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城市圈一直被视为美国经济中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不要说一般的国家，即使是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这样的国度，经济实力也无法与之相抗衡。一个地方区域富可敌数国，如果仅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的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奇迹。
纽约城市圈能有今日之成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圈内完善的产业分工格局，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世界之城”纽约占据了区域内的核心地位，就像夜空中的明月，其熠熠光辉统治了整个天空，其他城市必须围绕在它的周围，只能做一颗卫星。
很多专家开口闭口应该尊重市场，这么说也没错，但市场力量并非全能，因为所谓“市场”毕竟与大自然不一样，它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属性的延伸，人类轻易不要参与自然的改造，任其发展无为而治最好；但市场就不一样了，它伴随人类诞生，人之劣根性被市场给吸纳了，所以市场充满了人类的贪婪暴虐，若不加以引导，必然反噬自身，再因为它虽有“无形之手”在操控，但毕竟不同于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人类的理性尚可参与其中。
城市规划在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合理进行区域内产业调整，使区域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是很有必要的。纽约城市圈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示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成功地增强了中心城市实力和地位，也使周围地区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而“珠三角”一直在区域分工中困扰，你搞石油化工，我也引进英国BP，你搞高新科技，我也引进微软。反正你搞得有声有色，我也想方设法来模仿。这与中国的民族性有关，与缺乏协会引导有关，更与政府的GDP绩效考核有关，也与缺乏独特的原创个性有关。对比一下“珠三角”各港口的无序竞争，盐田港、虎门港、南沙港混乱得一塌糊涂；再看一下纽约城市圈，纽约港、费城港、巴尔的摩港和波士顿港等，纽约港重点发展集装箱运输；费城港主要从事近海货运；巴尔的摩港用作矿石、煤和谷物的转运港，而波士顿港则是以转运地方产品为主的商港，这些城市分工明确，井然有序。
美国是一个将市场视为最高准则的国度，但这并不排斥人为规划。所以无论是“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之间的有序规划是有必要的，当然这种规划应该是软性的引导，而不是硬性的划分；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地域性的规划不能全由政府一手主导，特别是现在以GDP为导向的前提之下。
纽约城市规划由非官方和非营利性组织“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编制，迄今为止，RPA共进行过三次纽约区域规划。RPA认为，纽约都市区是美国卓越的城市地区，同时也是全球性机会的象征，纽约都市区必须集聚所有力量，依托该市所在两个州综合安排区域的发展，保持并提高它作为世界一流城市的地位，占据发展的制高点，所以应特别考虑城市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纽约城市圈完善的产业布局也并非一天铸就。1921年的第一次调整主要是向郊区扩散，带来的却是城市规划铺张、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1968年的第二次规划，重点是建立多个城市中心，但结果还是因为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城市空洞化现象严重等问题而以失败告终。1996年，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的规划确立了拯救纽约城市圈的全新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扩大地区竞争力的视野，纽约与新泽西州和康涅狄克州共同繁荣的重要性，以及再连接、再中心化的思路。
这一强调区域合作规划是在大纽约市政府和非政府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纽约大都市区委员会等组织的积极倡导下完成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紧密合作，在区域规划和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跨行政区的协调组织或者都市区政府的存在，并没有剥夺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是对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必要补充，它的存在极大地强化了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权威性，并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可能。
§§§第三节 城市超级进化：国家战略的组合拳
笔者永远无法忘却《异形》里异形的极速生长过程！与人类完全不一样的进化方式，让许多观众的小心脏“怦怦”地跳。
近年来中国城市进化也超越了想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至今为止，中国城市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45%，按照目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于2025年达到9.26亿，到2020年将突破10亿。10亿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10个日本，200个新加坡，真可谓超级进化。
在1992年之前，大部分农民眼中的上海、北京、深圳只是一个遥远的字眼，很是高不可攀，要听说哪位是从北京来的，那级别好像比家乡的县长还大。
