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胡适超凡脱俗的天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适最伟大的几部着作如《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只完成了上半部，下半部永不见天日，以至于胡适给人留下了“半部先生”的印象。对此，历来对胡适不满的黄侃趁机挖苦他，一次在中央大学讲课时，黄侃引经据典地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学生们问他何出此言，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
胡适的好友们则对此纷表惋惜之情，陈衡哲引林语堂的话道：“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话幽默而真实。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证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
梁实秋则直言胡适为名所累，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胡适与友人们一起出游，所到之处为慕名而来的人们包围，胡适苦笑道：“他们是来看猴子的！”可见胡适自己对这种状况也是十分无奈。
胡适的名声大，交游广，使得他几乎天天都有人邀饮，其中许多宴会并不是胡适欢喜去的，只是碍于情面，无法拒绝。徐志摩曾开玩笑地说自己羡慕胡适的肠胃，天天胡吃海喝都能吃得消。
可以说，过多的交际与应酬消耗了胡适很大一部分精力，所以说，人缘太好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最大的缺点，孤独的人反而最容易出成绩。
而对胡适学术生命更大的伤害在于他对政治难以割舍的热情。胡适留学归国时，曾立志在学术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他发下宏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众人也都对他寄予厚望。但没过几年胡适就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表现了文人参政议政的强烈愿望。胡适深感愧对朋友们的期望，他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着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唐德刚认为胡适骨子里仍然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当然，胡适这个士大夫又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他的理想是在中国实现文人治国，以此对抗蒋介石的武人独裁，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造成一种文治的势力”。为此，在20世纪30年代，以胡适为首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支持由汪精卫组阁的政府，一方面汪精卫提出的制定约法、保障人权的主张深得知识分子的欢心，另一方面汪精卫自身也是一个文人才子，胡适的好友银行家徐新六称之为“书生与书生气味之相投”。
书生干政治鲜有成功的，胡适与汪精卫的“文治”理想很快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但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即使后来汪投敌卖国。善良的胡适总是以己度人，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他还在日记中大表怜悯之心：“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胡适的政治“觉悟”之低，在季羡林看来连自己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都不如，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季羡林都知道是一场骗局，胡适却当起了真，每天乘飞机往返于南京与北平之间，风尘仆仆，极为劳累却又乐此不疲，最终还是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中。季羡林认为胡适是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又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他即使在为政治奔波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一谈到他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比如《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马上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
面对政治的诡谲与多变，胡适何尝没有产生“归去来兮”的想法，只是性格的缺陷和环境的逼迫使他始终难以挣脱尘网的束缚。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为了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争取美国的援助，动员在美国享有盛誉的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国家有难，胡适义不容辞，但是离开自己心爱的书斋而置身一个并不感兴趣的职位上，还是让胡适颇感彷徨。1938年10月31日，当了一个多月驻美大使的胡适将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时在美国负责借款事宜的友人陈雪屏，照片后有自题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在胡适接任驻美大使这件事上，有个插曲很有意思。1938年8月，身在欧洲的胡适接到蒋介石的第一个电报，犹豫中的他未置可否。过了几天，蒋委员长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胡适慎重考虑了一个星期，觉得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这才回复蒋介石表示同意。这个电报回复之后，一个朋友过来问胡适：“胡先生，蒋委员长给你的电报，你怎么不复？”胡适说：“我已经复了呀。”这位朋友说：“我知道你复的是他的第二个电报，但我问的是他的第一个电报。”胡适说：“我已经同意了，还要回复他的第一个电报干吗？”朋友说：“在官场里，委员长给你的第一个电报，你总要谦辞一番；你怎么没有经过谦辞的手续就答应下来！”
这件事胡适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曾讲给秘书胡颂平听，说完之后，胡适还加了一句话：“我就没有这样做。”胡颂平没有记下胡适说这句话的语气和神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已经知道胡适真的不适合官场，因为“装”字乃为官者必须学会的真言，学术一点这叫厚黑学，通俗一点叫潜规则。
一个学术天赋如此卓越的人把自己大半生的精力消耗在一个完全不适合自己的场合，一个反对政治的人却当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这样的事实怎能不让人扼腕长叹？但是我们似乎又很难去苛责胡适，因为他从政的一腔热血到底是为国为民，而非个人私利，这也使得他能够抛却党派之见，表现出光风霁月的情怀。
在胡适执掌中国公学之时，国民党政府规定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但胡适在中国公学时，学校既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国民党败退时，胡适解释自己为何要离开大陆时说了一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在胡适心里，他追随的并不是国民党，而是自由。
学术大师胡适在政治上的幼稚似乎并未能随着他年纪与阅历的增长而改变。1958年，时年67岁的胡适回归台湾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的就职仪式上，蒋介石亲自来祝贺并致辞，讲话中老蒋恭维胡适在大陆受到批判是因为他的道德崇高。没想到胡适并不领情，他非但没有声泪俱下地感激领导的关爱，反而在答词中一开头便用了“总统错了”四个字，并解释他受批判是由于提倡科学方法云云。胡适的话让老蒋当众难堪，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是内心估计是极其恼怒的，据说他此后再也没有进过“中研院”的大门。
