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恶行
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984届的女士和先生们：
无论你们多么勇敢或谨慎，在你们的一生中，都一定会与所谓的恶进行实际的接触。我指的不是某本哥特式小说的所有物，说得客气些，而是一种你们无法控制的可触摸的社会现实。无论多么良好的品性或精心的计算，都难以避免这种遭遇。事实上，你们越是计算，越是谨慎，这种约会的可能性就越大，损害也就越深。这就是生命的结构。即我们认为是恶的东西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仅就它老是以善的面目出现就能说明这点。你们永远不会看到它跨进你们的门槛宣布：“喂，我是恶!”当然，这表明了它的第二种属性，但是我们从这种观察所获得的安慰往往被它出现的频率所窒息。
因此，较审慎的做法是，尽可能密切地检视你们有关善的概念，容许我打个比方，去细心翻查一下你们的衣柜，看是不是有一件适合一个陌生人的衣服。当然，这有可能会变成一份全职的工作，而确实应该如此。你们会吃惊地发现，很多你们认为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并认为是好的东西，却能轻易地适合你们的敌人，而不必怎样去掂量。你们甚至会开始奇怪到底他是不是你们的镜中之影，因为有关恶的最有趣的事情无过于它完全是人类的，温和一点说，世上最容易翻转过来并从里到外碰得焦头烂额的，无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这里，一个最明确的危险信号是那些与你们持同样观点的人的数目，与其说是因为一致的意见具有沦为一言的本领，不如说是因为这种可能性，隐含于大数目中，即高贵的情感会被伪装出来。
基于同样的原因。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们愿意，怪癖，即是说某种难以虚假、伪装、模仿的东西，某种甚至连老练的江湖骗子也会不高兴的东西。换句话说，即是某种像你们自己的皮肤般不能分享的东西——甚至不能被少数人分享。恶吮吸的是坚固，它永远借助大数目，借助可靠的花岗岩，借助意识形态的纯正，借助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均匀的裹尸衣。它借助这类东西的癖好应该说是与它内在的不安全感有关，但是，相对于恶的胜利来说，明白这点同样难以获得多少安慰。
恶确实胜利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在我们自己身上。有鉴于它的幅度和强度，尤其是有鉴于那些反对它的人的疲累，恶今天也许不应被视为伦理范畴，而应被视为一种再不能以粒子计算，而是在地理上进行划分的物理现象。因此，我对你们谈论这一切的理由与你们年轻、初出茅庐和面对一片纯净的页岩毫无关系。不，那片页岩是黯淡、肮脏的，很难相信你们有足够能力和意志去清理它。我谈话的意图只是想向你们说明一种抵制的方法，也许有朝一日用得上。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帮助你们在遭遇恶之后不至于弄得太脏，尽管不见得会比你们的前辈更出色。不过，我心中想的却是“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这一桩有名的生意。
我猜你们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听过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和其他很多人对这句来自“山上宝训”的话所作的解释了。换句话说，我猜你们都已经熟悉非暴力或消极抵抗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主要原则是以善报恶，即是说，不以牙还牙。今日这个世界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至少表明了这个概念远远没有受到普遍的珍视。它不能深入民心有两个原因。首先，实践这个概念需要有充分的民主，而这正是地球86％的地区所欠缺的。其次，谁都知道，让一个受害者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而不是以牙还牙，充其量只能得到道德上的胜利，也即得到某种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出于本能地不让你们身体的另一边遭受另一记重击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谁都会担心，这样做只会使恶得寸进尺，担心道德胜利可能会被宽宏大量的反面所误解。