现在呢，隔壁张三的儿子在上海买房了，对面李四的女儿嫁到深圳了，那塌鼻梁的王二麻子还在北京开起了破烂公司呢！这些，老百姓已经见怪不怪。更有东奔西走的打工大叔冷笑：嘿，什么买房，不过是在上海当房奴罢了；嫁到深圳，那是深圳关外，破破烂烂的地方，我家大侄女还嫁到香港了呢，真没见过世面。我家二伢哪个城市没有去过，他说还是老家好呢。
很多人从山沟里搬到县城，很多人从县城搬到省城，很多人从省城搬到京城……
尽管万恶的户籍制度仍然在阻挡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相对于20年前的经济二元化，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已经隐约有破除二元化结构的可能。1992年之前，大部分农民还龟缩在乡村里搞“内部斗争”，为了菜垄里的一抔黑土都会争得面红耳赤，精力旺盛得更是把10公里之外的树木也砍得一干二净，搞得连一只野兔也没有了。
那时候的城里人相对农村人来说，好像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但苦楚也只有自己知道：祖宗三代都挤在一个房间里。《金婚》将这段历史刻画得极为深入，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看着一边笑一边哭，那辛酸泪水是民族的集体记忆！那个时候的中国，即使是在首都北京，大部分人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为能买上一台黑白电视机，老爸要戒烟三年。
但1992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南方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新型城市迅速崛起，其中最典型的城市就是深圳，最模范的榜样就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1997年以后全方位开放，商品房进入市场之后，曾经铁板一块、水泼不进的城市也开始涟漪四起，北京、上海、天津和武汉，年轻人不仅入户而且买房，随着“80后”成为新兴市场主导力量，高校扩招后的学生潮涌动，城市格局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十年前欠下的账，在短短十来年里，以外国人无法理解的速度成长，到2008年，中国城市化已经达到了45%，而且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安土重迁”的文化根基已经不再，“走出去”是新的文化共识。虽然山村里的水比较甜，但城市里的灯红酒绿让大部分的年轻人流连忘返。20年后，我们担心的可能不是城市化问题，而是担心如何让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第一产业。
历经多年发展，从高层到地方，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已经达成了一种普遍共识：城市化是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然之路。道理很简单：城市化是农业分散经营的“釜底抽薪”者，能为数亿洗脚上田的农民提供就业保障，为国内消费需求增添马力，能形成较为全面的规模经济，在全球化的经济整合中赢得一席之地。
城市化并不是为了保护“地大物博”的土地资源，而是追求规模经济下的聚集效应，城市规模的扩张，必然带来对产业和社会服务造成影响的规模经济，中国人口基数如此庞大，如果还一味在农田里割麦插禾，那是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负责任。
所以在大多数有关城市研究方面的专家眼中，中国城市化纵深发展才刚刚开始—超大型城市的发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出路，小城市的发展是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脉走向，而立体的城市群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最终途径。这些想法是有道理的，听起来也是令人兴奋的。但另外一个“城市后现代化问题”必须注意到的是，城市化的“集中”与“分散”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全是“集中”，鼓励的也全是“集中”，这既有文化方面的因素（现在年轻人都想待在北京、深圳与上海），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在这些地方的确能找到更多的人民币），更有政治资源方面的因素（这些城市占据着更多的财政资源，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小孩的教育）。但如果忽视了“分散”的这一面，那么生态与环境必将反噬一切成果，而积累的社会矛盾也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欧美和日本，甚至包括南美，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是：城市化一般都是先经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然后是后工业时代城市人口向外分散。现在中国珠三角就已经有这种趋势，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城市的“后现代走向”，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最高产物，也就是现在的超热门词汇—“城市圈”。作为城市化的最高产物，城市圈比普通的城市化要经济、高效得多，它为这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呈几何级增长。
所以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制定出台十大措施以及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逐渐拉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面对外围经济的一片肃杀，中央推出了挽救国民经经济的三大组合拳：第一拳是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第二拳是十大支柱产业的振兴；第三拳可能比较隐蔽，那就是“城市圈”的强力整合，这其中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横空出世、“海峡西岸经济圈”的顺势推出。
