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蒋介石势不两立决定了熊十力不可能去台湾，他对共产党的感情则比较矛盾，但是对于国家的感情却毋庸置疑，正是出于为中国文化存亡续绝的目的，使他选择了留在大陆。在大陆，熊十力走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十九年，这段时间在共产党的照顾下他摆脱了以前颠沛流离的生活，不用为生计发愁，可以安心于着书立作。
熊氏的遭遇比大多数的大陆知识分子要好，在“文革”前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受过批判、写过检讨的文人之一，但是这些并不能让熊十力活得比以前快乐。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熊氏那套唯心主义的学说无可逃避地被贴上“反动”的标签，政府并不反对他写作，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唯一的用处就是供人批判。在人生中的最后十几年，“孤独”二字成了熊十力生命的主题词。
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时，门可罗雀，喜欢和青年学子交游的他不禁产生了一种“道废学绝”的悲情，伤感地说：“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50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老熊竟当着市长的面号啕大哭，陈毅问其究竟，老熊说：“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呀！”陈毅深受震动，后来有一次在给上海高校的教师作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尽管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努力如螳臂当车，但是熊十力并没打算放弃，他不断地向中央上书，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竟无的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为此，他甚至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氏的几项建议中，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1955年，有一天张岱年去熊家串门，看到熊十力坐在家里唉声叹气。张岱年感到奇怪，问：“熊先生为什么叹气呀？”熊十力答：“我担心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
在种种失望之中，晚年的熊十力过上了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他关起门来，将自己几乎所有的精力放在了着述当中，这也成了他心灵唯一的依托，他先后完成了《原儒》下卷、《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存斋随笔》，成为衰年出成果最多的中国哲学家之一。为了不让自己的学说失传，熊十力甚至自费出书送给别人，《乾坤衍》完成后，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着书期间熊十力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1960年2月，他因煤气中毒几乎进了鬼门关，虽经抢救脱险，但此后神经衰弱尤为严重。但他以衰老多病之身，着书不辍，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
1965年夏，熊十力的弟子习傅裕去看望他，多年不见，习傅裕惊讶地发现老师已经老得让自己认不出了。这种老不仅仅在于岁月流逝的痕迹，更可怕的是一种生命力的丧失。只见熊十力独自一人坐在屋中，身穿一件连扣子都没有的褐色长衫，腰间用一条麻绳绑着，目光无神，表情呆滞。在他的卧室内，贴着三张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中间为孔子，右边是王阳明，左边是王夫之，这三个人正是熊十力理想中“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
第二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熊十力很快遭到了批斗和抄家，甚至被红卫兵从淮海路的寓所中赶了出来。无法理解的熊十力不断地给领导写信，但不是被家人扣下就是泥牛入海。他开始胡言乱语，甚至在自己的裤子上和袜子上都写着反对“文革”的话语。批斗结束后，他常常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眼中双泪长流，嘴里喃喃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他仍然在不停地写书，只是写了毁掉，毁了再写，不停地循环。
《论语》中记载孔子在匡地被暴徒围困，生命危在旦夕，但他无忧无惧，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自己是文王之后传承“斯文”的不二人选，肩负如此重大使命，上天一定不会让自己完蛋，当然，这实际上是孔子自重的一种表现。一生狂傲的熊十力以孔子为榜样，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这副对联后来被学生胡世华索去，熊十力送联时，特地在上面写明：“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
这样元气淋漓的熊十力，相信对生命的热爱必将超越常人。然而，这个时代的疯狂已经超乎了熊十力的想象，沧海横流可以彰显英雄本色，但也可以反衬出一个人的渺小与无力。死，成了熊十力唯一可行的抗争方式，他开始绝食，而后改为减食，犯了病也不愿意吃药，他的身体如江河日下、大厦将倾。
1967年6月2日，熊十力的挚友马一浮在杭州病逝，终年八十五，有人将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并称为中国最后的三个“士”。马一浮在听说了弘一法师弟子、浙江美院教授潘天寿所受到的非人遭遇时，连呼“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再不开口，直到去世。临终前马一浮留下绝笔诗：“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上面就将马一浮、熊十力这些头号唯心分子的唯物主义改造当成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这时马一浮曾给熊十力来信，说自己“确乎其不可拔”，熊十力马上回信，说自己也“确乎其不可拔”。中国哲学会请熊十力担任委员，熊十力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
最终，马一浮选择了沉默，梁漱溟还在说，只是徒劳无功，而熊十力则以摧残自己生命的方式表达了无声的抗争。1968年5月23日上午9时，一代大儒熊十力因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
孤往精神
王元化回忆说，熊十力决定是否与一个人交往，要先相面。王元化第一次去拜访熊十力时，被对方捧着面孔看了许久，心里很是忐忑。不过王元化幸运地过关了，熊十力看完后，告诉他以后可以常来。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得起熊十力的细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被人这样观看。因此，这个世界上能够跟熊十力和谐相处的人实在没有几个，欧阳竟无是熊十力最崇敬的老师，但是后来两人却因为思想的差异几乎反目成仇，以至于欧阳至死都不肯原谅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算得上熊十力一生的好友，但是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也有过巨大的矛盾和分歧；徐复观是熊十力最宠爱的学生之一，但是他们一度闹得差点断绝师生关系。他的学生中只有看似笨拙的牟宗三能够服侍他。
