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们曾在一些陪葬物中发现了几个约1米长的弓，其中也有一些质量低劣的陈列品，是在没有珍贵的原件的情况下用它们作替代品来陪葬。随着时间的流逝，匈奴人离他们的家乡越来越远。由于从亚洲来的给养总是不到位，不但使军队的战斗力受到限制，也使制造这种弓所必备的材料很难搞到，而且只有极少的专家知道如何进行制作，因此这种弓越来越少，它的价值也就越来越高。
匈奴人的箭也是从亚洲带来的。箭杆上特别的开口使得射出去的箭能发出不同的声音。用这种方法匈奴人就能在战役中传达敌方不懂的命令。箭头是铁制的，呈三棱状，长度大约为60～厘米。它的穿透力是致命的，欧洲人从未见识过。它穿透罗马士兵的鱼鳞甲上衣就像穿透一张纸，使敌人为此惊骇万分。匈奴人的弓能从60米外准确射中目标。于是，敌方的击剑手、掷标枪手以及传统的弓箭手往往奈何不了匈奴的弓箭手。在这种军事优势下，匈奴人无往而不胜。
由于这种军事上的优势，所以当匈奴人突然出现在欧洲的边界时，令欧洲人一下子陷入了世界末日来临的忧虑中。他们面对这种作战方法无能为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作战方法是与敌人面对面地作战，直到强者胜利，现在却被替代了。
当罗马人在作战中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时，他们开始考虑对策。士兵们穿上了锁子铠甲，但这种新型装备在行军和作战中很不方便。虽然士兵们受伤的机会少多了，但他们无法自由活动，因此也不能很好地作战。
匈奴的作战战略取得了至关重要的胜利。小规模的500～1000人的精锐部队在密集的弓箭掩护下，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向敌人进攻。一旦敌方聚集起来准备应战，匈奴人便假装逃跑，引诱敌人追赶他们。这时，一直埋伏在附近的弓箭手便开始放箭，只有极少数的敌兵能够幸免于难。刚才还假装逃跑的骑兵这时又折返回来，向敌军的阵营进攻。5世纪末的希腊历史学家措西莫斯在其《新历史》一书中记录了匈奴人的这种作战策略。匈奴人很讲技巧，他们先逃走，但接下来“……从侧翼向敌人射去飞蝗一般密集的箭，接下来是一场血腥的屠杀”。
谁要是躲过了匈奴人的箭，那他必须当心匈奴骑兵的双刃长剑。通过许多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对这种长剑已经很熟悉了。剑柄通常用黄金装饰并镶有次等的天然宝石。与匈奴人的弓箭一样，这种双刃长剑也胜过欧洲人使用的剑。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剑的把手上部有金属的护手，这样在与敌人搏斗时就能保护匈奴战士的手。
战争对于匈奴人来说就是工作，马背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他们为自己，也为别人而作战。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袭击并抢劫村庄、房屋、教堂和城市，只要能搬得动的东西他们都尽可能地搬走。在第二种情况下，作为雇佣军他们把自己的身价尽可能地抬高。他们甘冒生命危险替别人作战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是在于价钱。对他们来讲，战争以谁的名义进行都是一样的。
这并不是说匈奴人仅仅靠战争为生。他们还进行马匹交易，当然也从中赚了不少钱。对于他们来讲，马匹也许是惟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从在战争期间进行马匹贸易要受到重罚这一点上，足以看出马匹对匈奴人的重要性。敌人的骑兵队是不可以使用匈奴人的马的。
这些奇特的匈奴人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根本不打算保住已攻占的地盘。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去耕种而把农民从田地上赶出，也不是为了占据市民们舒适的家而把这些人从城市里赶走；更不是为了攫取特权而将当前的政府驱散。他们无情地抢劫、掠夺和杀人，而受害者们却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此，他们比所有人们已知的敌人更可怕。教父们对此惊惶失措，觉得世界末日的预言中所描绘的骑士们现在来了，匈奴人是来执行报复的，这是上帝的惩罚。在即将面临的灭亡面前，奥古斯丁写道：“世界已经沉沦，并将灭亡。”
生肉垫在马背上
自从匈奴人出现在欧洲边界以来，就出现了不胜枚举的传说。有人说，他们用敌人的头盖骨当作酒碗。又有人说，他们杀死老人，在战役开始之前把箭浸在用胎儿煮的汤里。他们吃小孩的肉，喝妇人的血。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骑在马上，甚至坐在马鞍上睡觉。他们的腿萎缩得不能走路。4世纪末，阿米亚诺斯曾写道：“艰苦的生活方式磨炼了他们（指匈奴人——译者注），他们从不把食物煮熟了吃，也不需要美味佳肴。他们吃野菜的根，任阿一种动物的生肉。他们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以此来加温。”这个广为流传的有关匈奴人饮食习惯的谣言，是以其真实的核心为基础的。匈奴人要么为了尽快治愈马背上被木马鞍压伤的地方而将生肉垫在马背上，要么就是随身携带着的风干的肉。直至今日，一些草原部落仍用风干的方法储存过冬的食物。