与第一拳的“麻醉”与第二拳的“缥缈”不一样，“城市圈”这一拳无需国家财政的支持，只需要资源的自我整合，而且它的意义甚至比前两拳更为深远，这种区域资源的自我调整，不像“4万亿”这样急功近利盲目出击，也不像“十大产业”那样虚无缥缈意淫至上，它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情，它的功效将是持续而显著的，因为，区域经济是21世纪的经济引擎，而“城市圈”又是区域经济中的强者。解开“城市圈”的封印，把它的潜力发挥出来，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将是无可比拟的。
§§§第四节 区域经济时代，21世纪的经济引擎
从20世纪开始，城市圈问题已经引起普遍关注。有专家认为，经济高度整合的城市圈，是一个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及竞争的主要力量和阵地。
更有一些专家以诗一般的语言预言：21世纪将是区域经济的时代，而区域经济的金冠，应该戴在那些大城市圈的头上。
不错，事实与数据一起证明，经济的主要动力将越来越源于城市圈，特别是大城市圈。城市圈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决定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美国两大城市圈（大纽约区、五大湖区）主宰着北美甚至世界的经济格局。
日本三大城市圈（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支撑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欧洲的城市圈（阿姆斯特丹区、伦敦区和巴黎区）让欧盟经济仍然矗立于世界经济之巅。
再看中国，2009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经济圈占国民经济GDP将达4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总量的25%；完成进出口额的75%……这三大最具有活力的片区的发展变化也牵动着每一个关注经济的人的神经。三大经济圈吸纳外资占据全国的八成，随着外资北上步伐加快，“珠三角”和“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都有所减缓，而“京津唐”却增长迅猛。“京津唐”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66亿美元，吸纳外资占全国的18%，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总量不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是增长显著，比2007年提高了17.9个百分点，达到21.6%。
一连串无比霸道的数据让人咋舌不已，中国的经济，也已经完全被城市圈主宰。打工会去哪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东莞，苏州？对不起，这些响当当的城市，都在城市圈中。
除了沿海东部这些相对成熟的城市圈，中国正逐渐形成西部、东北及中部另三大区域板块，类似“泛北部湾”“武汉城市圈”这样的经济发展新“引擎”，在我国东北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始发力，黄河经济协作区、中原经济合作区等也是“合纵连横”，各自在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纵横捭阖”。
近年来，我国东北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提高，GDP增速均超过东部。这些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正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辐射带动功能。广西依靠与越南等国家相邻的区域优势，积极推进与东盟合作，尽管因为“诚信”问题发展势头有所受挫，但是其无限潜力仍然让其他区域敬畏。
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以点带面，拉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国家级新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级产业新区竞相申报，这种“竞抢”并非毫无来由，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在成为国家综合改革实验区后，经济总量迅速增长，拉动了区域经济的飞跃发展。这两个新区和深圳特区一起，已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三个增长极。
天津滨海新区、武汉新区、苏州新区、无锡新区、大连金港新区、青岛黄岛新区、沈阳铁西新区与浑南新区以及重庆北部新区等20多个区域，形成了继开发区热之后的新区热。经济新区的出现和发展绝非偶然，是开发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一种由功能经济区向充满创新活力的综合新城区转变的过渡形式。
现代产业的集群效应，资本竞合的最大化，在空间上就决定了物流人流必须集中竞争，这是后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分散的经济形式已经不可能具有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走强的原因。
2009年2月16日，海峡西岸经济区具体落实措施也正式公布。海峡西岸经济区位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后两者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区域经济圈，在两个大圈之间的空白地带上，海峡西岸经济区把两者串联起来，如果海峡西岸经济圈一旦成形，那么中国东南沿海就形成了一条城市带，其经济能力之强大甚至会超越美国东海岸。
区域经济在20世纪就已经遍地开花，而且经济高度整合的区域经济的最高形式—城市圈，更是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第五节 中国Megalopolis，非理性排列组合
Megalopolis，英文翻译就是“大都市带”、“超级城市”的意思。
中国Megalopolis一直有一个最伟大的构想，就是把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辽中南、济青烟、厦漳泉、北海等城市圈串连起来，打造成一条10亿人口的特大城市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