然而，如果我们以此责怪熊十力“小人难养”则又有失公道，事实上，熊十力与老师、朋友、学生之间的争论乃至分裂都是一种“君子坦荡荡”的行为，源于学术和思想上的争鸣，而非私人的恩怨。
熊十力目中常无人，但是心中却时时有人，正如金岳霖所说：“熊先生的哲学中有人！”把一个人字放在天地间的第一位，正是新儒家精神的核心所在。
有一则逸事说的是抗战后期熊十力到武汉后，看到昔日繁华的老家几成一片废墟，他难以忍受心中的愤懑。此后一连多日，熊十力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路人纷纷驻足观看，有人问他：“您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熊十力大声答道：“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这使我想起了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的故事。据说第欧根尼经常在光天化日下提着一盏点着的灯笼招摇过市，碰到谁他就往谁的脸上照，别人问他何故如此，第欧根尼答：“我想试试能否找出一个人来。”
这两则趣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熊十力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为了拯救混乱的世道上道德感和价值观错乱的人们，帮人们寻找回迷失的灵魂。熊十力创立《新唯识论》，改造佛学，将佛学的变化观与陆王心学良知说以及《易经》中的生生不息之论结合起来，打通了儒释道三者的界限，“力图复兴与鸢飞鱼跃、生生不息、生意盎然的宇宙大生命相匹配的人文世界，恢复具有创造精神的、活活泼泼的、刚健自强的民族文化生命”（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语）。熊十力始终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熊十力和恩师欧阳竟无的决裂，正是新旧唯识论之间的冲突。面对老师欧阳竟无的斥责，熊十力坚持己论，他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二人虽交恶，但熊十力对老师的尊重和敬意一如既往，常在人前夸赞老师的好处。欧阳竟无病危时，熊十力赶去探望，为同门师兄弟阻拦，他引为一生的遗憾。
熊十力也深知自己的为人和学说在当世很少能够被人理解，但他并不在乎，他反而认为寂寞是为学的最高境界，在《十力论学语要》中他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又引用自己最崇拜的王夫之的例子说：“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熊十力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对于他的那个时代的失望，他说：“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抗战时，熊十力住在北碚时，好友陈铭枢请他到饭馆吃饭，饭馆背山面江，风景甚佳。熊十力正朝江面欣赏风景，突然发现陈铭枢面对自己，背对江面，不禁愕然，问他：“你怎么不看风景？”陈铭枢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如果换成一般人，必要谦虚一番，说句岂敢或者过奖，但熊十力毫不谦虚，哈哈大笑，又强调了一遍：“我就是风景！”
没错，顶天立地、孤往独来的熊十力早已成为天地间一道亮丽而永恒的风景。
黄侃档案
名号初名乔鼐，后改名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
生卒年1886-1935
籍贯湖北蕲春县
出生地四川成都
家世出身于书香门第，黄父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着名文学家和经学家，-生着述甚多。
学历章太炎门下第一弟子（有这个就足够了）
传道生涯北京大学（1914-1919），武昌高师（1919-1927），中央大学（1928-1935）
研究领域经学、小学、文学、音韵学
主要着述《黄侃论学杂着》、《集韵声类表》等（均为后人整理）
经典名言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特殊嗜好美食、美酒、美色。（对一个男人来说不喜欢这三样才是特殊的，只不过黄侃“过”了一点）
评价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周作人）
黄侃：士以志气为先，不以学问为先
最大牌的教授
如果要票选民国最大牌的教授，黄侃的得票率一定很高，这不仅缘于他的名气，更缘于他的脾气。
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时有个绰号“三不来教授”，他与校方约法三章：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当时的中央大学名师荟萃，但是敢像黄侃这么牛气的还真没有。
有一次，上课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可学生还是见不到黄侃的影子，不由得纳闷：今天天气很好啊，怎么黄老师还不来？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了？不对劲。大家赶紧通知学校的教务处，教务处派人去找，发现黄侃正跷着二郎腿在教员休息室坐着，一点也没有去上课的意思。这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心翼翼地提醒道：“黄教授，上课时间到了。”哪知黄侃怪眼一翻，道：“时间到了，钱还没到呢。”原来，这天是发放薪水的日子，黄侃没有及时见到钱，一怒之下“罢课”了。
黄侃的“耍大牌”最终导致他和中央大学分道扬镳，不过是他炒了学校的鱿鱼。原来，这天黄侃拎着自己的包去中央大学上课，学校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看到此人穿着土里土气，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径直要走进学校，便上前盘问，并要他把随身携带的包打开来检查。黄侃见状，一声不吭，拔腿便往回走，此后几天他再也没有回去上课。这事反映到中央大学校长那里，校长急了，一个名教授无故不来上课，别人私下里会怎么说他这个校长？于是校长亲自登门，殷勤探问，黄侃这才说：“学校贵在尊师重道，连老师带的包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但也于事无补，黄侃就此与中央大学脱离了关系。
这几件事如果光看表面，很多人会觉得黄侃太牛气，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它解读为黄侃以此来体现自己教授的尊严与身价。在民国，教授仍然是一个严肃、崇高、让人尊敬的字眼，对于教授自身来说，又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不过在现在已经被某些人毁掉了。而教授的身价反映的正是知识的身价，当年的军阀再飞扬跋扈，对老师总是尊敬的，所以奉系大帅张作霖，在孔子的诞辰，也要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
黄侃对于师道尊严的看重，让他身上经常会发生一些“无厘头”的笑话。在北大时，黄侃讲授的“说文解字”是国文系最难懂的几门课之一，因此到了期末考试常有学生不及格。后来，有些学生摸清楚了黄老师贪嘴的毛病，在考试前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黄侃赴宴，黄侃欣然前往。后来，期末考试后这些学生果然个个过关。这可惹恼了那些不及格的同学，他们将这件事捅到校长蔡元培那里，蔡校长因此责问黄侃违反校规，为学生开后门，没想到黄侃振振有词：“对于这些还懂得尊师重道的学生，我不想为难他们。”蔡元培无奈，只好苦笑。
后来黄侃吃上了瘾，每次讲课到紧要之处就戛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大洋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