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在《剧刊》第33期，陈治策发表了《〈软体动物〉用的白布单子——答林徽音先生》。文中一方面肯定了林徽因的技术性批评，另一方面也交代了自暴内幕“只是一种趣话”的用意，并对林徽因不到场观看仅凭不客观的介绍性文字写剧评的做法颇有诘难。8月16日，在《剧刊》第34期，余上沅也发表了《答林徽音女士》的长文。这篇文章的内容和风格与陈治策所发之文大体相同，只是进一步强调了当时的条件下推行小剧场运动遇到的种种现实困难，难以做到像林徽因要求的那样进行舞美设计。
林徽因从他们的应答文章中，读出了些情绪，也意识到了自己有些求全责备，显然担心会引发进一步的论争，遂于8月23日《剧刊》的第35期，发表了《希望不因〈软体动物〉的公演引出硬体的笔墨官司》，不再对技术性问题进行诘难，而是对为何不到场观演仅凭介绍性文字作评论等情绪化的诘难作了答复，一方面承认了自己的“不知趣”、“过于认真”，希望得到“谅解和优容”，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这样“认真”的讨论对戏剧进步的巨大裨益。文章写得既有礼有节，又有理有据，并诚挚地表示不希望这次讨论朝着情绪化的方向发展成为笔墨官司。至此，这场论争也自然该到了谢幕的时候了。《剧刊》的主编熊佛西遂在第35期上，发表了编章者按语：“关于《软体动物》的稿子，本刊已经登得不少了。希望读者在此后勿以此类稿件见赐。”争论平息，没有演变成笔墨官司。
《软体动物》公演后引发的这场论争，历时一个半月，主观上虽有意气之词，但客观上还是有益于促进戏剧艺术发展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场论争，也让我们看到了各方可爱的人。首先，通过林徽因的文章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她扎实而精深的舞美才学，还可见她敏锐的眼光、敏捷的思维、犀利的笔锋，更可见她“爱真理”与“爱吾友”的直率与坦荡。其次，通过余、陈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以余、陈等人为代表的戏剧家在贫弱的中国进行戏剧探索与实验的艰难，以及他们迎难而上的宝贵勇气与不畏寂寞的自我解嘲。再次，《剧刊》主编熊佛西没有因为自己是参与者之一就有所偏袒，而是让林徽因的批评文字得以发表，且能在时机成熟时成功收束争论，就像一个导演一样热爱戏剧又善于控制剧情的发展，因此他不仅是舞台上的优秀的剧作家，也是生活这场大戏的成功导演。总之，这充溢着诚恳批评与坦荡驳难的论争，并不因为带有些情感与意气就有损双方形象，反而使他们更加的鲜活与真实。
“太太客厅”与北京的文艺沙龙
1930年，林徽因因肺病离开东北大学，返京休养。一年后，梁思成也愤于日本人在东北的猖狂，离开东北大学。两人回到北平后，起先住在东城米粮胡同，该处虽与胡适、傅斯年、陈垣等人的寓居相近，但住房实在狭窄，遂再租住于北总布胡同三号院。这是一套两进的四合院，院子的垂花门内方砖铺地，植有海棠、丁香、马缨花等，花开时节阵阵暗香飘进客厅，与屋内书墨之香共氤氲。坐北朝南的朝向使得客厅里时常洒满阳光，厅墙上梁启超手书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成为小院最贴切的写照。就是这样一个未做繁复雕琢的小院，却经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成为京城文人汇聚之所。
由于林、梁二人皆有留学经历，交往的朋友亦多有留学背景，故他们与朋友的交际颇有西化色彩。在林、梁之家，每日至午后（3点到4点），会有西式的午后茶聚（afternoon tea）。咖啡香茗、蛋糕点心，还有稳重的梁思成与迷人的林徽因，吸引着那些旅欧赴美的归来者不时前来小叙，渐渐地也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沙龙式的聚会。由于林徽因有着独特的魅力，在聚会当中是无可替代的灵魂人物，加之冰心以这一聚会为原型创作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因此她家聚会的客厅遂被戏称为“太太客厅”。
1932年，金岳霖搬入北总布胡同，与二人比邻而居。起初，金岳霖家中每逢周六也有自己的聚会，与“太太客厅”只管下午茶不同，金岳霖家中的周六聚会管饭，由于金岳霖是湖南人，故他家聚会的客厅被戏称为“湖南饭店”。由于两家住所相近、背景相同、脾性相投，朋友圈亦大部分交叉，加之“饭店老板”对“客厅太太”的倾慕与敬仰，渐渐地“客厅”与“饭店”也就“相与为一”了。
