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欧洲高等教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欧洲传统大学被迫改制，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德法两国是着手整顿本国高等教育最早的国家，然而两国所采取的整顿措施却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但最终它们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这说明教育发展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德法毗邻，但两国在历史上却是敌对国家。尤其在近代历史上，德法为各自的利益进行了多次交战，战争使两国遍地创痍，损失惨重。在战后的反思中，两国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教育的潜在力量，都将振兴高等教育当作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此外，尽管两国烽火连天，彼此仇视，却没有隔断教育的交流和借鉴。
回顾这段往事，总结历史的经验，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近代德、法问有两次较大的战争。1806年德国在战败的废墟上，建成了柏林大学；1870年法国在战败的废墟上，重新改组了不合时宜的高等教育。从而到20世纪初时，两国都成为高等教育的发达之邦。德、法大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创建于12世纪后半叶的巴黎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1348年，德国也按照巴黎大学的榜样开办了最早的大学布拉格大学。然而在19世纪前，德法两国大学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崇奉神学和古典学科，由教会把持，为贵族和上层阶级所独享。大学与社会现实相脱离，与科技发展不相适应，被斥之为守旧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封建堡垒。18世纪末爆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大革命，冲击和扫荡了一切旧的传统的势力，大学也不例外。
革命后，尤其是在19世纪初，德法两国都对传统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不同的是：德国主要以洪堡等人的新人文主义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法国则以体现启蒙运动思想的功利主义作为主要原则。指导思想或原则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教育上的功利主义思潮源于英国的洛克，他的绅士教育理论主张教育面向现实和切合现实需要，这种观点被法国启蒙运动的教育思想所继承和加强。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和战争的急需，进一步使功利主义在教育上居于支配地位。国民公会甚至公然宣称：共和国不需要学者，而需要技师。
法国大革命彻底破坏了传统大学。1793年，革命政权关闭了所有22所旧大学，没收它们的财产和捐赠，同时开始酝酿创办新的专业学校。
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是在拿破仑时代完成的。
1799年11月，拿破仑通过“雾月十八日”政变夺得政权，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治。他将教育改革看作是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要求“教育为国家服务并提供受过训练的忠诚的行政官员”。继完成中等教育改革后，他于1808年开始着手整顿高等教育。具体措施是创办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帝国大学，负责管理全国各级各类教育。帝国大学以下分为27个大学区，负责管理学区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每一大学区可设五个学院，即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前三类学院培养相应的专业人员，后两类学院主要工作是授予学位，教学工作是次要的。这些学院彼此问是互相隔绝的，但都受政府严格的规章所制约，甚至课程和考试制度也由政府规定，教授的作用仅限于讲课和监考，这样实际上将原来的大学学院改造成为独立的造就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
拿破仑对前一时期创建的多科工艺学院十分重视，称之为“能为他下金蛋的母鸡”，该校为拿破仑提供了大批优秀的服务于国家机构的工程官员和技术专家。为了培养国立中学的师资，拿破仑于1810年恢复了被热月党人停办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为了培养军事指挥人员，拿破仑组建了几所军事学校，其中包括圣苏尔（St.Cyr）的“特种军事学校”，该校被誉为法国的西点军校。
拿破仑政府不仅将多科工艺学院，而且将整个高等教育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功利主义的和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机构。各专业学院大都体现了实用的功能：医学上强调在医院的实际训练而不是基础科学；法学上集中在罗马习惯法和拿破仑法典。这种功利主义倾向基本主宰了当时的法国高等教育。至此，拿破仑完成了对高等教育的整顿。
几乎在拿破仑整顿法国高等教育的同时，德国也开始改革高等教育。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场败于拿破仑，被迫于1807年与法国签订割地赔款的蒂尔西特和约。丧权辱国的屈耻，刺激了举国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还在法国军队占领柏林时，哲学家费希特发表著名的《告德意志国民陪》，把普鲁士的失败归于教育腐败和品德不修，而“教育是使法国人战胜一切和为所欲为的惟一的根据”。他要求效仿法国，重视国民的教育。
战后，以洪堡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家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振兴教育的方案。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即是创办柏林大学，按照普鲁士国王的说法，建立柏林大学的主旨就是要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失败。
新人文主义思想是重建德国大学的指导思想，洪堡把这种思想灌输到大学改革之中。新人文主义号召吸取希腊文化的精神，“用希腊模式塑造自己”，进而达到促进民族文化的目的。在新人文主义者看来，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而自由的学术研究是完成此项任务的惟一途径。新人文主义鄙视教育上的功利主义倾向，主张开设人文和科学课程。他们认为，专业学校和专门化的高等学院是不能完成大学的崇高使命的。
按照新人文主义原则开办的柏林大学，体现了与传统大学迥然不同的新风新貌。它以学术自由为主要原则，以科学研究为主要职能，这恰恰是拿破仑整顿法国高等教育所忽略的。美国教育史学者孟禄（Paul Mc，nrOe）指出：“在拿破仑根据可能的最严格的控制学术知识和教学的方针重建法国大学时，被征服并被剥夺了所有权力的普鲁士，则根据广泛的不同的最大的学术自由为基础，创建了柏林大学。”在大学的职能上，欧洲传统大学的主要职能不是发现而是传递现存的知识，拿破仑重建法国大学时，仍保留了这一传统，大学成为国家的专业学校，有严格和可靠的教学而没有科学精神。相反，德国创办柏林大学的目标是：教授不仅仅是教师，而且是独立的科学研究者。获得新知识是他们不可缺少的职责，就如同传授已知的知识是他们不可缺少的职责一样，柏林大学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甚至更甚于对教学的重视。“为科学而生活”，更准确地说是为学术而生活，成为柏林大学追求的理想。在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上，德国大学所提倡的不是实用的专门的科学知识，而是一种“纯粹科学”，用洪堡的话说，是一种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人的最高职业就是积极地追求完整的、有意义的和纯粹的知识。而经拿破仑改造后的法国高等教育完全相反，无论是多科工艺学院，还是其他高等教育学院，强调的都是专门化的实用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大学仅仅是从事职业教育的机构。这种做法从短期看可能一时满足一些部门对某些专业人才的需求，但从长远看，是不利于科学和学术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