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效果的研究已经逐步突破“议题设置理论”，而趋向“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议题设置理论”的结合，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围绕着受众来研究受众如何对待和利用媒介信息，即以受众个体接触媒介信息的动机和目的是否得到满足，来确定效果的有无和大小。“使用与满足理论”不仅要考察受众“从媒体中获得满足以后行为的反馈作用，而且考虑到使用者的需要、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和心理根，这些形成了人们行为的动机”。受众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信息和选择媒介。但是，在传播的实际发生过程中，由于受到“议题设置”、“把关人”等过滤，受众的主动性是有限的，“人们还应注意到，在传播活动中，还有一个居于更加有利地位的、更加活跃、有时甚至是极其固执的和独断的传播者”。因此，价值传播的效果是媒介议题设置和社会公众自主选择结合而成的，强调任何一面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舆论监督”一词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部分是舆论，而谓语部分的监督隐含着一个表示效果的宾语，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社会上各种偏差行为或观念自由表达意见从而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对社会偏差行为不产生社会效果的舆论不能称之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所强调的是一种结果，即监督成效。它是由媒介先将议题设置出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同时，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公众也在用自我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媒介所设置的议题，汲取满足自我价值需求的信息。当二者吻合，达成一致时，公众便会对一致认同的社会偏差行为者进行抨击和谴责，使社会偏差行为得到矫正，实现舆论监督效果。因此说，舆论监督的效果是价值传播效果的一种表现形态。
三、舆论监督的发展推动价值传播系统的完善
舆论监督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标志。舆论监督的深化和发展，必将进一步敦促价值传播系统的逐步完善，促进价值传播系统的进一步健全。
（一）舆论监督的发展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标志
舆论监督的参与者越多，表明价值传播系统越民主，越受民众欢迎。舆论监督发展完善的表现之一是参与者增多，参与者越多，舆论监督的威力越大。只有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保障下，人民才有机会、有权利参与到舆论监督中来。舆论只有关注大众生活，关注民众安危，真正地为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考虑，公众才有可能投身于监督，提高参与热情。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操纵价值传播系统，操纵和压制舆论，广大民众敢怒不敢言，舆论监督向两极化发展：要么声音微弱，直致消逝；要么在地下传播，直到形成一定规模，拥有一定组织，才从地下转到公开，以极端的形式（即起义或暴动）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统治。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民主制的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成为人们具有现实意义的基本人权，广大群众有权利对某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提出批评意见，通过一定的途径发泄心中的不满，表达自己的心声，使群众和权力机关的意愿得以沟通，使社会偏差行为得以纠正，大大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提高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舆论监督的群众参与度、舆论监督的效果和深度是价值传播系统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程度的晴雨表。舆论监督的覆盖面越宽，表明价值传播系统越民主化、法制化。自下而上的舆情反映才越完善。
（二）舆论监督的之于媒介的环节之中
舆论监督是广义上的，是对一切社会偏差行为的纠正之于媒介的环节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媒介的自我监督和约束。
在媒介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虽然是为了（姑且这么假设）公众而生产而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公众的直接反应缺席的时候。
“事实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并无意去掩盖和扭曲事实的全部和真相。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问题出在媒体的商业化上，媒体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与感官刺激需要，故意渲染个别的暴力场面，而不是详细介绍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各种媒体都这样进行“竞争”的时候，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导致媒体内容的繁荣与多样，反而使它变得千篇一律。计划经济时代，媒介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权力，权威性很大。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特别是媒介产业化以来，虽然媒介的政治属性没有变化，但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于是媒介本身同时也成为重要的社会利益单元，必须考虑在经济意义上最大限度地争取受众，于是，媒介受到广告商的制约。当媒介实行舆论监督时，它本应该代表公共利益，然而由于舆论监督的报道通常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于是，出于媒介自身的公关需要，常常会出现将严肃的舆论监督进行有意炒作的现象，甚至会为了争取公众，制造假新闻，歪曲事实，制造效应，蓄意利用人性的弱点，过分迎合人的自然性，置价值判断、理想教育、道德情操于不顾，在传播中充斥着暴力、色情和无聊的趣闻、虚假的消息。媒体这种追求感官刺激的风气是对世俗消费文化的一种迎合，世俗消费文化拒绝崇高与理想，回避思考沉重而深刻的问题，着力于给受众带来愉悦、宣泄和刺激，从而使大众在不动脑筋的乐与笑之中，放松了或放弃了理性批评与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真善美的价值判断。