就这样，北总布胡同三号院成为当时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致力于文学、艺术、学术的文人、学者。有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逻章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考古学教授李济，艺术学教授邓叔存，艺术家常书鸿，文学家沈从文，在校学生萧乾、卞之琳等，甚至梁思成的妹妹、侄女也时常带着慕名而来的女同学来凑热闹。而且其中夫唱妇随的还不少，例如张奚若和杨景仁夫妇，周培源和王蒂徽夫妇，陶孟和和沈性仁夫妇，另外还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由于来访的客人涉及行业领域众多，故客厅里话题十分广泛。例如，“太太客厅”里的主人与客人，皆颇具艺术素养，因此无论各自本行研究什么对象，大多都喜欢诗词书画，这也就成为客厅里经常性的讨论主题。此外，留学经历让主人与客人们皆有西方的民主意识，故也免不了指点江山，议论时政。不过他们发表的政治见解也是非常学者化的，基本将话题收束在学术层面，仅作理性的学术思辨，少有左翼作家学者的猛烈。总之，客厅聚会虽然较多的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但基本不限定主题，呈现出轻松、随意、即兴的氛围。
在“太太客厅”中，朋友间的私人情谊是联系彼此的精神纽带。1933年深秋，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了萧乾的小说处女作《蚕》，致信沈从文约请萧乾至“太太客厅”参加聚会。这让萧乾兴奋得几天坐立不安。去的那天，萧乾穿上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大褂，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骑了两个小时的车到府右街，然后非常拘谨地跟着沈从文来到了那个神秘的四合院。萧乾后来想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幸运的是，林徽因见到萧乾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样富于鼓励的热忱之语，让初涉文坛的萧乾放下了拘谨，融入聚会当中。后来已经成名的萧乾仍旧虔诚地剖白：“在我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经历与萧乾类似的还有卞之琳。性格内向的卞之琳说：“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谈吐爽快、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
关于“太太客厅”，有学者这样总结：“与其说它是中国式文人结社的现代延续，不如说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西方的沙龙通常在一个宽敞的客厅中聚会，通常由一位美丽的贵妇人主持。这个东方版的沙龙虽无宽敞的客厅，但它的女主人林徽因却是十足的美丽贵妇。即便如此，她也并不依靠美貌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是凭借着她高雅的交往技巧以及由学识、智慧、洞察力构筑而成的“精神魅力”，成为沙龙的核心。从16岁随父赴欧洲游历开始，林徽因就在协助父亲接待客人的经历中渐渐掌握了西式接人待物的社交礼仪，掌握了高雅的交往技巧。融贯中西的求学经历，也让林徽因富于知性的资质。而林徽因开朗的个性，机智的幽默，往往能激发大家热烈的讨论。费慰梅曾这样回忆：“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着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1937年，随着卢沟桥的炮声响起，林、梁一家不得不离开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开始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北平的“太太客厅”也分崩离析。但知己总是知心相随的，北平的“太太客厅”虽然在空间上瓦解了，但依然能以其他的形式在另外的空间里组建。即便是因战乱流寓长沙时，即便是林徽因一家所租寓所被日军飞机炸弹直接命中，不得不到处借住时，星期六朋友的碰头仍会一如往昔。1937年11月，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不错。”1938年1月上旬，林、梁一家经过将近40天的跋涉抵达昆明，借住在巡津街，诸位教授学者们又像在北总布胡同一样，常聚林、梁之家，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太太客厅”。哪怕是在僻远的李庄，彼此相见不易，但朋友相聚的时刻总是最开心的。1946年8月，林、梁一家重回北平，搬进清华园新林院8号寓所，而林、梁之家的下午茶叙重新开始。北平的“太太客厅”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但又重新开张了。