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其中，殷周考古在考古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殷周考古中又以甲骨文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所以，研究甲骨学无疑也就是大大地推动了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具体地说，过去根据文献记载，商人迁都，前八后五，活动地点以河南省为中心，到过山东、河北，由于甲骨文的发现，确定它是商代后期的文字资料，进而可确定殷墟中与甲骨文共存的其它文物皆为晚商遗物；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发现很多地方有与此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从而得知商氏族的活动范围不只在今河南、山东、河北，还扩展到辽宁、山西、陕西、安徽、湖北的大部地区，以及江西、内蒙古和四川一部分。近年来考古发现殷墟以外的商文化遗址，从而对整个商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其次，由于殷商文化体系的确认，可以比较上下地层关系，深入探索夏文化。夏商文化的确定，连结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历史，填补了考古学上的空白，意义实为巨大。
甲骨文与古文献考证。
中国的古文献如《尚书》、《诗经》、《易经》、《春秋》，《左传》、《山海经》、《世本》、《竹书纪年》以及诸子百家等先秦古籍，有的写作时代就成问题，有的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篡改或增删；或辗转传抄产生许多讹误。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唐兰的《古籍新证》、于省吾的《群经新证》和诸子新证等等，便是运用甲骨文、金文等考证古文献中存在问题的一种尝试。可以说，它对古文献的一大重要作用，就是印证古籍，纠正古籍记载的舛误，从而确定了史料的价值，如对《史记·殷本纪》的考订，《尚书》、《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史料价值的确定。
甲骨文与商史研究。
于省吾曾说：“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探讨古代史……”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的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甲骨文的目的，当然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文字考证上，而应该掌握甲骨文这一文字工具，利用这项地下出土的第一手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和其它考古资料，深入研究商代的历史。90多年来，甲骨学商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份量的、理想的、合乎科学体系的商代吏正式出版，关于商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专史也很缺乏，而商代社会历史没有真正研究透彻，与之联系密切的夏代及周初的历史研究也就受到影响了。
趣话甲骨
一、永垂史册的殷墟发掘
在1998年10月于安阳召开的殷墟发掘70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上，来自美、德、日、俄、加拿大和海峡两岸的130多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纪念发生在70年前的世界文明史上的这一盛事。
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在贺信中说：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70年前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学术机构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世纪初的中国史坛，疑古之风盛行一时。不要说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已有记载的上古社会的夏商周也有人站出来否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中央研究院一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殷墟发掘了。史语所派董作宾先到安阳走一趟，基本上摸清了小屯的情况。虽然经历了近30年的盗掘，殷墟的甲骨文不但没有挖完，可能还有一些大的墓葬等仍待发掘。加之宋时起安阳一带就有青铜器流传于民间，以至吸引了不少的古董商。当初，甲骨文的发现与认定，不就也有古董商的参与吗？
其实，在本世纪初叶，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已经在西方展开。他们的田野考古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的田野工作者散布于世界各地。西方列强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纷纷向中国伸出了魔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近代的考古学已为他们所接受，
1916年，中国出现了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所”，农商部奉政府之命在北京组织了这个机构，他的带头人就是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他们曾经进行了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的发掘与研究。
