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变发生
1940年深秋，邓旭初在新四军新一支队政治部任青年干事，愈干愈有劲，新四军在各方面的工作也蓬勃发展。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迅速蔓延大江南北，更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使日本侵略者头痛不已。谁知恰恰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又一次大暴露——以“皖南事变”为中心的全国性第二次反共大高潮，在经过精心策划后，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在抗日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开始就制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对日本侵略者一再退让；而对最坚决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则尽一切努力，加以限制、压迫以至消灭。
从1939年6月到1943年10月，先后发动了3次反共大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开始于1940年10月，距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还不过半年余。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布命令，要求在长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撤到黄河以北。党中央、毛主席对此命令坚决予以拒绝。但是，为了顾全抗战全局，也为了争取党外人士和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决定把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9千余人（包括军部机关在内），撤到江北，继续抗日。1941年1月7日，北撤的新四军9000余人在通过茂林地区时遭顽军重重包围。我新四军将士被迫奋起反抗。当时不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而且敌人事先周密策划、充分准备，因此，新四军经7昼夜激战，只有1000余人突围而出，其余或者壮烈牺牲，或者被俘——这就是中外为之震惊的“皖南事变”。蒋介石接着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派几路大军向华中和华北的新四军、八路军进攻。党中央和毛主席针锋相对，一面公开揭露蒋介石包藏祸心，“煮豆燃萁”，残杀同胞，妄图投降日寇；一面命令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在江北重建新四军军部。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广大人民，保持了空前的团结。
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大张挞伐，对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反共阴谋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战场上自食苦果，一方面迫于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巨大声威，第二次反共高潮不得不灰溜溜地偃旗息鼓。
皖南事变中，烈士们、英雄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气概堪称惊天地而泣鬼神！
可是有谁知道当年参加这项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祖国儿女，绝大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邓旭初同志及夫人沈锐就是相当典型的两位。尽管此时他们尚未建立感情关系，却共同在党的指挥下，站在战斗的前列。
2.被围、突围、受伤、被俘
1940年底，邓旭初与皖南新四军战友们一起接受了北上抗日的动员，高高兴兴地作好了各种北上的准备。这群天真的青年人，还认为到江北敌后更好，更接近敌人，消灭敌人的机会更多。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锻炼自己，一方面可以为民族、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热情似火。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歌——《别了，三年的皖南》，向皖南乡亲父老依依惜别。
1941年1月6日，部队开始行动了。是夜，冬雨淋漓，伸手不见五指。
