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税收与总需求调节
一、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税收理论
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是现代经济最主要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了税收的国民经济原则，第一次把税收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起来。但是直到3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前，由于西方国家的发展尚未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在经济理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马歇尔、庇古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他们相信市场自身对经济调节的力量，认为经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会自动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经济过程不需要国家的干预。虽然马歇尔、庇古对税收在资源配置及其他一些微观层次上的调节作用有了充分认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税收作为宏观经济均衡的手段。3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经济学说史上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提出用财税手段对付经济危机，并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运用，税收在宏观经济过程中的作用方得到重视。
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学说”。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由此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经济的失衡局面，这种局面，市场机制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引入国家干预，而且以财政政策为主要工具。一方面在通过利率、通货膨胀机制刺激私人投资的同时，扩大政府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为此，凯恩斯重新论证了“投资乘数理论”，提出了财政支出对国民收人总量的乘数作用，另一方面，则主张“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①此后，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们又在凯恩斯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税收在宏观经济均衡中的职能作用进行了阐述，提出了系统的税收政策主张。如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提出：“税收的变化也是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很有效的武器，在将来，作为‘反商业循环’措施的利率调节，也许将取代利率变动过去所占的地位”。②并具体论述了税收在刺激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建议，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作用直接，而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抵免、风险投资的加速折旧制度，避免对股息双重征税等方面的措施可以在刺激投资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萨缪尔逊则既强调税收是经济的“人为稳定器”，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税收的宏观杠杆作用。
从理论体系上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刺激经济的宏观财政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水平的这些短期目标而实行的各种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变化。”@很明显，这种从刺激总需求出发而提出的财政政策体系追求的是短期的静态均衡，其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支出和税收。但是，从经济的动态均衡来看，总需求是相对于总供给而言的，而且长期增长与短期稳定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分界线。旨在影响总需求的政策也可能产生供给效应，经济稳定的短期政策也可能对经济的增长产生长期的影响。如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措施，可能是作为刺激总需求的短期稳定政策而出台，但由于对投资起鼓励作用，所以，对经济增长也会发生积极作用，最终促使总供给的增加。此外，就支出与税收两种政策工具相比较，财政支出虽然可以直接影响总需求水平，但财政支出水平的确定从理论上讲还是应该根据长期的社会需要来确定。而且就财政支出本身来说，由于支出当中有相当部分为相对不可控制性支出，即根据现行法律和契约规定或政府承担的责任必须进行的支出，除非经过立法的修改或政府责任的完成，短期内不可停止支付或削减其支出规模。如通过立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支出、契约性规定政府必须按期履行的公债利息支出、以前设置的支出项目的后继支出及未完成的大型工程建设的投资、等等，这些支出项目刚性很强，只能增，不能减。且近年来在西方各国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非财政政策所能左右。因此，通过财政支出的变化来调控宏观经济受到很大限制。而税收政策工具则相反，如果不考虑财政支出需要的保证问题，减税相对容易，增税则会在政治上受到很大阻碍。但是有一点与支出不同的是，税收制度的设置虽然具有法律上的严肃性，但在制度设计中还是留下了一定的灵活性，如一些税收优惠的措施规定。另外，虽然增设新税种，提高税率在政治上可能遭受阻碍，但在正常情况下，税收弹性总是大于零，所以在税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还是可以增加的，从而能对总需求的扩张产生抑制作用。
二、税收乘数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
按照凯恩斯理论，社会总需求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私人消费支出+私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产量×价格
用c、I、G、Y分别代表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则：
Y=C+I+G
私人消费支出、私人投资支出和政府支出构成了社会总需求(暂时略去净出口的因素)。社会总需求可以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由此决定生产和就业水平、价格水平。这种关系可以用两个图来说明。
在图5—1中，AD为总需求曲线，As为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在图中有3种形态：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表现为水平状态，表示总产出的增加而不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因为在危机时期，各种资源闲量不能利用，产量的增加不会出现资源短缺问题，所以不会出现价格上升现象。第二种状态是从AD。开始向右上方倾斜的状态，它表示经济处于危机与充分就业之间的时期。这一时期资源尚未充分利用，产量有增加的余地，但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某些资源开始出现稀缺，价格水平随之上升。第三种状态，总供给曲线表现为垂直状态，(从AD，开始)，它表示经济达到一种充分就业的状态，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达到最大可能，需求的增加不可能引起生产的增加，只能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
图5—2表示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总支出水平的关系。AE为总支出，包括私人消费支出、私人投资支出与政府支出。AE与45。线的交点E决定国民生产总值水平Y。当AE上升为AE 7，总支出与国民生产总值的交点也由E上升为E 7，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增加到Yl。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可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Y的水平，政府可以通过支出和税收的变动来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水平。这种调节作用，不仅只限于政府支出和税收本身量的增减，还可以通过乘数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知道，国民生产总值和私人消费、私人投资等政府支出的关系可以用下列关系表示：
Y=C+I+G
我们把消费c看成是Y的函数，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消费由两个要素组成，即c=c。+bY。，C。作为一个消费的常量，不考虑收入的变化，“。是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部分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可支配收入。假定政府征收固定税额为T的税收，则有：