胡适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喻示他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胡适逃离大陆时，青年胡思杜不愿意追随他那“反动”的老爸而去，留在大陆，后来成为大陆批判胡适的一枚重要棋子。对胡思杜的大逆不道，胡适并未勃然大怒，或许这在他看来也是自由的一部分。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于这年9月21日上吊自杀。由于消息闭塞，胡适并不知道幼子会先他而去，在1957年6月4日立遗嘱时，他还煞费苦心地为这个心爱的小儿子留下了一份财产。
一生把自由看得比生命和名誉更重要的胡适，以他倔强而又悲壮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一道耐人咀嚼的背影，这也是胡适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今天，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胡适寄语青年人的一段话：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叶公超档案
名号原名崇智，英文名乔治（George），字公超。
生卒年1904-1981
籍贯广东番禺
出生地江西九江
家世出身书香门第，曾祖叶衍兰金石、书、画均闻名于时，祖父叶佩含诗、书、文俱佳。早年丧父，由叔父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有名的收藏家和书画家）抚养长大。
学历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1924）
传道生涯北京大学（1926），暨南大学（1927-1928），清华大学（1929-1934），北京大学（1935-1937），西南联大（1938-1941）
研究领域新诗、文学批评
主要着述《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经典名言西装袖子的钮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
特殊嗜好书画
评价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陶希圣）
叶公超：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
1926年，年仅22岁的叶公超从欧美游学归来，进入北大英文系，成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英文教授。
叶公超初登北大讲坛时比胡适还小三岁，学生中很多人甚至比他的年纪还大，班上他很器重的两个学生废名和梁遇春，前者比他大四岁，后者也仅比他小两岁。但叶公超没有遭遇和胡适一样的信任危机，因为身为剑桥大学文学硕士的他那一口纯正的剑桥英语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当时北大的职称奉行能者居上的原则，年纪倒在其次；现在的大学老师很多人大半生都在为评上教授而努力，混到白头才得成教授，媳妇熬成婆了，青春与创造力却失去了，这也是中国教育暮气沉沉的重要原因。北大这样做似乎也不担心年轻老师的水平问题，水平不行学生自然会把你赶走。现在审判的标准则变成了领导制定，哪个教师想出人头地能不拼爹、不圆滑、不功利、不厚黑？
叶公超认为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叶公超不辱使命，居然把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都学会了，中国人学英语学得如此“彻底”的恐怕没有几个。
梁实秋记载了一则关于叶公超的轶事：
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便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好久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于是，两家遂化干戈为玉帛，成为莫逆之交，皆大欢喜。
叶公超历任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教授，钱锺书、卞之琳、杨联陞、季羡林、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等人都曾聆听其教诲。桃李遍天下，是非在心中，个性十足的叶公超给许多学生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形成了一个无比生动的叶公超。学生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这样反而更显真实，而且所有的回忆都指向了叶公超的与众不同，这对于一个从事英语这样工具学科的教学的教师已经是十分难得了。
叶公超的课堂是一种典型的才子课堂，他的学生艾山说：“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
讨厌一板一眼，喜欢信口开河的叶公超应该很少备课，故江湖上盛传钱锺书说他“太懒”。这话已经有人出来辟谣，不过叶公超倒是讽刺过才华过人的钱锺书，说：“你不应该来清华，应该上牛津。”有趣的是，后来钱锺书还真的跑到牛津大学去留学了。1933年，钱锺书自清华毕业，清华的许多老师都希望钱锺书这样的天才学生能继续留在清华研究院读书，为研究院争光，但是钱锺书断然拒绝，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不知道是不是在跟叶公超怄气。钱锺书名言曰“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前途的”，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不过叶公超的这种授课方式很受女生的欢迎，大概女生更加感性，据说台下暗恋叶公超的女生不在少数。后来成为着名翻译家，第一个将艾略特《荒原》译为中文的赵萝蕤这样形容老师：“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1962年，叶公超应梁实秋等人的邀请，到台大、师大兼任教授，开现代英美诗选等课，据说还有青睐他的女学生被他的讲课打动，主动向这个半老头子献殷勤，想当他的红颜知己。
叶公超的脾气在他教书时大家就已经领教了。他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常常严格得蛮不讲理，许渊冲说他“从不表扬，时常批评”。
叶公超对学生的英文发音非常重视，他新教一个班级喜欢把班上的学生一个个叫起来朗读，然后说出这个学生是哪省人，准确率非常之高。以后学生发音不正，叶公超就会指出他是“山东英语”、“广东英语”，哪怕是女学生发音有误，也会立即当堂挨骂，不留一点颜面，有的女生甚至被骂得掩面而泣，泪不可抑。相信当过叶公超的学生的个个英语发音都是一级棒的。叶公超自己的英语以纯正、典雅而着称，他后来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美国人称赞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认为其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直到50年代有人问朱光潜中国谁的英语最好，朱还答曰叶公超。
据季羡林回忆，叶公超课上很少讲解，一般都是让学生朗读原文为主，如果大家没有问题就依次朗读到下课。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大喝一声：“查字典去！”此后复归于前。叶公超讲《荒凉的春天》一课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许渊冲笑称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公超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搞得杨振宁十分难堪。此后，杨振宁有问题都再也不直接问叶公超，而让许渊冲转达。
由此可见，“叶公超太懒”这句话也许是有人“嫁祸”于钱锺书，但话本身绝非谣言。其“懒”不仅学生印象深刻，同事也深有感触，他的同事柳无忌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瞧，这个叶公超“懒”居然懒出了境界，懒出了效益，这也算是一绝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