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文明的进程，是首先在沿海地区开始的。西方的经济文化主要以沿海的港口为登陆地，首先影响港口所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接着顺着港口通往内地的水陆道路影响内地。因此，港口所在地区成为西方经济文化影响最深的区域，比内地较早跨入资本主义阶段。温州的港口规模虽然不及上海、广州、厦门、青岛，却同样是西方经济文化较早登陆的地区，并和这些港口地区共同构成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带。而且，自西方列强侵入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固然有利于西方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当然也有利于中国发展与各国的商业贸易。我国各区域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如同近代化进程一样，均极不均衡，大体上和距离海洋的远近成反比，融入程度最深的自然还是沿海港口地区。对于温州这种依赖海上贸易和工商业发展的地区来说，由于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一个从未有过的广阔市场打开了，这种变化极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温州与我国沿海地区和各国的贸易额空前增长，工商业经济因之得到大发展，从而彻底改变了明代以来长期徘徊不前的状态。温州悠久的商业文化和擅长手工业的传统，在近代环境下得到了发扬光大，而近代西方文化的冲撞和融合，又使温州的传统文化具有新的面貌和更强的生命力，并使温州人的活动空间从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可以说，在温州的历史上近代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温州自南宋以来的第二个经济文化发展高潮。近代史的巨大变化，为温州创业文化在下一个更为特殊时代的不俗表现，奠定了基础。
４．在计划经济的桎梏下挣扎
提要：温州缺少耕地资源、工业基础和方便的交通条件，却不缺少人力资源，几百万继承祖先的经商传统和创业精神的人民是温州最可宝贵的资源。尽管僵化死板的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温州人为生活所逼却不得不自谋生路，走上发展私营经济的道路。
因此，温州人之所以能够在全国率先创业致富，除了受惠于温州的创业文化，其实也受惠于贫穷，受惠于苦难。
浙江号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又是人们长期传颂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的所在地，然而因地理条件的复杂，全省各地的经济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浙江主要的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都分布在省境的北部，即钱塘江以北和杭州湾以南，这一带不仅盛产粮食，因水网地带也是淡水鱼的重要产地，并有着悠久的养蚕和丝织的历史。人们赞誉浙江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这些都不是全省的经济现象，只反映了浙江北部地区的状况，就像人们称四川为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的“天府之国”，而真正符合这一状况的不过是成都平原一带一样。
不仅这样，１９４９年以后浙江省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资金，也主要投向浙江北部地区，城市以这一带最为密集，交通以这一带最为方便。因此，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省经济发达的地区都集中在北部，落后的地区大体集中在南部，温州就是其中之一。
温州位于浙江最南部，为全省山区面积较多的地区，７８％的地面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区，有限的平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如果从海岸线驱车往西走，最多十余分钟穿过狭窄的沿海平原，就进入山峰林立的山区。受第四纪以来差异隆起为特点的构造运动的影响，全市山峰连绵不断，高耸入云，山峰的高度大多在７００米以上。由于山峰占去大量的地面，全区可耕地极少，１９７８年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只有０．５３亩。如果说，浙江是我国人多地少矛盾比较突出的省份的话，温州便是矛盾最尖锐的地区，１９７８年的人均耕地大约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３、浙江省平均水平的２／３左右。在温州的某些地方，人均耕地仅一分半。
耕地的严重缺少，使农村的大量劳动力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耕地的状况表明温州发展农业的潜力非常有限，只能以工商业作为经济的基本部门，需要通过发展工商业来解决人民的生活。
然而，１９４９年以来，温州的工商业却未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建国以后台湾海峡的长期紧张局势，曾成为影响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不利因素。温州靠近祖国宝岛台湾，无论是从温州直接下海还是经福建再下海，与台湾的距离都不远。在台湾海峡处于高度军事对峙的三四十年中，福建和温州都是军事前线。由于担心战争的破坏，国家对温州的经济投资十分有限，从１９４９年建国到１９７８年止，３０年中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只有区区的５．９５亿元，仅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７，到１９８１年为止投入温州的建设资金尚不及浙江省另一个人口规模与温州大略相等的宁波市的四分之一，这一状况与温州作为浙江省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