“太太客厅”以它特有的知己般的情谊为纽带，超越了空间，维系了极为长久的时间，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不同地域、各种形式的“太太客厅”里，睿智的“太太”发表过多少启人心智的妙语，可惜没有详细记录可以翻阅。萧乾曾感叹：“每逢我聆听她对文学，对艺术，对社会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精辟见解时，我心里就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时光流逝，斯人已逝。不仅当年来往于“太太客厅”的骚人墨客、鸿儒学者的谈笑声随时光而消散，就连“太太客厅”这承载记忆之所，也在拆迁中化作了历史的尘土。梁、林二人为保护古建筑奔忙，未置房产，这座旧居虽是租来的，但却汇聚了中国一代精英。旧居被拆，“太太客厅”从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以及中国学术史上的经典记忆，只能凭借文字去缅怀，再也不能触摸当时的鲜活了。
林徽因与梁宗岱在“读诗会”上的论争
1933年7月，朱光潜结束了八年的留学生活，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居所在地安门慈慧殿三号，当时与之合租的是同在北大任教的梁宗岱。在这里，他这个“临时住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起并组织了“读诗会”。谈到组织“读诗会”的动机时，朱光潜说：“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了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节，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就这样，朱光潜通过每月一到两次的“读诗会”，以诗会友，广结良朋，一直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才结束。当时参加“读诗会”的人很多，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周煦良、萧乾、沈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等，甚至当时在北平的两位英国诗人尤连·伯罗和阿立通也曾参与其中。当然，林徽因也是座上常客之一。
与“太太客厅”自由开放的主题不同，朱光潜家的“读诗会”基本直奔主题：通过研究“诵诗的艺术”来研究新诗应该怎么做。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各人根据所长，或用国语，或用方言，或用外文，轮流诵读，然后讨论。因此，“读诗会”是新诗创作的实验室。在“读诗会”上，林徽因除了用她擅长的英语诵读过英文诗外，还曾用闽腔诵读过中国古诗。既然“读诗会”是一个探索与实验的学术交流团体，聚会期间自然会有意见分歧，故不时会出现激烈的争论。其中一次就爆发在林徽因与梁宗岱之间。
林徽因的能言善辩与谈锋机敏早已经名出“太太客厅”之外，不过梁宗岱好为奇谈，喜欢论辩也是声名在外。留法期间，梁宗岱与傅雷就曾因为在品评刘海粟的油画时各持己见，发生了激烈论争，一旁的法国人不懂中文，不明其中缘故，以致招来了警察。除了傅雷，徐志摩、巴金、朱光潜一个个都领教过梁宗岱的论辩之功。在“读诗会”上，两个优秀辩手聚在一起，自然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萧乾曾回忆说：“她（林徽因）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两人抬起杠来。”萧乾的回忆没有指明论争发生的具体时间，而沈从文则在1935年10月22日给朱自清写的信中提到了这次口角。从目前留存的材料来看，二人在对诗歌的解读上有分歧并曾有过激烈论争这一点并不假，但论争的具体细节已经难以查考了。今人林杉在《林徽因传》中，对这一事件有较为详细的描写。虽然有过度申发之嫌，但也颇为生动，可以作为参考资料一阅：
起因是为了梁宗岱刚刚朗诵过的一首由他翻译的瓦雷里的诗——《水仙辞》。
林徽因语言的锋芒总是那么尖锐，一点也不顾及梁大诗人的面子：“宗岱，你别得意，你的老瓦这首诗我真不想恭维。‘哥啊，惨淡的白莲，我愁思着美艳，把我赤裸裸地浸在你溶溶的清泉。而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我来这百静中呈献我无端的泪点。’这首诗的起句不错，但以后意象就全部散乱了，好像一串珠子给粗暴地扯断了线。我想起法国作家戈蒂耶的《莫班小姐》序言里的一段话——谁见过在哪桌宴席上会把一头母猪同12头小猪崽子统统放在一盘菜里呢？有谁吃过海鳝、七鳃鳗炒人肉杂烩？你们真的相信布里亚——萨瓦兰使阿波西斯的技术变得更完美了吗？胖子维特尤斯是在什维食品店里用野鸡、凤凰的脑、红鹳的舌头和鸟的肝填满他那着名的‘米纳夫盾’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