1928年5月，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务长的傅斯年出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傅斯年对中国古籍造诣颇深，他曾经到英国、德国学习。入主史语所后，他立即想起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个口号，那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建所伊始，就派董作宾到安阳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董作宾当时30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天然的追随者。派他到河南安阳进行调查，一个他是河南人，再者，他头脑灵活。听了董作宾从安阳返回所作的汇报，傅斯年立即决定，马上着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为了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蔡元培致函当时驻军河南的冯玉祥总司令，请他派安阳的驻军对发掘现场加以保护。受命担任第一次殷墟发掘的组织者，就是先期来安考察的董作宾。
1928年10月7日，董作宾来到安阳。他立即赶往设在鼓楼以南东大街的县政府。谈了情况，县长陈信表示赞同，马上以县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并从县民团里派了十几个人，驻进小屯村加以保护。那时的安阳，社会极不安宁。不仅土匪猖獗，还不时听到绑票之案。县民团派来的官兵，日夜警戒，不敢怠慢。
1928年10月13日，这一天对于安阳、对于中国考古界、对于中国考古学史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近代考古挖开了第一锨。这次发掘一共进行了17天，到10月30日正式结束。他们选择了三个发掘地点：两个在小屯村东北洹河西岸的农田里，还有一处在村中。第一次发掘获得甲骨800多片，其中500多片是龟版。还有一批陶器、骨器、石器、玉器、铜器，以及1000多片没有字的骨头。他们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崛起的时代已经来到了！同时，首次殷墟发掘还证明了一点：殷墟，这一上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地下宝库只是刚刚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个小角儿，它预示着将有一系列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获得新生。殷墟发掘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中国考古工作者，他们决心为之奉献毕生的精力。
仅仅隔了一个月，李济加盟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组长。由他主持发掘，李济理所当然地邀请已经熟悉情况的董作宾一同再次来安阳，董作宾欣然前往。实际上，当李济第一次看到董作宾所写的报告时，他就已经断定，小屯明显的是商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李济，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来官费到美国攻读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1920年进人著名的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获博士学位。李济回国后先后到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人类学和考古学。从1928年进入研究院史语所，其后的51年里，他就与殷墟的发掘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经主持了殷墟第2、3、4、6、7次发掘。
多年来，李济反复对青年考古工作者和他的学生讲述老一辈科学家所乐道的一个找网球的故事：一个网球掉到一大片茂密的草地里去了，又不知球是从哪个方向进去的，你怎么去找？不同观点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其中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把草地划分成许多行，从一边开始，由这一头走向那一头，逐行地按部就班地去找。这是最科学、最简便的找法，李济是1928年11月到任史语所的。12月1日，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开封。在那儿，他见到了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商定第二次发掘的计划。1929年3月，李济把办事处没在了袁世凯曾经隐居的洹上村。3月7日，第二次发掘再次开锣。
1929年10月7日，李济率考古团再次来到安阳殷墟开始第三次发掘，他们已经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10月21日，风云突变。河南省博物馆馆长何日章匆匆自开封赶来，说是奉了上头的使命，要进行殷墟发掘的。原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团为了进一步研究，曾将部分所挖的古物运出了河南。10月8日，《河南教育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安阳龟骨文字将自动发掘，中央研究院不遵协定潜运出境，何日章呈请自掘已有眉目”的消息。消息说：原先商定好所发掘的古物暂存安阳中学。“近据安阳中学校长报告，谓彼等竟将掘出器物潜运出省，并中研所特派员仍拟于本期十月赴安继续开掘……”何日章来势汹汹，大有阻止发掘进行的意思。小屯发掘工地上，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何日章的手下人告诉董作宾说：“你们赶快收摊儿回家，这是河南的地盘儿，你们外省人怎么能到这儿来挖宝呢？”董作宾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中央研究院派来的，任何人不得乱来！”“中央研究院？谁代表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已经给冯玉祥将军写了信，让部队保护我们呢！”“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小屯在我们河南境内。我还知道河南督军韩复渠有令，要挖宝，我们自己来！”
董作宾一行挡也挡不住，眼看就要兵刃相见。这一下可是惊动了安阳县长。这县长一看情况不妙，一句话也不敢说。只得站在双方之间，左说右劝，不敢偏袒。史语所董作宾一行仗着有中央研究院作后盾，加之对殷墟考古负责的精神，自然是一步也不相让。何日章依仗自己是地头蛇，又有韩复渠的手令，也是越说越上劲。当时，董作宾住在十一中学里，何日章也带人住进了十一中学。争执的双方相持不下，只好各自给上司发了电报，争取支持。