众所周知，我国各地的工业建设和交通建设主要依靠国家的投入，由于国家资金投入少，温州工业的落后、经济发展的缓慢，就可想而知了。
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依托上海等大城市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为农村的工业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自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以来便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位于浙江最南部的温州却既远离我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市，又远离浙江省会杭州市，接收到大城市的经济辐射相当薄弱，无法像苏南浙北那样依托附近的大工业城市发展自己的农村工业，无法借此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仅１．９８％，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仅４．１２％，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仅０．６％。１９８０年全市的国营、集体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只有２．３亿元，１９８３年全市的工业产值尚不及宁波的三分之一。大型国营企业一个也没有，市属１０００人以上的中型国营企业只有冶炼、矾矿、日陶、面砖等７个，５００人至１０００人的厂也不过区区２０个。
温州不仅没有像样的工厂，而且一无火车，二无飞机，对外交通很不方便。在１９９７年金（华）温（州）铁路全线开通以前，从温州市区到浙江省会杭州，必须先坐１０个多小时的汽车到达金华，再从金华转火车到杭州。如果从温州坐轮船到上海，则需要２４个小时左右。轮船二三天一班，人们为购到一张船票，不得不在寒风酷暑中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一直到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前温州——上海的轮船票都是紧俏货。
区外交通不方便，区内交通同样不方便。温州江河众多，江面开阔，但河流上的桥梁有限，甚至连温州市区北面的瓯江和瑞安城区南面的飞云江都没有桥梁，过往的客货车必须依赖渡轮摆渡。
等候摆渡的汽车长队绵延几里，等候的时间短的约需一个多小时，长的几个小时甚至长达十数个小时。占温州地面绝大部分的山区的公路路况普遍不佳，道路狭窄，车速缓慢，从温州市区前往西部的泰顺县几乎要七八个小时。交通的不便，不仅不利于温州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也不利于落后山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的温州，与１９４９年以前相比，尽管经济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经济基础仍十分薄弱。
１９７８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仅３７６２万元，其中国有单位投资为３５９９万元，集体单位投资为１６３万元。由于人多地少，乡镇企业数量有限，约占农村劳动力三分之二左右的富余人员未能在非耕地经营中找到出路，１９７８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１１３元，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温州民间流传着民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贷款”，反映了各地农民生活的窘迫。农民生活如此，城镇职工的生活也好不了太多，１９７８年全部职工人均工资只有５０５元。由于普遍收入不多，而且基本用于生活消费，城乡居民并无多少余钱可供储蓄，１９７８年年末人均储蓄余额只有区区的８元。
温州缺少耕地资源，缺少工业基础，缺少方便的交通条件，却不缺少人力资源，几百万继承祖先的经商传统和创业精神的人民，无疑是温州最可宝贵的资源。尽管僵化死板的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温州人为生活所逼却不得不自谋生路，自发走上发展私营经济的道路。
１９５６年，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县内的三百多个合作社推广包产到户，在我国农村开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先河。第二年，全温州实行包干到户的合作社达１０００个，社员１７．８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１５％。１９５８年，李云河被撤职查办，包产到户停止。这一改革，后来被理论界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却表明了温州人不甘受僵化体制的束缚，努力发展经济的决心和胆略，鼓舞着后人去创业致富。文革时期，永嘉农民利用政治失控的局面，又自发搞起包产到户，后来在从中央到地方动用专政工具的镇压下不得不停止。然而，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是人的本性，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镇压下去的，到１９７５年，永嘉全县７７％的耕地、三分之一的山场已被包产到户。在第二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永嘉被认定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严重”的县，温州因此被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当包产到户之风禁而不止越刮越烈的时候，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找生活出路，被迫前往外地谋生。这一现象，文革初期便已开始，到１９７８年前后在外地谋生的温州人已达１０万之众。