匈奴人还是心理战的专家。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载：“为了在作战中能吓倒敌人，他们不惜用刀子把脸颊划破。”胳膊与肩膀上纹着各种花纹，身上裹着兽皮，箭筒中放着血红的箭。披挂着骨头和兽角，腰带用五颜六色的帕子系在一起，交叉地搭在衣服上，把染成栗红色的头发弄得蓬乱或扎成辫子，并将一部分头发剃掉，咆哮着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冲进敌阵内。
除此而外，还有另外的传说，匈奴人先把自己的面颊划开，然后再把伤口缝合起来。这样，他们原先就很稀少的胡子就会很难看地从疤痕中长出来。“他们的肤色很黑，脸没有定形。应该是眼睛的地方长了两个黑洞，鼻子平扁，脸上疤痕累累”，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这么写道。而希腊历史学家措西莫斯则认为，他们“看上去与猴子差不多”。“匈奴人的新生儿也有一张令人恐怖的脸……他们的鼻子不允许长得超过脸；为了长大后在作战寸能戴上脸盔，不惜用带子裹住鼻孔以遏制其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亲生母亲才会给亲生的儿子破相……”以上是克莱蒙的主教斯道尼乌斯对匈奴人的写照，他年轻时曾在高卢与匈奴人的交战中了解到匈奴人的作战方法。他又补充道，据说匈奴人的孩子的鼻子也要被压平，这样头盔就不会从脑袋上掉下来。
这样的描写使得罗马人及其盟友们陷入了恐慌中。显然，这些过于夸张的描写为的是引起人们对异族的恐惧，而这些异类在不久将会夺去统治权。在罗马，面对匈奴人的入侵许多人出现了歇斯底里的情绪。
另一方面，罗马人对亚洲人矮小敦实的身材以及平坦的五官渐渐不再陌生。罗马人通过使节来访，认识了阿兰人和小亚西亚及波斯的一些游牧民族。而当时用外国人作奴隶的时尚也对罗马的多民族融合起了促进作用。
随着匈奴人在欧洲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甚至接收了他们的审美观。从分布在蒙古到法国西部的匈奴人墓穴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死者的脑袋不是通常的形状。在太阳穴和额头可以发现明显挤压过的痕迹，以至面部的皱纹一直延伸到头盖骨。原因很显然：头盖骨被拉长了，因此脑袋的形状受到了改变。考古学家称之为塔状头盖骨。人们还认识到，这种人为的畸形是如何产生的。由于婴儿的骨头很软，还处于可塑期，人们就用带子或腰带捆在婴儿的颅顶，这样，脑袋就被拉长了。
在匈奴人当时占领的地区，只有贵族及王侯才有这种头盖骨的变形，这是与下层阶级相区别的一种社会界限。甚至在日耳曼地区，在图林根和奥登瓦尔德，人们都找到了这种新时尚的证据。欧洲人也学这种外来的时髦证明了匈奴人在被战胜者那里受到了多么大的重视。
漫长的大迁徙
进行民族大迁徙的匈奴部落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所谓的白匈奴，他们在高加索山脉以及古波斯帝国的北部安家，并在那里统治达数百年之久；另一个是黑匈奴，他们的皮肤晒得黑黑的，比白匈奴还黑，他们来自乌拉尔山脉的西麓。374年黑匈奴在他们的头领巴拉米尔的带领下渡过了伏尔加河，突袭了居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阿兰人。
阿兰人同样也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是匈奴人西侵过程中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长矛和剑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匈奴人的武器。由于阿兰王国位于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因此历史上第一次有两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国和罗马都把这一事件写入本国的编年史中，记录了这个位于俄罗斯南部和伊朗北部的王国毁灭的全过程。
在民族大迁徙的早期，小批出逃的阿兰人就渡过了日内瓦湖。后来，阿兰人和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了一度很强大的“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王国”。但大部分阿兰人都留在亚欧交界处，届服于匈奴人。
曾经为敌的游牧民族不久就成为了盟友，匈奴人和阿兰人一起攻击第聂伯河西岸的东哥特人。年迈的哥特国王埃马内里希，曾是个把从俄罗斯北部直到克里米亚半岛的日耳曼地区统一起来的领袖。但面对敌人的绝对优势，他放弃战斗自杀了。
在黑匈奴人越过了伏尔加河12个月后，也就是375年，形势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东哥特人在逃跑的同时，将原先定居在第聂伯河和波罗的海三国之间的兄弟——西哥特人一直赶到多瑙河边。考古学家们根据西哥特人遗留下来的村庄、墓地以及藏匿的金银财宝描绘了他们逃跑的路线。就像阿兰人曾在匈奴人面前败北一样，东哥特人虽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也抵御不了匈奴人的进攻，最后不得不屈服。被驱赶着离开了第聂伯河畔，最后来到了罗马帝国的边境。西哥特人害怕匈奴人、阿兰人和东哥特人会联合起来夹击自己，这时他们惟一的存活机会就是得到罗马帝国的允许渡过多瑙河。不然等着他们的就可能是一场大屠杀。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允许，西哥特人于376年越过罗马帝国的疆域，将自己的地盘让给了匈奴人。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与匈奴人的战争还将持续两代。匈奴人一下就占领了东起亚洲腹地，西到多瑙河边的大片疆域。他们的著名领袖在今天的匈牙利安营扎寨。