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应当为全社会的经济文化进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保护本土传统文化作出积极努力。西方普遍认可的传播自由，是指没有检查制度、许可证和政府其他的控制，以便公众有不受妨碍地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接受新闻、思想主张、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平等权利。这种理想理论看似很有优势：对掌权者和施政集团或机构进行密切的公共监察，向社会公众提供关于掌权者的充分信息，即使这种信息的提供因为迎合市场趣味而过分侵犯到个人隐私；给予公民自由表达观念、信仰的机会；保护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信息丰富的、便于自为自决的环境中；为文化和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反思、变革、创新提供有活力的和宽容弹性的空间。传播的多样性使潜在的、对立的群体可以通过交流增加理解而限制社会冲突，为边缘的少数人的利益和观点提供生存和表达机会，因此增加了社会的丰富性、自我调适性。
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定的，传播媒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应承担责任，以及进行必要的自我约束。麦奎尔指出，任何掌权者都强调传播媒介应心照不宣地维护社会秩序。问题是，多元的社会不只有单一的支配秩序。媒介应当通过关注社会不公平状况而促进社会改良和整合，而不应当鼓励、渲染罪案或违法行为而破坏法制和秩序。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战争、国防机密、恐怖主义威胁、外国颠覆等），传播自由应当根据国家利益受到限制。在关于性、暴力和语言使用等涉及基本道德、公正和趣味的问题上，媒介应当按照为人民大众普遍所接受的准则对传播内容进行控制。同时，传播的内容和语言应当体现出人民的现实生活。媒介应当致力于弘扬本国的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文明教育，鼓励高品质的文化创造。它主张扬弃旧的传播观念，在传播制度、职业伦理等层面进行变革。舆论监督在实施价值选择和评判的过程中，不能歪曲事实、哗众取宠、新闻炒作，媒介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上要有约束和限制，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奉行有约束的自由传播和表达。
第二，传播内容的自我优化。随着媒介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媒介越来越热衷于趋同受众。但现今关于受传者的调查多着眼于短期，对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少宏观的分析和预测。体现在传播形式上就是频繁改版，频繁更换栏目。在传播内容上也只是关注眼前的问题，很少从社会公众长远的价值观念进行定位。
为了新颖和奇特，媒介有时把外国流行或时尚的东西搬进国门，加以渲染。如韩国的服饰、电视连续剧、网络游戏，好莱坞的电影，美国标榜的自由、民主等，都成为价值传播的热门内容。有的信息内容虽然没有直接表明不益的价值内涵，但其信息背后隐藏着不健康的价值观念。如今，许多在韩国本土都禁止青少年玩的游戏却大量地涌入我国，影响了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有的甚至因为玩电脑游戏而误入歧途。因此，舆论监督就要监督和检查价值传播内容是否积极向上，是否有利于民族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社会公众长远的价值观念的建设。
第三，价值传播者的监督责任。传播者是价值传播活动的主导，他们发起传播，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传播内容，选取传播方式和媒介，对价值传播的发展和效果的达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传播者故意歪曲事实，将会误导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和判断。“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严重歪曲事实，误导受众大搞“阶级斗争”。
以往的价值传播者是固定的，易于掌握和控制。而现代社会，传播者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在网络上，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陈述事实，并在瞬间传遍全球，很难对其进行及时的监督和教育。有些网民在网上发布一些无聊或黄色信息，这些信息也会迅速地传播，造成极坏的影响。
舆论监督要对传播者进行适时的监察，要求各个主体都要自律自尊，对于发布无聊信息或错误信息者进行谴责和抨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他人负责。
舆论监督之于价值传播系统的各个环节，就像警钟长鸣，时刻提醒着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不要出问题，要及时修理完善，敦促各个环节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我、优化自我。
（三）舆论监督的勃兴推进了价值传播系统的新发展传播媒介产业化促进了舆论监督的勃兴，而舆论监督的深化和发展又推动了价值传播系统的健全和完善。
第一，价值传播媒介进一步规范化，媒介工作者逐步职业化。
