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在谈到自己的创业文化时，一般都要说三句话：一、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商遗风；二、这是环境逼出来；三、这是率先发展私营经济练出来的。确实，这三句话，讲得很实在，也很全面。
我们分析温州创业文化的形成背景，也只能从这三方面着手。
１．接受大海的挑战和邀请
提要：温州人在商海搏击的勇气和本领，以及远离家乡谋生的冒险精神，可以追溯到年代久远的祖先，而自晋唐开始温州的工商业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温州人需要感谢大海，大海不仅孕育了温州人的地域文化，也培植了他们的“财商”。
温州最早的居民属于越人的一支，和分布在长江以南广袤地区的百越同出一族。百越地区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境内众水奔流，江面广阔，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沿海的越人很早就形成了海上航行的能力。记载早期越人活动的历史着作《越绝书》说：“越人之性，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意思是说：越人以船作为自己的交通工具，用船就像北方人用车、使用船桨就像北方人使用马一样方便。
今天的温州沿海平原，在秦汉以前大部分还是港湾曲折的浅海，是在晋代以后因泥沙沉积才逐渐成陆的。温州古称东瓯，《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瓯居海中”，晋代着名学者郭璞认为“瓯居海中”意思是瓯“在岐海中”。后人解释郭璞的话，认为“郭注岐海，海之岐流也，犹云稗海。”也就是说，至少从《山海经》成书的先秦时期，到郭璞生活的东晋时期，温州一带还属于山脉突出于海洋之中、海湾伸入山地之间的岬湾式海岸，今温州——瑞安——平阳三个市区一线以东的沿海平原，大多没有形成。今天的飞云江南岸平原的平阳县部分，过去称万全乡，据地方志，记载“万全”
系“万船”的讹音，由于古时为海域可以停泊万只船而得名。今天瑞安市的岑岐山、蛎塘岭以及瑞安、温州瓯海区交界的帆游山，古代泛称帆游山，按照南朝郑缉之的《永嘉郡记》记载，这一带“地昔为海，多过舟，故山以帆名”。透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推测，至少在东晋南朝时期（３１７-５８７年），温州沿海已有了一定规模的沿海渔业和航运业，船舶早已是温州人的主要交通工具，而当地的越人是不畏大海善于利用大海的高手。１９８３年，在瑞安市马屿发现大规模的石棚墓，这种罕见的墓式在温州附近及整个南方都找不到渊源，但在辽东、台湾以及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却有发现，以温州发现的石棚墓规模最大。人们据此推测：莫非早期温州的越人与上述地区的人们通过远航保持着联系？
德国着名思想家黑格尔分析海洋文化对沿岸居民的影响时，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过这么一段话：“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我国东南沿海的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作马”的文化，正是几千年来接受大海挑战和邀请的产物，而温州人在商海搏击的勇气和本领，远离家乡谋生的冒险精神，显然可以追溯到年代久远的祖先。
我国地域广大，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而绝大部分省区的面积和人口也超过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古代的中国同样如此，由于通讯手段和交通方式的落后，历代王朝要有效控制中国的各个区域实属不易，特别是那些离首都较远的区域。历代王朝对各区域的控制能力并不一样，一般说来，离首都较近、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容易受到王朝的控制，离首都较远交通不方便的地区则不容易受到王朝的控制。王朝对各区域的控制能力和各区域距首都的远近以及交通的方便与否，体现出数学上的正比例的关系，越近越方便控制越强，越远越不方便控制越弱。我国古代的统一王朝的首都，先是在今天陕西省的西安、河南省的洛阳、开封一带，后来搬到今天的北京市，这些城市都在北方，南方的城市仅今天江苏的南京在明朝初期的几十年中担任过首都。温州位于浙江的南部，不用说和设立的北方的都城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即使到短时间设立南方的都城南京也有近千公里之遥。从温州到南京，即使今天坐火车也需要１７个小时，古代靠步行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到达南京。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基本上都在今天的江南地区，主要是南京市和杭州市。温州和杭州虽然同属于浙江省，而且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但两地一个在浙江北部，一个在浙江最南部，从温州到杭州仍有５００公里之遥，今天坐火车还需要坐８个小时，古代步行至少需要一周以上。
