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野麦岭”，“珠三角”的原罪
“珠三角”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地位肯定是在其他区域之上的，尽管“长三角”的经济地位现在已经凌驾于“珠三角”之上，但它只是沿着“珠三角”开辟好的道路向前走而已。
为什么说“珠三角”及其所属城市是中国最典型的城市与城市圈，原因之一：“珠三角”是中国城市圈中酝酿时间最长（以现代经济史为坐标），发展最离奇，争议性最多，进程最复杂，认同最混淆的一个城市圈，可以说中国城市圈能够碰到的问题，在“珠三角”基本上都会碰到。原因之二：“珠三角”各城市极具个性，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与“长三角”各城市层次分明的脉络有很大不同，每个城市都有值得好好回味与研究的地方。
谈到“珠三角”城市圈，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民工的使用和掠夺，也就是所谓的“血汗工厂”的大本营，这是“珠三角”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话题，特别是孙志刚死之前来珠三角的打工仔打工妹们，每个人都在书写一部属于自己的探险史。更有批评人士异常辛辣地指出：“珠三角”，就是中国的“野麦岭”，是财富原罪的诞生地。
《野麦岭》是日本的一部影片，描述的是日本在资本主义的原始阶段，如何盘剥那些背井离乡身处异地的打工仔们，它将那个时代的悲哀表述得内敛而深刻—1902年，100多名来自日本岐阜县穷乡僻壤的年轻姑娘，越过野麦岭来到长野县冈谷的缫丝工厂做工，峰、华和菊是其中的代表。她们告别家乡亲人，而等待她们的却是超负荷的劳动和资本家的压榨剥削。峰终因积劳成疾，不幸染上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资本家怕其他女工也被传染，便通知峰的家属把她接走。峰的哥哥星夜兼程，赶到工厂，从破旧的草屋中找到奄奄一息的峰。他决心翻越群山密林，把病入膏肓的妹妹背回故乡。时值金秋时节，野麦岭上层林尽染，美不胜收。趴在哥哥的背上，峰的眼睛闪出激动的光芒囔囔着：“哥哥，我看到‘飞马单’（岐阜县的别称）了。”说完，她永远地合上了双目。野麦岭上的冷箭竹默默地注视着这幕情景，欲哭无泪……
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真实写照，也是日本人对自己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反思，看完影片的人无不长长地吁了口气：啊，野麦岭！纯朴的人眼角犹挂着泪滴，深沉的人心灵里也在颤栗；卑微的人为命运的不公而悲凄，高尚的人为社会的无良而祈求世人谨记。而更多的人在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那个“暗黑”的时代，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人类的丑陋与人类的良知一样，不可能断绝。
2008年8月22日清晨，距1902年足足100年后，住在日本山梨县昭和町的一位主妇突然听到尖利凄惨的呼救声，在她家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十来个男女连推带打，强硬蛮横地拖拉着几个讲中国话的女子。而这些女子则死死抱住桌腿不放，一边竭力抵抗不被他们拖走，一边大呼救命。那些被强行拖拉的中国女子是来日本打工的所谓“技能实习生”，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高劳动强度和恶劣环境，向厂方提出改善要求，老板就叫人一早冲进宿舍，把她们强行遣送回国。这些女工来自湖北省黄石市，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每月工资区区5万日元。2007年9月到2008年2月整整五个月中，只让她们休息了两天。
100年过去了，“野麦岭”在日本依然存在，那个叫“峰”的女孩依然存在，只不过，她们更改了国籍，她们来自中国。
在中国这个国度呢，类似现象又少吗？
2008年4月的东莞童工事件，比昔日的“野麦岭”不知要残酷多少倍。工头们利用所谓高薪的诱惑，从遥远的四川凉山各个贫困家庭中搜罗，甚至是直接拐骗大多数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一批批运送到东莞，再从东莞一车车发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常被打骂，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女孩甚至惨遭强奸。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头们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而在遥远的家乡，他们的父母并不知晓自己儿女所遭受的非人遭遇，在那个地方，学校里有的班级甚至只剩下不到10名学生。
这只是最典型的中国式“野麦岭”事件。在“珠三角”，据说工人平均一年断掉2万根手指头，可以想象这后面隐藏的故事。任何一个在珠三角待过10年的人，谁的记忆里没有记载着无数辛酸的传奇，而这些传奇，就是1992年以来中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陆川导演的一部电影《南京！南京！》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可是哪位中国导演有勇气来表现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发展的底层现实呢？我想，这里的实况绝对比历史剧更触动整个世界的心灵。1992年11月19日，港商独资企业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84名打工妹命丧火海，50多人留下了终身残疾和心理创伤。这现实版的活生生的“人间悲剧”，又有哪个导演能够表现呢？