还有其他更严重的理由需要担忧。如果那第一拳没有把受害者脑中的所有神志都打掉，他也许会明白，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无异于操纵攻击者的犯罪感，且不说他的报应。这样一来道德胜利本身就不见得很道德了，不仅因为受苦经常有自我陶醉的一面，还因为它使受害者优越起来，即是说，胜过他的敌人。然而，无论你们的敌人多么恶，关键在于他是人类。尽管我们没有能力像爱我们自己那样爱别人，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开始觉得他胜于另一个人时，恶便开始生根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首先被打了右脸颊）。因此，一个人把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给敌人打，充其量只能满足于提醒后者他的行动是徒劳的。“瞧，”另一边脸颊说，“你只是在打肉罢了。那不是我，你打不垮我的灵魂。”当然。这种态度麻烦在于敌人可能恰恰会接受这种挑战。
二十年前，下述情景发生于俄罗斯北方无数监狱中的一个放风场里。早上7点钟，牢门打开了，门槛站着一个看守，他向囚犯们宣布：“公民们!本监狱的看守集体挑战你们这些囚犯，大家进行社会主义竞争，把堆在我们放风场里的木材劈光。”那些地方没有中央暖气，而当地警察，不妨这样说，他们消耗掉附近所有木材公司的1/10产品。我说的这件事发生时，放风场看上去十足是一个贮木场，那些木材堆得两三层楼高，使监狱本身的平房四方院形同小屋。木材显然需要劈，不过这类社会主义竞争却并非第一次。“要是我不想参加呢?”一名囚犯问道。“嗯。那你就没饭吃。”看守答道。
然后他们给囚犯们分发斧头，于是开始劈木材。囚犯和看守们都热情地干起来，到中午时分，他们全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那些永远营养不良的囚犯。看守们宣布小休，人们坐下来吃饭，除了那个提问题的家伙，他继续挥舞斧头。囚犯和看守们都取笑他，大概是说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是精明的，而这个人……诸如此类。小休之后他们继续干活，尽管速度已多少变慢了。到下午4点看守们停下来，因为他们换班时间到了。不一会儿囚犯们也停下来了，那个男人仍在挥舞手中的斧头。有好几次他被人要求停下来，但他不予理睬。看上去好像他获得了某种节奏，而他不愿意中断，或者是不是那节奏令他着魔?
在别人看来，他就像一个自动机器。到5点、到6点，那柄斧头仍在上下挥舞。看守和囚犯们这回认真地瞧着他，他们脸上那嘲弄的表情也逐渐变得先是迷惑继而恐惧。到7点半，那男人停下来，蹒跚地走进牢房，倒头大睡。在他以后坐牢的时间里，再也没人号召看守和囚犯进行社会主义竞争，尽管木材堆得越来越高。
我以为那个家伙能这样做——连续12小时劈木材——是因为那时他还很年轻。事实上他那时是24岁，仅比你们略大。然而，我想他那天的行动可能还有另一个理由。很可能这位年轻人，正因为他年轻，比托尔斯泰和甘地都更记得“山上宝训”的内容。因为耶稣讲话有三联征的习惯，那个年轻人可能记得上述那句话并非停止在“但要是有谁往你右脸颊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过去”，而是继续下去，没有句号或逗号。“而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那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
全部引述下来。可见这些诗事实上与非暴力或消极抵抗，与不以牙还牙和以善报恶没有什么关系。这几行诗的意思一点儿也不消极，因为它表明，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它表明，通过大幅度的顺从来压垮恶的要求，可使恶变得荒唐。从而把这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这种方法使受害者处于十分积极的位置，进入精神侵略者的位置。在这里可以做到的胜利并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生存上的胜利。那另一边脸颊起到的作用并非使敌人有犯罪感（这是他绝对可以消除的）。而是揭露他五官感觉在整件事情上的毫无意义：就像任何大量生产一样。
让我提醒你们，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并不是涉及公平决斗的情况，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人一开始就处于无望的劣势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他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谈论一个人一生中非常黑暗的时刻，他对他的敌人的道德优越感不能给予他抚慰，他的敌人又太过于恬不知耻和没有任何恻隐之心，而他仅有脸颊、上衣、大氅和一双仍能走一两里路的脚可供调遣。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高明的计策可言，因此，把另一边脸颊也凑过去应成为你有意识的、冷静的、慎重的决定。你得胜的机会全靠你是否明白你正在干什么，无论这机会多么渺茫。把你的脸凑过去给敌人打，你要明白这仅是你的磨难和那句箴言的开始——你要能够看清“山上宝训”的整个环节，看清所有那三句话，否则，断章取义会使你伤残。
把道德建立在一句错误引述的话上只会招致厄运，或最终变成精神上的布尔乔亚，享受那最终的舒适：也即他的判罪。无论从哪个例子说（后者由于参与善意的运动和非牟利组织而最不讨好）。结果都只会向恶屈服，推断对于它的弱点的理解。因此容我提醒你们，恶只能是人类的。