指战员们豪情满怀，迈着坚定的步伐，经过军部所在地云岭。因为雨中行军，道路泥泞，容易跌跤，经过一天行军，个个都是一身烂泥，几乎里外湿个透。时当二九寒天，疲劳和寒冷一起袭来。黎明，新一支队到达章家渡。工兵们早已用火油箱作浮筒，架上木板，筑成浮桥。人从桥上过，马在水里淌，总算平平安安，过了青弋江。一过江，后面传来消息，国民党部队已经进驻了我们原先的防地。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友军”，蓄意要把我们全部消灭。他们故意把“欢送新四军北上抗日”的标语，贴到北上沿途敌伪的碉堡上，实际上是向敌人告密：新四军过来了，赶快消灭他们！这是很毒辣的一手。在借刀杀人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悍然犯“天下之大不韪”：蒋介石一方面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署10倍于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部队的兵力，在途中包围歼灭之；另一方面又命令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在我渡江时“半渡而击之”。蒋介石消灭我皖南部队的部署已作了充分准备，待我军一离开驻地进入茂林一带就被层层包围。开始我军派人去对方交涉，均被扣压。
极快，敌人像潮水一样压过来。我军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顽军置之不理，继续掩杀过来。眼看着自己身旁的同志，一个个倒下去。指战员们愤怒了，从眼前血的教训中看清了蒋介石的罪恶目的：彻底消灭这支坚决抗日的队伍！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只能自卫反击，拼死冲出重围，才有生路。
尽管寡不敌众，新四军勇士们奋起突围。战斗很激烈，国民党反动派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由于双方兵力过分悬殊，包围圈纵深达30里，而且，地处多山地带。突围，要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冲过去！要拼命，要肉搏，消耗极大。打了3天，邓旭初的右脚关节处，被炮弹炸开的石子打伤了。虽然未伤骨头，但血肉模糊，举步艰难。然而，大敌当前，谁还顾得了这点小伤，他继续在连队里坚持战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打退面前敌人，突出重围，继续抗日！
打到第5天，邓旭初和同志们只吃了两餐饭。其余时间，只能嚼点生米。许多战士子弹打光了，那支空枪仍背在肩上——这是抗日的本钱呵！
命能丢，枪绝对不能丢！
战斗失利，大家的士气却依旧高涨。对眼前敌人卑劣行径的憎恶、仇恨，激起了满腔悲愤，又化成强劲的道义力量，激励着指战员们的士气。邓旭初顺着山沟向河边走去，路过几间草屋，进去一看，里面有几位受伤的同志。其中一位女的，是新一支队政治部宣教科的文化干事，认识邓旭初。她正躺在被窝里，等同志们为她张罗便服。二人一见，没有时间讲话，互道保重而别。邓旭初继续前行，在靠近河边的一片树丛后面，看到了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可找到了亲人啊！邓旭初不顾脚痛，急忙奔将过去。江见到他还活着，显得很高兴，然后立即命令：“青年干事！这个渡口已被敌人重机枪封锁，不能过去。你快指挥司政机关队伍，翻过右面小山，从隔壁山沟过河！”邓一听，立即勇敢地登高大呼：“翻过这个山头，到隔壁山沟渡河啊！”脚痛得相当厉害，可经过一遍又一遍的大呼，为大伙安全，心急如焚，伤痛仿佛大大减轻了。司政机关此时只剩下一些运输员、通信员、饲养员、炊事员、侦察员以及下级干部，成了一群没有领导的“散兵”。正在进退失措的当口，有人这么登高一呼，就成了“带头羊”。大家紧紧跟上，翻过山，渡过河。天黑了，先过河的同志还往前走。邓旭初连忙在岸边把队伍集合起来，作了简短鼓动工作，再想寻找江渭清，可始终不见踪迹。只好自己带了队伍寻找军部。事后才知道江巧遇傅秋涛，合在一起，边打边走，终于突出重围，到了江北。
邓旭初一行沿着大路寻找军部。中午，巧遇第三支队过河部队，支队司令员涂正坤已负重伤，正躺在担架上。邓旭初带领队伍，插进三支队，一起行军。晚上，在一个小山头露营。半夜，山下枪声断断续续，似有敌人向山上摸来。邓旭初一行睡在山腰，子弹飞来飞去，总不离前后左右，大家紧张待敌。过了些时候，枪声停了，说明敌人离开了。
此时，敌人虽已不见，邓旭初一行都知道敌情危急，必须充分作好应急准备。第一件事就是烧掉文件，保护机密。邓旭初看看四周，只有一个熟人——杜爆斧。他是新一团的青年干事，始终跟在这个“顶头上司”的身边。
他们一起烧掉了所有文件，把剩下的几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连同挂包一起，塞在树根洞里，掩藏妥当。然后，他们就跟着三支队一起，离开这个山头，往前赶路。回头一望刚睡过之处，不禁吓了一跳：原来他们竟摸黑睡在一个斜坡上，全靠一株松树挡住，不然睡着翻身，说不定一骨碌滚下山去。
这一觉睡得好险，却也好甜——睡在一层松针上，虽然潮湿，倒还松软。好几天没有好好合眼，实在疲劳极了。
在此之前，邓旭初等已接上面传来指示：“分散突围”。这时，成建制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已不多，只能走分散突围这条路了。邓旭初与杜爆斧2人和三支队的同志们，在黄昏时到了一条平川。川上有个大庄子，有一二百位同志在此歇脚，有人在烧马肉汤。他们二人各分得一碗汤，稍为长点气力。
在这群人中，他们碰到老一团的青年干事罗德堡。3人合在一起，商量如何突围。议了半天，实在想不出办法——冲吧，手无寸铁；摸吧，道路不明；化装老百姓吧，无处可找便衣……正在主意不定的时候，有一位三四十岁指挥员模样的干部，大声呼叫：