当然，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中国所处的这样一个转型时代，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许多突发事件、恶性事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不能全归咎于某个部门某个领导。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特征之一。关键是要勇敢地面对这些事实，在面对事实之后拿出解决方案，但“某些部门”对任何负面消息进行全面封杀，试图用“鸵鸟政策”蒙混过关。都Web2.0时代了，仍然掩耳盗铃视而不见，“某些领导”仍然停留在纸媒时代。这才是让广大人民愤怒的原因，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珠三角”这么多人口，不出问题那才怪了，关键是出问题后应该及时地补救。
不仅打工仔、打工妹，许多工厂的老板也一样“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自杀身亡。2008年8月22日“国税函｛2008｝44号文件”正式实施。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在家自毙。死亡可能仅仅是个意外事件，企业老板大多已经山穷水尽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张老板的死为“珠三角”染上了些许悲凉色彩。
有人说这是“珠三角”原罪的报应，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唯心，但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打工仔还是农民工，无论是企业主还是贸易商，日子肯定会过得更加艰难，“珠三角”倒闭的企业也一定会“加速”发展，甚至形成“诺骨牌”效应。很遗憾的是，“珠三角”部分官员仍然不敢面对这个现实，而宁愿相信金融危机与东莞无关，企业的倒闭是正常的，东莞企业每年都会倒闭好几百家。
笔者对“珠三角”不敢说有多么地了解，但一直在用心观察，多多少少对这个区域有一定观感；“珠三角”九个城市也已经走遍，很多的了解是鸡零狗碎，没有太系统的梳理。但在2008年下半年，正值金融风暴肆虐之际，笔者有幸受相关部门邀请，前往“珠三角”各城市进行考察。当然所谓的考察，无非是在主办方设置好的迷宫里游走，不论是本人，还是高层，不太可能从这些表层上去了解一个真实的“珠三角”。不过一叶落知天下秋，还是能从一些细节里反应出些许“珠三角”的现实。
笔者的这次考察一路行来，经广州，过肇庆，观佛山，瞄东莞，再回到深圳，尽管不能深入理解风暴之下企业的痛楚，但也能稍微触摸到“珠三角”经济动脉中跳动的神经。
行程中又听新闻中驳斥“广东企业陷入倒闭潮”，听起来感觉有点好笑，因为这种“反倒闭”的言论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面对问题才是硬道理，到底倒了多少家企业连上帝也不知道，就像在东莞访问时，一鞋业的集团董事长也说：没有人知道，谁也不会知道……
在广州的南沙港时，不见往日络绎不绝的货轮，唯感从太平洋西岸吹来凉风阵阵！
在肇庆参观某铝业时，整个工厂像假期时的高尔夫球场一样鸦雀无声。
在佛山看著名的某古灶，里面的艺术家都不知道到哪里喝酒去了。
在东莞某集团的车间里，一员工回答记者道：加班是比较少的啦！
至于深圳，领导在会上的发言稿竟然不敢公之于众，笔者到现在都没有拿到电子版。
§§§第二节 广州：越王的心结，在辩证论中游走
在广州，能时刻感觉到它的矛盾。例如，它既坚持自己是岭南文化的传承者，又无法抵御来自中原文明（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强势入侵。
在广州最有名的荔湾区的逢源耀华社区（广东和谐社区的典型代表）听粤剧时，尽管下面观众非常热情，但仍然能感觉到粤腔有点无力，想当年“文化北伐”的时候，一些小青年无不以能哼几句“依稀往梦似曾见”为时髦象征，而现在很少有人花时间去学习这些“鸟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古典辩证哲学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广东体现得淋漓尽致。在20世纪90年代，孔雀东南飞，广东一枝独秀。但21世纪随着浦东开发、重庆直辖、北京申奥、苏南崛起，一些新兴城市已不再翘首南望，对曾经排头的广州也不再唯首是瞻。在有点拥挤的广州大道上，感觉广州有财力而无气势，有能力却乏后劲。它有点迷茫，却又非常自信；它有点失落，却又坚忍执著。
行走于这个城市，感觉既局促又缓慢，既舒展又凝重，曾经生猛的广州，现在有点五味杂陈。
在南沙感觉海风劲吹时，能体会到南沙拥有的得天独厚的建港条件。
但如果我们放眼东南15度，在烟波浩淼的碧波深处，就是深圳的蛇口港；如果我们再遥视东北，那边是鼎鼎大名的虎门港。
的确，地处珠江出海口西岸，以南沙港为圆心，以60公里为半径基本上可以辐射整个“珠三角”，南沙建港有利于优化珠江口一带的港口布局，提高物流效率。但深圳和广州近年来大力发展集装箱业务，已给世界最大集装箱港之一的香港造成不小的竞争压力。广州在虎门对岸的南沙建港，再加上东莞全面扩建虎门港的计划，这是不是地区码头的重复建设？
近年来，加速发展重工业已经成为广州市政府的决策。广州市要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尤其是发展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带动力强的产业，使广州逐步成为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石油化工基地、造船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汽车、造船、会展和物流被称为广州的四张好牌，重工项目四居其二。