因此，温州不仅远离我国古代的首都，与南方区域中心乃至浙江省的省会，都有很长的距离，温州自然成了“天高皇帝远”，历代王朝控制比较薄弱的地区。历史表明，正是在温州这种历代王朝控制薄弱的地区，最有可能孕育出充满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群，最有可能保持着浓重的区域文化的特色。
除了远离首都、南方政治中心和浙江省会，温州还远离浙江的主要交通要道，并具有三面环山和一面濒海的地理特点。浙江省多山，号称“七山一水二分田”，有限的平原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等地区，其余地区除了沿海有小范围的平原便都是无边无际的山区，而且越往南山势越高。温州位于浙江最南边，除了东临浩瀚的东海，北面、南面和西面都是高山峻岭，山海的阻隔不利于温州的对外交通，加强了区域的封闭性。假如有一条在南方哪怕在江南具有重要意义的交通路线经过，温州的这种封闭性或许还能得以减少，然而不幸的是，温州也无这一条件。浙江省主要的对外交通路线，除了自杭州通往北面的太湖流域和西面的皖南地区，便是自杭州往南经过金（华）衢（州）进入江西再折入湖南或福建的大道了，从温州往南沿海岸线进入福建福州的道路因陡峻难走行人有限，在浙江的对外交通网络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因此，温州人需要往北走完２６０公里的山路，到达金华才能进入浙江主要对外交通大道。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不便的交通状况，一方面不利于克服温州地域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却使温州在江南战火四起时能够不受战乱影响。我国古代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北方，南方相对较少，而温州又是南方战火比较少的地区之一。我们如果看看温州的地方志，再看看金华的地方志，就可以看出，位于交通要冲的金华遭受的战乱，无论是次数还是规模，都远远多于和大于温州。相对和平的局面，使温州免去群雄逐鹿之苦，不仅有利于保全当地的人口和区域经济，还使当地文化不致被外来文化反复改造。
在古代中国，凡“天高皇帝远”、位置偏僻、山岭重叠、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地区，例如四川、山西，往往容易出现分裂割据政权。然而，温州在上述诸项条件中，虽然具备前面三项，却缺少后面二项，历史上除唐末大乱时当地人朱褒兄弟及其后继者割据２６年以外，其他时期都没有出现割据政权，甚至连拥兵自重的军阀也极其少见。历史上，温州虽然孕育出充满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群，并有着浓重的区域文化，却从没有表达过政治独立的要求，其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上，而不是政治上。在政治上，温州从未有劳朝廷对其多看一眼，对其严加防范，这种状况自然也有利于区域经济文化特色的发展。
在古代，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有过几次高潮，大致相当于公元４世纪到６世纪的东晋南朝是较早的一次。温州那时称永嘉郡，当时的海岸线大致在今天的温（州）瑞（安）塘河——瑞（安）平（阳）塘河一线稍东，现在作为温州经济和人口最主要分布地区的沿海平原大部分还在海水覆盖之下，只有靠近山脚的今温州、瑞安、平阳等市区附近的小块平原获得开发。温州人口稀少，公元４６４年（刘宋大明八年）包括今日的温州地区和丽水地区大部分的永嘉郡，不过只有６２５０户居民，三四万人口，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尽管这样，温州的手工业却有值得后人称道的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手工业上。陶瓷业是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所产的瓷器称“缥瓷”，生产这种瓷器的瓯窑与浙江北部的越窑、德清窑和浙江中部的婺窑并列为浙江的四大窑系。瓯窑的原料中含铁量略低，因此烧出的瓷器的胎色比较白，釉彩显出淡青色，具有胎骨细腻、釉层薄而透明、硬度高、造型浑厚质朴的特点。温州的养蚕织丝业比较发达，据说蚕一年可以八熟，而技术特别高的妇女一夜功夫就可将纱织成布料，俗称“鸡鸣布”，即清晨鸡叫的时候布就已经织好了。
大致相当于公元７世纪至９世纪的唐代是我国古代南方开发的又一次高潮时期，特别是唐中叶发生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以后，北方惨遭战乱破坏，大批躲避战乱的人口向南方迁移，南方的经济发展因北方避乱人口的迁入而得以加速，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下游。温州境内的经济开发虽然远不及长江下游，但也有较大的发展。公元７４２年（唐天宝元年）在今天的温州各市县范围内，已有４．２万余户、２４万余人口，比东晋南朝的三四万人口增加了六七倍。沿海平原的农业开发进一步发展，温州的柑橘和水产品都是运到京城供皇帝享用的贡品，其中橘子因含汁液多味道甜美如同牛乳而被称为乳桔。不过，经济的进步仍主要体现在手工业方面，温州的丝织品也是贡品之一，瓷器生产规模空前扩大。
其中，温州近郊西山窑的窑址从北向南绵亘三里，从东向西绵亘几里，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到了五代，温州还生产一种叫“蠲糨纸”的纸张，被称为全国五大名纸之一，蠲糨纸以及反映当地人民高超工艺水平的竹丝灯也是运送吴越国都杭州以及北宋首都开封的贡品。
