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人高等教育逐渐壮大成熟，接受高等教育的黑人日益增多
黑人中等教育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黑人中学毕业生具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础，同时部分黑人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而有能力支持子女修读大学的课程，这些都刺激了黑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传统的黑人院校不仅逐年扩大招生规模，部分白人学校也逐渐敞开大门，吸纳黑人学生。同时黑人高校不断改进自身的软硬件设施，使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传统的以黑人为主的院校出现在南北战争前后，尤其是南北战争后。这一时期联邦军队、北方的慈善组织及教会、自由民局以及黑人自己的教会除了为自由民广设小学，也出于多方考虑设立了“学院”和“大学”。这些学校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供的只是初等或中等教育，但最终很多学校还是发展成了名副其实的学院或大学。尤其是1916年费尔普斯·斯托克斯基金会对黑人教育进行调查之后，黑人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来自各方面的捐款使很多私立学校摆脱了经费匮乏的窘境，公立黑人赠地学院也由于南方各州政府加强了资金支持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1928年美国教育总署发表的“黑人学院调查”报告促使黑人高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以达到地区学院联合会所规定的认可标准。到二战前，黑人高校大多已取消了中等教育计划，有些学校逐渐加强了研究生教育，如霍华德大学、费克斯大学等。越来越多的学校得到各地区资格认定机构的认可，有些甚至被评为“A”级，黑人赠地学院在入学人数及经费方面逐渐超过私立院校，成为黑人高等教育中重要的生力军。黑人高校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学校散落在南方各地，是黑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惟一选择，它为黑人学校培养教师，为各个领域培养黑人领袖，正像杜波依斯所说，它在引领黑人种族走向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0～1940年间，黑人高校的入学人数增长很快，尤其是公立的院校，增长了341.8％。1929～1930年学院层次的学生为10303人，研究生为56人，专业学院的学生为10728人；十年后数字分别为29152；671和16095。1929～1930年颁发的文理学士学位为1252个，专业文凭473个，硕士学位15个，荣誉学位21个；十年后的数字分别为3822；1885；188和45。尽管黑人院校还拥有预科部、初等和中等学校，但从入学人数上逐年减少，如1929～1930年预科部学生为5257人，到1939～1940年缩减到2739人；初等和中等学校在1929～1930年学生数分别为2622人和1533人，十年后的数字为2687和573人。之所以保留初中等学校且初等学校人数没有减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部分黑人高校中师资培训为其主要内容，学院有必要设置小学和中学以备师范生实习之需；部分原因在于南方各地的公立中小学设施不足，无法满足适龄儿童的求学之需。
黑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不仅表现在传统的黑人院校招生规模扩大，还表现在部分白人院校接受黑人学生数量的增加上。黑人最早入白人院校是在19世纪20年代（1826年爱德华·琼斯和约翰·拉斯沃姆分别从阿默斯特学院和鲍登学院毕业，从1826～1890年，只有约80人毕业于全白人院校（其中奥伯林学院就有50名左右）。到1910年，奥伯林毕业了149名；达特毛斯学院14名；哈佛大学41名；宾西法尼亚大学29人；堪萨斯大学60名；耶鲁大学37名，其他黑人学生散落于北方白人高校。一次大战后，由于有些州在各级教育中实行黑白合校教育，因而这些州的一些院校也接收了较多的黑人学生。据1943年的统计，俄亥俄州立大学有黑人学生341人，印地安那大学196人，堪萨斯大学128人，西部保留地大学108人，依利诺斯大学100人，波士顿大学88人，纽约城市学院50人，哈佛文理研究生院48人，其他学校的黑人学生数量多则二三十人，少则三五个人，总之据不完全统计在白人高校就读的黑人学生数量在1300人以上，同年获得的学士学位超过100个，硕士学位近40个。）还有300多名黑人先后在白人学院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虽然白人院校逐渐向黑人敞开入学之门，但应该指出的是，在1954年“布朗控教育委员会”一案裁决之前，48万白人院校的新生中只有4080是黑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阶段，黑人女性的入学率一直不逊于男性。1936～1939年，男性的比例为43％，女性为57％；1940年男性下降了一个百分点，1941年男性入学比例更跌至34％。黑人女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入学率不低于男性的现象早在南北战争后为黑人大量举办学校时就存在，这是殖民地时期黑人女性要在各个领域承担几乎与男性同样的责任而形成的传统。这种不轻视女性的传统使得众多的黑人女性通过教育获得了与男性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共扮主角的机会。
黑人高校的发展还表现在教师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上。1939～1940年，黑人高校中的管理人员达到991人，教师由1929～1930年的1888人增加到1939～1940的3291人，而且教师的学历层次和素质也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教师拥有了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
黑人高校的教学设施也有所增进，尽管在经济萧条时期私立院校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但总的来讲，1930～1940年十年间，黑人高校总的教育经费还是增加了93.5％。虽然经费增加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教师数量增加，但毫无疑问，教师数量增加对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改善不无影响。