传播媒介一方面作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感知外部世界价值信息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为人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享受；但另一方面，由于它超负荷运载价值信息所造成的功能紊乱，又给人类的价值感受带来了混乱和模糊，进而给人类的价值意识及其整个价值判断和选择带来了迷惘。
价值传播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意见表达的平台，既保障大众参与公众生活讨论、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利，又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的功能。但如今媒介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控制，保障和推动公共领域的功能日渐式微。
“媒体以在制度上与经济上独立来保证公正，这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实现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除了媒体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担当以外，更重要的是要靠媒体所在社会的制度保证”。“社会制度与媒体制度之间其实是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齿寒。它决定了任何媒体制度的改革都必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匹配而行”。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传声筒和最好的洗脑机器，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说，大众媒介是一种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正因为大众传媒能够统一受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正因为它是一种体现民意军心的意志力量，所以也应该为大众传媒“套上笼头”，使它受到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尤其在我国目前的转型时期。
媒介工作者策划选题时，应该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采写报道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促进工作，而不是给党和政府添乱，这也是媒介责任意识的体现。媒体获取的信息包罗万象，有的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属公民隐私，有的牵涉各种官司林林总总，进行选题时要严守新闻纪律，要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较强的鉴别力，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着眼于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采访时要有全面意识、现场意识和证据意识。写作时要有把关意识和平等意识。
如今，价值传播者已经开始就价值传播的不同内容，选择适当的传播方式。能够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来展示和传输特定的价值观念，改变了“板着面孔”的老传播形象。如在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的活动中，河南不仅安排了大型的报告会和讲座，而且组织了党观看豫剧，参观老革命根据地“小延安”，看电影《焦裕禄》，组织普通党讲学习心得，谈学习体会。通过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共产党的先进性，警醒党时刻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这比起纯粹的讲座和空洞的讲解要更为深刻，更为生动，更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价值传播内容在多元兼顾的同时，注意引导价值取向。
在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价值传播的内容肯定是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民族文化和异域文化并存的。多元的价值观念是价值传播系统永葆活力的泉，是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动力和基础。价值传播不能忽视多元环境，不能不兼顾多元的价值观念状况。作为一种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它也回避不了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碰撞。
但作为塑造人的价值信念，影响人的价值行为的重要力量，价值传播应该在多元兼顾的同时，注意引导价值取向。因为价值传播系统不仅仅是在传播价值观念，而且也在倡导价值观念，帮助社会树立价值意识，引导价值取向。在反映社会现实、民众心声和揭露社会弊端的同时，重点放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上，在关注国外的先进技术、较高的福利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时，要把重点放到我国的飞速发展和提高上，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国情上。在整个内容中，要以积极向上、不懈进取为主题，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积极致力于塑造和引导民族价值取向，指导价值行为。
价值传播系统的过去与未来
价值传播系统的本质是对话和交流，而关注多元价值观念，聆听多方面的声音和诉求，才称得上交流、称得上沟通。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推进和舆论监督的进一步深入，价值传播系统将成为一个民主化的舞台，成为各种价值观念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的文化精神领空。
一、我国价值传播系统的历史发展和经验教训
（一）我国价值传播系统的历史发展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