广州虽然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但钢铁、造船、汽车、石化等传统重工业项目并没有在这30年的时间里取得绝对性的优势，它的成功是以轻工业为龙头，以服务业导向，以此成功地击败了整个北方的。所以在广州人心中一直有一个结，觉得自己轻了些，特别是近年来“长三角”迅速崛起，广州以为自己的相对衰退在于重、化工业不发达—广州太轻了，要变得重起来。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近2万亿元投资中，共安排7212亿元集中推动钢铁、炼化一体化、船舶修造和高技术产业项目建设。
可以理解广州的这种情怀，但同时也要正视现在整个世界的重、化工产业过剩，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展重、化工业要考虑到能源之忧。在能源储备上，我国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重工业的大发展无疑将消耗巨量的能源，重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约为轻工业的4倍，广州承担得起吗？发展重、化工业也要考虑到技术之忧，重工业大多数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情况下一味拼规模、拼资源，必将加重广州的能源压力，事实上目前已经显现出来了。
我们不必去揣测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发展重工业就是搞“政绩工程”，但如果并不是经济的内生结果，由政府主导所致的工业“结果”，那还是值得警惕的。
一个城市的轻与重，不在于其工业的轻与重，而在于经济各部门比重协调、良性发展。如果盲目发展某一过剩的重工业，必将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片面追求重工业化，不仅无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城市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而且还将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危害城市经济发展。
广州的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广州丰田汽车组装车间参观时，也能够感觉到这种分量—两年时间打造出一款与本田雅阁并肩的“凯美瑞”来，的确值得骄傲！
除了经济重与轻的矛盾，还有就是文化的进退失衡。一广州朋友说：最令他不能忍受的是，人们总是拿深圳这个短暂移民城市跟具有2000年历史的广州来比，简直就是对岭南圣地的一种侮辱；深圳是现代社会歪打正着的畸形美女，尽管表面光鲜，却是一个没有半点内涵的脑残；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搞这样一个特区，是对岭南文化地理结构严重的破坏，深圳夹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却没有半点广东文化的影子，纯粹就是一个毒瘤。
对朋友的愤怒只能付之一笑，我毕竟身在深圳。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岭南文化的魅力已经超越了国界，而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与历史地位远在深圳之上。
漫步逢源街耀华社区，能够感受到强烈的粤语文化气息。西关故里，阡陌巷弄深邃；夕阳余辉，满州窗影变幻。而在深圳，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不会有这种浓厚的文化情结。与深圳相比，广州看起来更悠闲，深圳是卖保险的，而广州则像一个房东。
广州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是历史经典的传承，不是浪得虚名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省会城市早已觉醒，要增创新优势，把后起之秀的嚣张气焰再次打压下去。但是，粤文化也已经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强势了，也没有人愿意去争这个名号。相反，太多的家庭开始完全以普通话教育新的一代，粤语真的成为“强弩之末”了，这是一种社会潮流，不仅仅是广州，而是整个中国。
在最现代化的广州三号线地铁参观时，笔者突然想到逢源街那座深锁的小楼，一座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楼，里面竟然传来动听的粤剧声，好像是有人在里面吊嗓子，那种悠扬与缓慢，和地铁这现代化工具形成鲜明的对比。
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说有一个有钱的广东老板，对粤剧极其喜爱，对粤文化式微极为担忧，看到年轻人一个个往夜总会跑，百般无奈之余想出一个办法，假如你能在粤剧剧场坚持看完一场粤剧，他就给你发个小小的红包。
戏谑之后，难免有一丝淡淡的惆怅，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地域文化的式微总是不可避免地到来，广州能逃脱这个命运？
改革似乎已经停滞，而矛盾却还在深化，短短30年，工业革命伴随着信息革命，冲击着中国的农业社会，而广州正好在最前沿，当莽撞的时代过去后，片刻的宁静就会让人意识到矛盾纷至沓来，重与轻，快与慢，新与旧，时刻都在纠缠叫劲，广州也只能在辩论中游走，在此进彼退中取得某种和谐之美，如何处理好这种辩证的存在，是广州这个古城必须面对的难题，就像面对重、化工业与轻工业一样，能做到举重若轻，而不是“致命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