虽然匈奴人占据了大片的领土，但他们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国家。居于黑海附近的白匈奴人没有加入西征的行列，他们还是愿意自己决定与谁作战，怎么作战。黑匈奴的个别部落在远离多瑙河的古阿兰帝国定居下来，与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疆界边安家的同胞们几乎没有联系或只保持着很松散的关系。后者则被当作来自东方的威胁。匈奴有许多独立的部落，部落之间虽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强国。只有在追求军事上的胜利，并联合起来保持住已获得的胜利果实时，他们才会成为一个无限的强国。
一部分占领了今天伊朗和小亚细亚的白匈奴人越过了高加索山，罗马城池的富足他们早有耳闻，于是他们将东罗马的城池定为进攻的目标。使他们所料未及的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游戏。匈奴人人侵的消息传到了君士坦丁堡，从那里又传向罗马。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无奈地认识到，不仅仅多瑙河边有匈奴人的存在，而且匈奴人还要掠夺小亚细亚东部的省份。
不久，匈奴人穿过今天的土耳其，直达安条克（今天的安塔基亚），古代一个富足的大都市。没有力量能够阻挡住他们。安条克的一位居民在一块石碑上为后人把那场可怕的浩劫记录了下来：“他们就在我们中间，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在圣泉中饮马，在庙宇的台阶上霸占我们的女人，在城市的柱子上悬挂我们孩子的头颅。我们的女儿被脱光衣服，放在马背上带走。她们就这么离开了安条克，我们再也没有见着她们。”
与陷入恐慌的居民不一样，罗马皇帝并没有被这些恐怖的消息下倒，他很清楚，东北部的匈奴人会很快消耗光哥特人的存粮，并且得不到补给；同时他们在小亚细亚将持续受到波斯和东罗马的反击。狄奥多西同时也认识到，匈奴人以劫掠为生，以别人的存粮、牲畜和金子为生，因此有了军事胜利才有这一切。他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情况，与多瑙河对岸的匈奴人媾和，为的是控制住叛乱的西哥特人。当西哥特人面对匈奴的入侵越过边界逃到罗马帝国时，他们虽然对罗马皇帝表示臣服，但西哥特人还是想保持独立。
尽管匈奴人在小亚细亚进行掠夺，但狄奥多西还是与白匈奴缔结了联盟。他希望这样能限制黑匈奴的统治。对外，他把自己打扮成所有匈奴部落的朋友，而实际上他煽动这部落反对另一部落。采取了这种不能不说是危险的政策，狄奥多西使自己的国家保持了长达20年的安静。
但是，当狄奥多西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这种宁静一下子就被打破了。这时，多瑙河边又开始了新的战争，匈奴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冲突及匈奴人内部的倾轧使形势变得一团糟，这一年是395年。罗马帝国的统治是否还能保持稳固？情况看起来不妙。罗马人以往对边境上发生的战争一直很平静，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恐惧。在狄奥多西死后，这个长期分崩离析的帝国终于分裂了。从此出现了两个统治者，统治东罗马的是阿卡迪，统治西罗马的是霍诺留。
英雄出世
到了4世纪末，欧洲的匈奴人已经属于强国的范畴了。阿提拉的童年与他的父辈不一样：他们出生在狂风中的帐篷里或者是牛车上，在长途西征中度过他们的童年。阿提拉虽然也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但他是生长在一个全新的时代。
公元410年，当这个匈奴王子14岁时，他被带入了拉韦纳（西罗马帝国首都）霍诺留的宫廷中。在那时，贵族和诸侯的孩子作为所谓的人质被送到他国宫廷中去学习一些异国的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首先，这种民族间的交流是互相尊重的表现，同时也是互不发动战争的一种保证。
拉韦纳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而罗马是行政首都；直到今天，从当时华丽的马赛克及独特的宗教建筑中，我们还能看出古典时代晚期权利中心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阿提拉与长他5岁的罗马贵族阿契斯交上了朋友，阿契斯曾作为人质在匈奴王路加的宫廷中呆过。
阿提拉在意大利北部的这个城市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岁月。他学习希腊史和罗马史以及文明世界的高雅风俗。此外，他对新创的宗教基督教很熟悉，他的拉丁语也不错。他学会用罗马人的眼睛看世界。这一切使他成为罗马人理想的盟友，同时也是一个危险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