把道德建立在这句错误引述的话上并没有为甘地之后的印度带来什么改变，除了它的政府的肤色。从一个饥饿者的角度看，无论谁使他饥饿都是一样的。我猜他可能更愿意让一个白人来为他的悲惨境况负责，不说别的，且说这样一来，社会之恶也许从别处出现，并且也许不及落在他自己的族类手中受苦那么可怕。在外族的统治下，毕竟仍有希望和幻想的余地。
托尔斯泰之后的俄罗斯情况也相似，把道德建立在这句错误引述的话上严重地削弱了这个民族对抗警察国家的决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是家喻户晓：在把那另一边脸颊也凑上去的六十年中，这个民族的面目已变成一个大伤口，以致这个害怕暴力的国家现在索性往那脸上吐唾沫，甚至往世界脸上吐唾沫。换句话说，倘若你想使基督教世俗化，倘若你想把基督的教导变成政治术语，你就需要一道更现代的政治咒语，你需要拥有独创性——至少在你脑中，如果你心中已无余地。因为上帝与其说是一位善人，不如说是一种圣洁的精神，老是叨念他的善良而不顾他的形而上学是危险的。
我必须承认，我对谈论这些事情感到有点儿不安，因为要不要把那另一边脸颊也凑过去毕竟是一件极其私人的事。这种遭遇总是发生在一对一的情况下，那永远是你们的皮肤、你们的上衣、你们的大氅，而走路的永远是你们的双腿。奉劝人家使用这些财产如果不是完全不对的，也是不礼貌的，更别说敦促人家了。我在这里只是盼望抹去你们心中的一种陈腔滥调，它带来很多利害，很少收获。我还想给你们灌输这样一种想法，即只要你们仍有皮肤、上衣、大氅和双腿，你就还不能言败，无论机会如何。
然而，在这里公开讨论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不仅仅是你们出于本能不愿意把你们年轻的自己视为潜在的受害者。不，这只是清醒而已。这种清醒使我也预期你们当中会有潜在的恶棍，而在潜在的敌人面前泄漏抵抗的秘密是一个坏策略。也许，使我不至于被控叛逆罪，或被指责把现状设想到未来中去，是这样一种希望，即受害者永远会比恶棍更富有发明才干，更富有独创性思想，更富有进取心。因此，受害者也许有胜利的机会。
（黄灿然 译）
这里，一个最明确的危险讯号是那些与你们持同样观点的人的数目，与其说是因为一致的意见具有沦为一言的本领，不如说是因为这种可能性——隐含于大数目中——即高贵的情感会被伪装出来。
你得胜的机会全靠你是否明白你正在干什么，无论这机会多么渺茫。
通过大幅度的顺从来压垮恶的要求，可使恶变得荒唐，从而把这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这种方法使受害者处于十分积极的位置，进入精神侵略者的位置。在这里可以做到的胜利并不是道德上的，而是生存上的胜利。
走向生活的海洋
艾伦·亚当：美国著名演员、导演、作家
我今天来这里是由于一个特别的原因。
我女儿伊芙小的时候，每次吃饭时的交谈差不多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我提出一个有趣的话题，接着对此进行虚张声势的评论，通常是从各个方面进行攻击，直到伊芙或她的哪个姐妹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兴趣，我就支支吾吾地停下不说了。
如今伊芙马上就要从大学毕业了，她所在的班级问我是否可以做个简短的讲演。当然，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这将是伊芙二十一年来首次听到我从头说到尾。
我们都深知，好话总是留待最后才说。人们通常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小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等到临出门时，才发出肺腑之言。看起来，门口才是讲述真理的地方。今天我们全都聚集在门口，它是某件事情的结束，也标志着其他某事的开始。我猜想，今天在门口会有许多人徘徊，希望我们当中会有人多少能说些无法用言辞表达的内容。
我们停留在此，手握门把，就像普洛尼奥斯在对雷奥体斯雷奥休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说话那样。要记住“不要向人借钱，也不要借钱给别人”，别忘了“总而言之：要安分守己，同时，就像夜晚追随白天那样，也要做到善待他人”。不过通常最好的话往往都是随口而出的，完全没有任何预告，之前也就这么一句话“哦，顺便说一下”。
我听说病人会和他们的医生说上一个小时，几乎全是无关紧要的闲聊，等到要离开的时候，开了门，开始说，“哦，顺便说一句”，然后接下来的一句话就说出了他们前50分钟一直避而未谈的事情。
现实生活中，当普洛尼奥斯说完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全部箴言，而后者可能心不在焉，就在儿子要上船的那一刻，他会说：“哦，顺便说一句，要是遇到任何麻烦，别忘了可以往我办公室打电话。”今天，我们站在门口，这些是我对女儿伊芙的临别之言。伊芙，我可能有点儿像普洛尼奥斯，不过普洛尼奥斯和我有共同之处，就像所有的父亲那样，我们喜欢唠叨，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