Yd=Y—T
于是Y=C+I+G可以改写为：
Y=C。+b(Y—T)+I+G
=C。+bY—brr+I+G
(1一b)Y=C。一bT+I+G
K，和K。分别为税收乘数和政府支出乘数，它分别表明税收和政府支出变动与国民生产总值变化之间的关系。这里，税收乘数为负值，它表明税收变动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呈反方向，即税收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税收减小，则国民生产总值增加。每单位税
L收变动引起国民生产总值变动的数量为羊。税收的增减变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调节作用可用图5—3来说明。
在原有的总支出c+I+G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为800亿，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3／4，政府增加税收100亿，则总需求将下降75亿，使原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为500亿。若政府减少说收100亿，则会使原有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为1100亿。但是，税收减少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幅度有可能要小于增税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幅度。因为，增税时，人们可支配收入下降，边际消费倾向反而可能上升。而减税时，人们可支配收入上升，但边际储蓄倾向可能上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由于增税后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大于减税后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减税后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幅度有可能要小于增税后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幅度，即上图中的AE”上升可能达不到那样的高度。除此之外，税收乘数分析还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1)并不是所有的税收都具有相同的乘数效应，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并且可能是更复杂的税收乘数。在上面的公式中，主要考虑的是所得税。因为间接税容易转嫁，它的变化同乘数理沦不完全符合，必须采取其他的分析方法。而且，即便是在所得税中，乘数的变化主要是税率变化而不是固定税额的变化，税率变化的乘数为五者芒雨，式中，t-为税率变动后的新税率，Y。为原来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
(2)在上述的税收乘数分析中，仅是从乘数扩张效应过程而言的，没有考虑税收的超额负担问题。事实上，税收增加很可能引起税收的超额负担，征税过程中所引起的超额负担有多大是难以估计的。所以，在经济实践中，税收扩张所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可能远不止。
(3)如果把税收与政府支出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即增加税收时，增加相同数额的政府支出，以保持财政预算的平衡，那么，这种平衡预算条件下的乘数作用将发生变化。如前面所分析的，财政支出乘数为—)_，如果增加税收，同时等额地增加财政支出，则其结果为：这说明在平衡预算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水平等于财政支出的增加额。这是由于财政支出乘数大于税收乘数，等量财政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大于税收增加的收缩效应。所以，平衡预算乘数仍有扩大国民生产总值的效应，但是只限于财政支出的增加额。
三、自动稳定的税收政策
税收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是通过内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政策两个机制来进行的。内在稳定器(build—in Stabilizel"s)也称作非选择性的财政政策(non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它是指一种能对经济活动水平变化作出“自动”反应的财政制度，主要包括政府对所得的征税和政府的转移性支出。从税收角度分析，自动稳定器是指税收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减而增减，自动地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在累进所得税制度下，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或通货膨胀时期，人们的货币收入增加，从而使适用的税率档次从低的等级自动地跨人高的等级，这种现象称为税级爬档(1)racket creep)。税级爬档使得纳税人缴纳的税额增加，由此减缓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从一定程度上抑制总需求的膨胀。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期，人们的收入下降，税率档次亦往下降，税收自动减少，由此缓解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的下降，阻止需求的过度萎缩，有利于经济的复苏。由此可见，税收的自动稳定功能主要依赖于两个要素：累进税率及对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间接税，一般来说，不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因此，在一国税制中，直接税占的比重大，自动稳定的功能越强，反之则越弱。在所得税中，税收累进程度越高，对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越大，对经济自动调节的效应也越大。
但是，税收的内在稳定器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有其局限性。无疑，内在稳定器在缓和经济萧条过程中起积极作用，但在经济处于复苏过程中，一部分增加的收入会被税收所吸收，从而抑制了需求的增加。因此，从长期效应来说，税收对经济复苏起阻碍作用。而且，这种内在稳定器越大，对经济复苏的阻力也越大。在财政理论上出现所谓的“财政拖累”(fiscal一drag)现象，亦称“财政制动器”。财政拖累是指这样一种影响，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税基增大，税收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上升。相对而言，财政支出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在没有选择性政策变化的情况下会趋向于保持与原来大致相同的水平，致使政府预算出现盈余。而累进所得税在物价上升时期由于税级爬档会使政府盈余进一步增大。这意味着税收过分地抽取了私人部门的收入，减小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对总需求甚至可能对总供给产生一种潜在的抑制效应，从而使财政税收政策成为越来越紧缩的政策，阻碍经济的增长。当然，如果能实行税收的指数化，财政拖累现象可以不那么严重，但所得税的指数化会使税收的自动稳定作用大减弱。或者，财政支出随税收的增长作相应的扩大，那么，也不存在财政拖累问题。但税收的增长与财政支出扩张决策是两个分离的过程，而且对财政支出作出的政策性的扩张还会有时间的滞差(时间滞差的问题在相机抉择的政策中分析)，不能完全与税收增长保持一致。
此外，内在稳定器只能缓和而不能消除经济的波动。因为，税收的变动依赖于国民经济水平的变动，除非税率高达100％，否则不可能完全抵消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国民经济水平的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经济的外生变量的大的变动所引起的经济的波动，内在稳定器是无能为力的。如70年代西方国家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所带来的通货紧缩的影响，靠内在稳定器就难以消除。正因为如此，还须运用相机抉择的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有效调节，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正如萨缪尔逊在《经济学》书中所指出：“总之，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是减少部分的经济波动，而不是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是否减少内在稳定器未能消除的余额以及怎样消除，仍然是斟酌使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任务。”④
四、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
相机抉择的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态势而主动采取的财政收、支变动的措施，以消除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缺口。相机抉择的政策要逆经济运行态势的方向而调节，在失业持续增加，总需求不足时减少税收，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以刺激总需求，解决经济衰退问题。而在经济繁荣，总需求过旺，价格水平持续上升时，则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以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