与此同时，广大的农民和城镇的失业人口还试图通过发展家庭工业，来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
温州历史上是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１９４９年市区的１５万人口中，有１．５万人从事手工业生产，占了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差不多每两三家便有一人从事手工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温州的手工业生产急剧萎缩，１９７８年市区的３０万人口中，只有７００名手工业工人。然而，手工业虽然严重萎缩，擅长手工业的悠久传统却使温州人容易适应小商品生产。很多温州人拾起祖先的手艺，依靠比较简易的机器甚至手工，生产城市大工业不愿生产或很少生产的小商品。这种地下经济文革前就已开始运行，到文革天下大乱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政策的逐渐宽松，温州人炽热的创业致富的热情喷发而出，无数的家庭企业，数以百十计的小商品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以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温州模式开始形成。
如上所述，温州的私营经济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它就像野草一样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无论政治环境如何，都会顽强地存在下去并在环境许可时发展起来。生存是人的第一本能，要生存就要发展经济，温州人多地少只能通过发展工商业来解决人们的生活出路，而地方工商业基础太差国家投资过少，逼迫百姓只能走依靠自己力量发展私营经济的道路。温州人知道，私营经济是“革命”的对象，但温州人为生活所迫却顾不了那么多。温州群众千军万马投身私营经济这种高昂的激情，绝不是任何说教所能鼓动起来的，完全是由于生活所迫以及深藏在人们心中的创业致富的冲天热情。这就是温州私营经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秘密所在，也是温州私营经济能够获得蓬勃发展的惟一强大的动力。
当我们在大城市，看到一个个西装革履的温州老板，过着令工薪阶层羡慕的生活时，我们切不可忘记，他们来自一个当年相当贫穷的地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
一位伟人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根据温州的经验，我们是否可以补充说：世上本无特殊勤劳能干、天生就会勇于创业成功致富的人，人都是逼出来的？温州人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各区域的人群中率先创业致富，除了受惠于重商务实的温州区域文化，其实也受惠于贫穷，受惠于苦难。
温州私营经济的兴起，环境的逼迫是外因，创业文化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没有内因这一变化的根据，外因就不起任何作用。在中国，比改革开放前的温州要落后得多的地区可以找出一大串，为什么时至今日它们没有实现创业致富，而温州却率先实现了？这就证明了穷则未必都会思变，思变除了外因还需内因这一道理。可以说，如果没有特有的区域文化的影响，没有世代相传的务实和经商的传统以及敢于闯荡市场的气魄，温州的私营经济也许就不会率先兴起并首先获得蓬勃发展。
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某些缺少与不足，反为私营经济的兴起创造了某种条件。除了上面所谈到的艰难环境的作用，人们还谈到了其他方面。例如，温州改革开放前缺乏大工业企业这一状况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由于没有大工业企业，温州缺乏比较完备的工业基础，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比重都比较轻，由此导致温州经济的落后。然而，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比重比较轻，却使得相当多的人不得不走上自我创业的道路，又由于政府办的垄断性的企业不多，便使得技术和设备都非常落后的家庭企业有了生存的可能，还在市场方面为私营经济的兴起留下一定的空间。此外，没有工业大企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助于人们形成一切依靠自己的独立自主意识。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一切都指望国家来解决，温州人就不能率先迈出自主创业的第一步。昔日的劣势，倒成了今日的优势，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无情和有趣。
温州是我国最早兴起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地区，当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刚刚意识到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时，温州人在这两个方面早已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丰硕成果。这种情形很像军队，较早进入战场的军人当然会比晚点进入战场的军人学到更多的作战本领。因此，温州的创业文化之所以给全国人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显然也和温州人较早发展私营经济搏击市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