怒，性格上的差异，使两人慢慢产生了矛盾，而矛盾的症结主要还在于190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年，袁世凯从河南彰德回到天津，专程绕道经汉口到南京，拜访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他的目的本是为了与张之洞拉好关系。当时张之洞很高兴，设宴给袁世凯接风，宴后，又屏退侍从，两人密谈了两个多小时。
当袁世凯正谈得尽兴时，却突然发现张之洞不知何时，已经倚着椅子睡着了。袁世凯只得悄悄告退，并叮嘱仆从不要惊动张大帅。依据当时清朝的制度，袁世凯当时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凡总督出入辕门均须鸣炮致礼，炮声一响，惊醒了张之洞，张之洞自知失礼，连忙表示歉意，约定后会有期。
次年，张之洞从武昌北上入京觐见时，途经保定，袁世凯率北洋将领和属官设盛宴款待张之洞，把他视为上宾，当袁世凯亲自率将领属官举杯为张之洞贺酒时，张之洞又一次伏案垂首，呼呼大睡，这次使袁世凯大为难堪。因有众多的手下在场，所以袁世凯以为张之洞是存心怠慢，是故意让自己在属下面前失去脸面的，从此他对张之洞耿耿于怀。
其实这是因为袁世凯不了解张之洞的生活习惯，才误会他了。张之洞性情孤僻，起居无常，比如他习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就是很好的一例。
不管怎样，张之洞、袁世凯毕竟同为汉族权臣，都是清末“新政”中的主角，他们之间虽有隔膜，但因同受满洲贵族的猜虑，所以他们两人刚人京时，交往还是很多的。但袁世凯对张之洞，表面上很尊敬，背地里则心怀忌恨，而张之洞尽管越来越觉得袁世凯奸诈阴险，揽权无忌，但张之洞从全局出发，在一些小事上并不和他计较。比如张之洞初到北京时，居无定所，当时袁世凯居住在东安门外北洋公所，他告诉张之洞说他还有一处院落在锡拉胡同，地方很近，可以借给张之洞居住，于是张之洞就搬过去。但是袁世凯却暗地吩咐看门的每天记录来见张之洞的宾客姓名一一呈报给自己。
刚开始，张之洞并不知道此事。一天，袁世凯看见有个从外省来的客人，就对客人说：“你已经去拜见张之洞了吗？”客人答道：“还没有。”袁世凯说：“怪不得，我昨天看登记本，上面找不到你的名字。”之后，那人把这个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之洞，张之洞泰然处之，并没放在心上。
张之洞在湖北主持的新军，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虽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有很大不同，张之洞作为一个忠君爱国的封疆大吏，把编练新军当作是国家自强、抵防外侮的重要措施，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步骤，而不是像袁世凯那样善于招揽兵权，玩弄权术，把北洋军变成了“袁家军”，最终演变成一个既危害清政府又危害民国的大军阀。
尽管张之洞和袁世凯之间嫌隙始终存在，但张之洞在关键时候还是救了袁世凯一命。
张之洞和袁世凯虽然在朝中地位相当，但因为张之洞城府很深，所以没有明显的政敌，处境比较安稳，而袁世凯则因曾出卖过光绪帝，被皇帝系统的贵胄深恶痛绝。传言，光绪帝临死前留下遗诏要求时机一至，将袁世凯立予处斩。光绪帝之弟载沣任摄政王后，扬言为兄报仇，必杀袁世凯而后快；更重要的是，作为汉宫的袁世凯占据军政外交要地，“权重震主”，为“亲贵集任”所不容。这样，光绪帝、慈禧死后，袁世凯马上就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了。
张之洞非常清楚唇亡齿寒、相辅相成的意义。他虽对袁世凯一贯骄横颇不快，但他意识到，亲贵们“除袁”的真实内蕴是排斥汉官，所以就对袁世凯有同病相怜之感。因此，1907年6月梁鼎芬专折奏请罢除庆亲王权臣袁世凯时，张之洞对梁鼎芬的这个折表示很不赞成，认为国家危难之际，有这种过激行为不合适。
后来，当隆裕太后和载沣准备杀袁世凯时，张之洞极力谏阻。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隆裕太后召见诸位大臣，载沣在侧，太后宣告了袁世凯的罪行，说当初帝后不和，国政不均衡，都是袁世凯从中挑拨离间所致，所以应该对袁世凯判以极刑，以谢天下。当时诸王大臣都默不作声，只有张之洞挺身而出，慷慨陈闹，为袁世凯辩护，说袁世凯无能离间帝后，而且袁世凯身负带兵重任，许多军事重地，也都是他的势力所处，处置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灾难。
张之洞还说，当时皇帝年幼，而时局又很危险，这种情况下不能急着诛杀大臣，否则就会动摇国家的根基。只要罢了他的官，把他赶出北京就行了。听了张之洞的话，载沣没有言语，于是朝廷马上命令袁世凯开缺回籍“疗养”。这种比较缓和的处置，避免了统治集团内部满汉势力的火拼。
张之洞力荐袁世凯，为袁世凯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次救了袁世凯，却为清朝灭亡种下了祸根。张之洞良苦用心，但此时此刻，清朝矛盾日趋尖锐，已非张之洞之力所能挽救。
可以说，在劝阻载沣杀袁世凯这件事上，张之洞起了很大的作用。张之洞谏阻杀袁世凯，是从维护清朝政局，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汉满矛盾思考，他事后曾对人说：“一旦杀了袁世凯，那么朝廷就等于是给杀官罢吏开了头，此头一开，就可能带来不小的祸患。我不是为袁世凯着想，而是替朝廷着想。”
因此，看问题要从大局考虑，不能被自己的个人恩怨所掌控。当对手有难时，不要急于落井下石，要从更高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也许站在更高的角度看你们是属于一条线的蚂蚱。你拆了他的台，可能使你自己的台也不稳了。
内外兼修，成为真正强者