黑人高校的历史远比白人高校的短，这使得它们在很多方面逊于白人高校，但这也使得黑人高校没有什么传统历史包袱的束缚，更勇于在各方面进行大胆的实验。它们在普通教育方面的实验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普通教育浪潮几乎席卷了所有高校，人们日益认识到普通教育在传递人类文明，发展个性及培养公民中的重要作用。发表于1947年的《黑人学院中普通教育》，作者为德比格尼对118所黑人高校中有代表性的20所所实施的普通教育进行了考察，德比格尼发现，在黑人院校中至少有4种普通教育课程模式：
a.在四年制的课程中头两年强调普通教育；
b.将普通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平行进行组织；
c.为新生提供一年的普通教育课程；
d.在专业学习的低级阶段融入两年的普通教育计划。
德比格尼得出结论：“黑人学院利用有限的资源，在组织和实施普通教育计划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学院都希望能够满足学生在这个重要领域的需要，有些学校在专门确认这些需要方面已做出了努力，同样，此项研究中的绝大多数学院对培养学生积极参与他们身处其间的社区及国家生活感兴趣。”
20世纪40年代黑人高校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其师范教育的改革上。由于师范教育一直是黑人高校的重点，因而它的改善对黑人高校的意义极为重大。这一时期很多高校将师资培养与社区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些学校将课程集中在学生所要面临的社区生活的实际问题上，有些学校把校园外的中小学及社区作为实验室以将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例如费克斯大学在1944～1947年间推行了一个农村生活项目，称之为费克斯——阿兰白色农村社区计划。这是一个实习计划，目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具体的社区环境，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运用其中，检验自己的所学，使学生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工作和环境。
路易斯安那州的格莱姆伯灵学院和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学院也都开发出了植根于社区需要的师范教育课程。如杰克森学院培养目标不仅是传道授业的教师，还要能促进社区生活的改善。因此，它的普通教育课程常常涉及家庭布置、饮食、住房、健康等实际问题。为了获得有代表性的社区经验，每个师范生都需要在一个社区的学校中从事一段时间的教学，并且还要从多方面感受所在社区的生活。
黑人院校还从30年代开始关注教师的在职培训，最初采用研讨会或讲习班的方式，帮助教师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俄克拉何马开展的全州范围内教师的在职培训持续了十多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黑人院校不仅为那些曾被法律和习俗阻隔在高校大门外的黑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在促进种族理解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费克斯大学从1944年开始与美国传教士协会的种族关系部及公理会基督教会合作，发起了每年一次的“种族关系研讨会”。研讨会吸引了国内很多知名的学者以及来自两个种族的社会工作者、教师、社区领袖，他们每年聚首田纳西州的纳什威尔，通过研讨会加强沟通和理解，寻求解决各自社区问题的途径。另外，黑人学院还通过与白人院校互换学生的方式来增进黑白种族间的理解，如汉普顿学院从1946年开始，先是同安提阿学院及格瑞恩奈尔学院合作，后又将合作伙伴扩展至奥伯林学院、康涅狄格州立威廉姆曼提克学院等。黑人学院加强种族关系的做法还有建立国际关系俱乐部、基督教学生会、录取学生不问种族、雇请跨文化教职员、与其他种族的学生分享图书馆设施等。
（三）黑人争取平等受教育权的斗争
20世纪后期黑人教育中最有意义的变化便是黑人开始有策略地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虽然取得的胜利有限，但却极大地鼓舞了黑人们的斗志，对“隔离但平等”的教育制度也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为以后平等教育权利的获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次大战后，尽管美国各州已普及了初等教育，但南方的广大黑人仍极少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黑人便想方设法创造机会，亚特兰大的黑人便利用手中有限的选举权达到了建立黑人中学的目的。在亚特兰大，虽然黑人被剥夺了主要选举的权利，但有些特定的选举黑人可以参加，学校经费的使用便由这种选举来决定。黑人依靠群体的力量通过手中的选举权使教育委员会和白人家长支持的学校经费分配使用方法未获通过。为了争取黑人的选票，教育委员会只好答应建立一所黑人公立中学，学校用布克·华盛顿的名字命名。尽管委员会不顾黑人设置广泛多样课程的请求，在华盛顿中学设置了以工业教育为主的课程，但黑人们毕竟通过有效的策略争取到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高等教育领域，黑人往往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其中尤其以莫瑞和盖恩斯的案子最为著名，他们诉讼的胜利使黑人接受研究生教育和专业训练的领域得以扩大。
莫瑞1934年毕业于艾姆赫斯特学院，1935年1月24日，他向位于巴尔的摩的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学校以其是黑人为由将其拒之门外。莫瑞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巴尔的摩地方法院判决学校应接收其入学。学校不服，上诉到马里兰上诉法院，学校强调学校不是州立机构（学校曾在私人管理之下），而且黑人可以获得州外学习的奖学金，莫瑞完全可以申请州外的学校，学校拒绝他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莫瑞的律师指出，马里兰大学实际上是公共资金扶持的教育机构，1890年毛瑞尔法案赋予黑人平等学习的权利，但大学在普林塞斯安那的黑人分校在教学上远达不到公平和平等，州外学习的奖学金对于黑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学校拒绝接收莫瑞的行为践踏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赋予其作为公民的权利。结果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莫瑞得以入学并于1938年毕业。
莫瑞一案的胜利鼓舞了其他黑人，几个月以后又发生了类似的诉讼。林肯大学（密苏里州）的毕业声盖恩斯向密苏里大学法学院提出入学申请时遭到拒绝，他向州法院提起诉讼但被驳回，最终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38年12月2日，最高法院做出了最后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