第二天，李济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紧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呈请国民政府，并奉主席的命令，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他们继续保护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并让何日章无条件地停止发掘，以免造成破坏。后来，双方终于在达成了几条协议之后，平息了矛盾。11月15日，发掘工作才走向正轨。
说到安阳殷墟发掘，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人物，那就是梁启超之次子梁思永。梁思永1904年出生于广东新会。梁思永青年时期就发奋努力学习，1923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科班。193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学专业毕业，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他曾经主持过殷墟第10、11、12、14次发掘。
就在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开始殷墟发掘以后，小屯以及周围的盗掘者，仍然蠢蠢思动，偷偷摸摸地在自家院里甚至屋里“挖宝”。他们之中一些人，勾结地痞、流氓和大烟鬼、官绅，竟大明大放地干起来。掌管洹水两岸大权的北区区长，竟然成了盗掘古物的“领袖”人物。古董商投其所好，买通了他，就可以坐地分赃。可见当时的外部环境是多么的恶劣。1933年，侯家庄有人挖出了大量的青铜器，据说有几件青铜器体积很大，而且一出土，就被古董商秘密买走了。虽然，这个暴发户守口如瓶，但还是走漏了消息。不仅附近三里五村妇孺皆知，就连安阳城里也传得沸沸扬扬。此时，第10次殷墟发掘正在筹备中。当梁思永听到青铜时代的墓葬被盗的事以后，深知墓葬就在侯家庄附近，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力量，在这一带寻找大墓。
刚刚走出北京大学校门的胡厚宣先生和他的几位年轻的同伴，协助梁思永进行了这次发掘。果然，他们成功地找到了墓地的位置——侯家庄西北的一处土冈，当地人叫它西北冈。在西北冈进行的三次发掘中，一共揭开了1267个墓葬，其中1232个为商代墓葬。1000多个商代墓葬中，有10个墓地下建筑规模宏大。在侯家庄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石刻。这些石刻中有人、龟、蛙、虎头、鹰头以及两面兽等。这些精致的石刻不仅造型奇特，而且线条流畅。与之相比，中国后世的那些石刻会显得黯然失色。最有意义的是，在这些3000多年前的商代的石刻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就连当今现代派所崇拜的毕加索风格，也似乎能从中体味出来。
从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安阳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历时10年，获得巨大的成功。它所获得的成就，表现出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深邃的学识智慧、坚韧不拔的毅力、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宏伟的气魄。如果细分一下的话，殷墟发掘还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28年至1934年为第一阶段，进行了9次发掘；1934年至1935年为第二阶段，进行了3次发掘；1936年至1937年，进行了3次发掘。15次发掘，总的面积达到了46000平方米。发掘了宫殿区、王陵区，以及后岗等11个地点。
当时的中国真可谓是千疮百孔。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这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他们还觊觎着我国的广袤的领土。史语所的学者们，个个都是热血青年，一想到日本鬼子的罪孽，就都摩拳擦掌，恨不能赶赴东北，与之决一死战。李济所长常常说：我们时常扪心自问，我们这种工作，在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我们职业选择的荒唐，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敌去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并且是很强烈的。他想起了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当年，在欧洲战争期间，裴居离爵士也正在考古工作的现场，他也曾想拿起枪，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然而，裴居离爵士的志愿始终没有具体化。李济说，现在我们既然还没有机会表达我们的这种志愿，那么，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来的工作了，1931年11月7日，在日寇浸华的阴霾之中，第5次殷墟发掘又开始了。这次发掘之后，国难更加沉重。8月13日，日本的军舰以重炮向上海闸北猛轰，海军陆战队也趁势从江湾进攻，鬼子的军队也由1万人左右，猛增到20余万。300多门大炮、200多辆战车，以及飞机、军舰，形成了对上海的全面攻势，11月12日，上海陷落。日军进入上海市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连著名的东方文化图书馆也难于幸免，成了他们摧残的目标。无时不在关心着殷墟发掘的蔡元培院长心情十分沉重，他提笔写下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字幅，让人送到了安阳考古发掘的现场，挂到了他们住室的墙上。每当又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他们就看看蔡院长的这幅题字，互相勉励，第6次发掘出土的陶器非常多，不仅有大量的陶片，接近完整的陶罐也不少，拼对到一起的就有差不多百十件。前前后后往史语所运了300多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