对于德礼的关系，刘伯温在其着《郁离子》中有一段精彩描述。刘伯温曰：修己治人之道，只“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不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历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已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恨，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感叹无已。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子不相涉，那么读书有何用？虽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怎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可替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鞠躬尽瘁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这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有何异哉？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言外之意，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时，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之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苟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顺乎流欲。近世张尔岐氏做《中庸论》，凌廷堪氏做《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
大意是：
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即：“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诚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
历来圣哲们的胸襟十分宽广，而达到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笃恭修己而生出聪慧睿智，这是二程的主张；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这是孔子、曾子、颜回、孟子的至高追求；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这是陶渊明、李白、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懊悔自己年少时不努力，老时常有一种悔恨萦绕于怀，对于古代圣贤的心境，无法领略一二。反复寻思，叹喟不已。
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这均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切入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我们毫无关联，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虽然能写文章、做诗篇，卖弄自己的高雅，也只能称得上一个识字的放猪奴才罢了！怎么能够说是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拔人才，也是要求士人能够代圣贤立言，明白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这样才能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踏踏实实地办事而成为大众的表率。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尽管能写文章、做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同用放猪奴才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尽所能修养德行，我们是不能见到了；他们修养身心，掌管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全部秉持的是礼。
从内部来说，如果舍弃了礼就无所谓道德；从外部来说，舍弃了礼就无所谓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善，而记录的书籍以《周礼》为书名。
春秋时期，土大夫通晓礼，善于游说的人常常能够说服人，而使他的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外表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也要讥讽的。荀卿、张载小心翼翼地以礼为实务，可以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去追逐流俗。近代张尔歧做《中庸论》，凌廷堪做《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的原貌。
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必须内外兼修，增强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成为天下无敌手。其实，本领越大的人越注重内外兼修，让自己从根本上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