“同志们，大家站队，准备突围！”邓、杜、罗3人应声而动，站进队伍。一个接一个，又走进山间小路，乘夜迅速前进，夜行军加上过度疲劳，队伍无法整齐，一会儿发现后面掉队；一会儿前面走错路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个晚上下来，到东方泛出鱼肚色，一看一支队伍只剩二三十个人了。天亮就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再上山隐蔽。邓旭初他们看到山上长满了松树和有一人多高的毛栗和草丛。邓旭初就拣了一个茂密的草丛坐下。哪里知道，不坐下尚好，一坐下，马上觉得伤脚痛彻心肺。低头一看，脓血已经糊满脚面，自己也弄不清楚这几天，白天黑夜，急急匆匆，这些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天亮了。自古以来，黑夜总是属于逃亡者，白天则属于追捕者：敌人开始搜山了！“共军弟兄们，出来吧！缴枪不杀。”喊声阵阵逼人，枪声时东时西。夜间，自以为自己睡的地方很隐蔽，此时一看，草丛稀稀拉拉，实在太暴露了。正想忍住脚痛，转移地方，已经太迟，5个敌兵，正迎面爬来——50米、40米、30米……他们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了！邓旭初也不知自哪里来的力气，竟然忘了伤痛，一跃而起，转身向上就跑。“站住！”子弹随着这声吆喝飞了过来，刚刚擦耳而过。邓旭初猛窜几步，立即卧倒，第二阵子弹又射了过来，恰恰从背上飞过。他再想跃起，枪托像雨点一样，夹头夹脑，敲了下来。……邓旭初终于瘫倒在地上。怎能怪他这个20岁的小伙子呢？一个星期中，吃了两餐饭，睡眠加起来还不到几小时，再加脚上伤口剧痛：
是人的血肉之躯呀，不是铜打铁浇的，任哪一个也受不了呀！
敌人搜身了，搜了个上下前后彻底翻，拿走了几块大洋，拿走了母亲亲手交给的金表——在这5个敌人看来，眼前这个“共产党”还着实让他们发了一点小财哩。
“起来！走！”大概觉得所获不匪吧，脸上倒少了许多杀气。可是，邓旭初还怎么起得来走得动呢！好不容易挣扎着起来，好不容易又找着根树枝支撑着走路。仅走了100米，碰到了一批人——两个敌兵押了三四个新四军，正往前走。5个敌军也就押着邓旭初，和他们合在一起，继续前行。但是，邓旭初的脚已经肿得不像样子，外加脓血模糊，哪里还挪得动！敌人看到，倒也不打不骂，反而弄了副担架，把他抬了走——大概是看着那几块大洋和那只金表的面子吧！
3.斗争在敌人的伤兵医院里
邓旭初上了敌人担架，脑子像飞轮一样转动：敌人将把自己抬向何处？
可能如何对付自己？自己又应如何对付敌人，作了好几种打算，脑子还未停转，已经到了敌人连部。此时才知道这个部队，属于144师。这个师是四川杂牌军，各方面的待遇都不及国民党的“中央军”，还处处受到排挤欺侮。平常，在抗日阵营中，杂牌军属“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之间，依违两可，是我党争取的对象。但是，一般“中间势力”，处于左右之间，在国共双方激烈冲突时，总是向强者靠拢——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拣大腿粗的抱”，这是政治斗争的基本规律。尽管如此，这些杂牌军的官兵，对我军被捕的同志，态度还是比国民党的嫡系部队要温和得多。
在敌人连部，邓旭初碰到了十多位被俘的同志，和他们一起被押送往144师师部。对于重伤员，都用担架抬；其余就只能步行。押送的官兵与俘虏们边走边谈，当官的也不干涉。同志们在这几天中，充分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满腔悲愤，互相诉说自己和同志的遭遇。有时情不自禁，会大骂国民党。押送的川军们听之任之。走了一程，眼前来到一个大庄子。
庄子外面，敌兵东一撮西一撮，不成队伍，好奇地朝着邓旭初他们看。作为一个党的干部，邓旭初一下子警惕起来，觉得不应该放弃这个宣传的好机会。他一眼瞥见有一个官长，站在一个坟堆上，仔细观望着这一队人，身边还有几个卫兵：分明是师里的什么“长”字号。邓旭初立即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用手指着这个官长大喊：“同志们，我们大家问问这个当官的，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北上抗日？为什么把我们抓来？为什么还要搜我们的腰包？”这一大喊，把同志们的一肚子怒火，统统引到了这个官长的身上。大家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责问开了。
面对这个阵势，这个当官的倒被弄得瞠目结舌——人家说共产党厉害，新四军厉害，想不到当了俘虏，还有这种声势！面对大家的责问，他当然无从回答，也无法回答——自己只是“上命差遣”，哪里弄得清这一大堆问题。
不过，在这个抗日高潮的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这是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良知。这个官长，尽管助纣为虐，这点最起码的良知还是有的。他哑口无言，最后向大家表示：
自己的士兵搜腰包是不对的。还叫来副官，每人补偿3元至5元。事后邓旭初和同志们估计，这个人可能就是144师师长。
当晚，邓旭初和同志们都被关在这个庄子的一个大祠堂里。先来后到，已经有一百多位同志了。时间不过几天，许多熟悉的同志英勇牺牲了，更有许多不知去向……邓旭初与陈子谷躺在一起。陈是一位泰国华侨，也是广东人，他们两个以前就比较亲近。一谈起这几天的经历见闻，邓旭初这个“性情中人”，愈想愈苦，“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国民党顽固派实在太可恶了！特别是想到那些前几天还生龙活虎般地活跃在抗日战场的好同志，无端遭受自己人的残杀，实在恨极、愤极、悲极，又不禁要捶头扼腕哭起来。陈子谷一面落泪，一面劝邓旭初不要哭。邓的回答铿锵有力：“知道为自己同志悲痛的人，才知道对敌人仇恨啊！”——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第二天早晨，不能行走的伤员，都被担架抬着，黄昏时到了茂林的吴家大祠堂。这里算是144师的伤兵医院。现在关在里面的全是新四军的伤员。其中有几个邓旭初认识的新一支队和五团的一些下级干部，还有一些战士。他们都用一种迫切期待的目光，看着这位原来聪明活泼、精明能干、点子很多的青年干事，好像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