总的说来，在东晋南朝唐五代时期，温州的开发已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总体经济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浙江北部各州，温州在全国是一个没有多少名气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区域。如果不是东晋时来了个既爱游山玩水又爱写诗的太守谢灵运，在他的诗篇中几次提到任职的永嘉郡的名字，如果不是唐代中叶着名诗人孟浩然来温州访问亲友并赋诗咏情，人们便难以知道这一片区域。尽管这样，后来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在这一时期却都已经出现。温州的基本经济状况是农业不发达，手工业和农业的多种经营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农业经营的发达表明可供交换的商品众多，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温州历史上一直是个手工业名城，温州人心灵手巧，善于经营工商业，这一切显然都可以追溯到东晋南朝唐五代时期。
２．“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提要：无论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来看，宋代都是温州经济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后来的温州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可以说都是在宋代形成的。要追溯温州创业文化的历史根源，重点也在宋代。宋代温州不仅具有浓郁的经商之风，而且形成强调现实主义、注重经世致用、倡导重视工商的永嘉事功学派。他们的学说奠定了温州创业文化的基础。
大致相当于１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１３世纪７０年代的宋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南方大开发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自唐朝末年黄巢起事以后，北方再次陷入大规模的战乱，乱哄哄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北宋建立。北方因经历长期战乱人口剧减，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加之大批北方人口迁入，南方的经济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经济水平全面超过北方，到了北宋后期文化水平也超过了北方。对温州而言，无论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来看，宋代都是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后来体现出来的温州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主要特点，可以说都是在宋代全面形成的。要研究温州历史，重点在宋代，要追溯温州创业文化的历史根源，重点也在宋代。
如同东晋和唐朝，手工业仍是温州经济最值得称道的部分。温州是全国造船业的重要中心，北宋后期每年打造运输漕粮的船只６００艘，造船数量与另一个城市明州（今宁波市）并列全国第一。北宋后期一位高官向朝廷建议恢复汴河北段与首都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之间的货运，就打算借温州、明州的船只来运货。温州造的船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设计科学，南宋前期朝廷在东南沿海造一批海船，就是仿照温州平阳莆门（今属苍南县）所造的阔２丈８尺、便于作战的巡船。陶瓷业的规模很大，近一二十年来在温州各地进行的古代窑址调查中，发现的窑址以宋代最多，达四五十处，甚至连明代才开始设县的山区泰顺县也有窑址分布。邻近温州的浙江龙泉县是宋代最着名的出口瓷龙泉青瓷的产地，温州是龙泉瓷的出口港之一，温州陶瓷生产的兴盛估计受到龙泉窑的影响，有理由推测温州的一部分陶瓷产品也供应出口。温州还是全国漆器制品生产和造纸业的着名中心，漆器号称全国第一，工艺精美，在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都有数家专门出售温州漆器的商店，类似于今天名牌产品的专卖店。温州产的着名纸张蠲糨纸，由于“洁白紧滑”，受到当时的行家的高度评价，他们说：
“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
除了上述这些手工业部门，温州的丝织业也有可称道之处，宋代地方志说温州“地不宜桑而织纫工”，即温州虽然不种桑养蚕，但丝织的技术却相当高。后来有名的温州缂丝和瓯绸，就是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一些丝织业发达的地方，都出现主要靠丝织生产谋生的家庭，他们雇佣工人，生产原料自市场采购来，产品主要销到市场。这种被人们称为“机户”的家庭，可以说是我国出现比较早的从事商品生产的“家庭企业”，温州是当时存在机户的城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