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林徽因萌发学习建筑之念以来，她以执着的热爱与不停的践行来追寻她的理想，不论是在新婚的旅行中，还是在危险的战争中，她都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牺牲掉了她的健康也毫不在乎。爱也好，骂也罢，怨也为，恨也有，林徽因的一生就这样献给了建筑事业。由此，也成就了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学领域的地位：她是中国第一位建筑学女教授，也是唯一一位登上天坛祈年殿宝顶的女建筑师，她以诗人的智慧在科学中发现了艺术，成为国人中第一个在坚硬冰冷的建筑研究中提出了“建筑意”概念的人。
四、共赴国难
旅欧赴美让林徽因开拓了眼界与胸怀，也让林徽因感受了西方现代科技、文化的进步，但这些都不能使林徽因变得崇洋媚外，她依然没有嫌弃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依然对祖国灿烂的文化有着无比的热爱与眷恋。因此，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林徽因身上都集中体现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所饱含的拳拳赤子之心与困苦相依的坚守。由此，林徽因在民族危亡关头，能困苦坚守，共赴国难；在国家鼎革之际，能明智地在去与留之间作出抉择。
早在1926年，也就是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的时候，林徽因的同学曾采访了她。面对采访，林徽因说：“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这一番话现在仍能在《蒙塔纳报》上发表的采访记中找到。学西而不忘中，数典而不忘祖，这就是林徽因绝代风华的另外一种体现。此外，当年林徽因在渥太华结婚的时候，已经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林徽因却没有选择西式的婚纱，而是自己动手设计了一款富于民族形式感的结婚服饰。由此可见她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坚守。
如果说在平时这种赤子之心是一种热爱与坚守，那么当国家遭受欺凌的时候，林徽因的赤子之心则会以更为勇敢的抗争方式展现出来。1935年11月21日，日寇下令天津《大公报》停刊并创办了日本人的《联合亚洲先驱报》来代替，林徽因接到该报的约稿信后，又听说大约有五十个中国人还在为该报工作，愤怒地责问：“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1936年10月，林徽因作为文艺界发起人之一参加签署了《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宣言向当局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可惜因为当局禁令，未得在《大公报》上刊登。1937年7月，在山西考察并幸运发现唐代木构佛光寺的林徽因，出山之后还未来得及享受喜悦就听说了卢沟桥事变，在焦急与慌乱中给8岁的女儿梁再冰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要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当时，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教授已经从郊外的清华大学搬入了城内林徽因家中暂避战事。以往“太太客厅”的诸多同人们聚在一起都是无主题的谈书论艺，这次聚首则变成了有主题的同仇敌忾。随着北平备战事务的展开，宋哲元部队的部分防御工事就在北总布胡同，“太太客厅”一时间变成了对敌的“前沿阵地”。众学者们对此并不畏惧，决心与守城士兵并肩战斗，为他们鼓舞士气。可惜守城部队不战而退，一夜之间阵地上兵去壕空。在当时的情况下，像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人，留在沦陷的北平，势必为日寇所要挟，以美饰其罪恶的侵略行径。为了不和日伪机构发生关系，南撤是当时学界普遍的选择。在为南撤做准备期间，林徽因曾去医院做过身体检查，医生警告她：这样的病躯不宜远行，更何况逃难了。但为了不做亡国奴，林徽因还是坚定地选择了流亡。
虽然林徽因一家已经着手做了流亡的准备，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1937年9月，梁思成接到“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为了不和日伪机构发生关系，只能匆忙起行。第二天，林徽因一家匆匆告别当时寄居她家的部分“太太客厅”的朋友，只带着随身换洗衣服便匆匆离开北平，开始颠沛流离的岁月。9月25日，林徽因一家自塘沽登船南下。9月28日，抵青岛。9月30日，抵济南，随即转车继续南下，当日半夜到达徐州。10月2日，抵武汉。10月14日，抵长沙，租住于火车站附近的圣经学院。从北平逃难，林徽因一家“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然而随着战事的蔓延，本该安全的后方也成了一片血与火的炼狱。林徽因一家租住的房子为日机炸弹所毁，全家性命亦差点为轰炸所夺。于是又不得不从长沙往昆明，这预计只有一到两个星期的路程，他们整整走了三十九天，直到1938年年初才到达昆明！到了昆明依然不得安生，所以林徽因从巡津街搬到麦地村尼姑庵“兴国庵”，继而又搬到了龙头村。颠沛流离地来到昆明，虽然林徽因一家在经济上已经是山穷水尽，但相对安定的生活与四季如春的气候对重病在身的林徽因而言，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了。可惜这段时间也不长，1940年11月，林徽因一家不得不迁往僻远潮湿的四川小镇李庄，开始了最为漫长也最为艰难的守望。
一路的颠沛流离，一路的病痛折磨，一路的生活困苦，林徽因本可以不用承受这些。如果说与日寇合作有失民族气节不可选，那么接受国外友人的建议与帮助，出国养病，于理不亏，于情又合，完全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可是当1941年春，美国友人邀林、梁二人赴美访问讲学、治病疗养时，被他们谢绝了。1945年，抗战已经胜利，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再次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底，着名美国胸外科医师里奥·埃娄塞尔博士为林徽因做病情检查，断言林只剩下五年的生命。这意味着什么？林徽因的共赴国难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用她病而弱的生命诠释赤子之心之美、爱国赤忱之贞！
这一场抗战，让林徽因看到了日寇的罪恶，含茹了生命的困苦，但也让林徽因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使林徽因收获了一份珍贵的情谊。1937年12月，林、梁一家离开长沙前往昆明，走到邻近贵州的湖南小城晃县的时候，所有汽车已经被征用，没有交通工具，无法继续前行。恰于此时，林徽因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高烧40℃，两周后勉强退烧，但随即转为肺炎。城里连肮脏小旅馆都挤满了难民，林、梁一家食宿皆无着落，更遑言治病。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焦急的梁思成遇到了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二十余名学员——飞行员黄栋权少尉悠扬的小提琴声将梁思成引到了他们的楼上。年轻的飞行员们热情地给林徽因一家腾出了空房，并给予了及时的救助。正是因为这次战争中的偶遇，林、梁一家与这批飞行员结下了不解之缘。到达昆明后，他们又见面了。这群来自东部沿海省市的航校学生所思念的家，大多在沦陷区，身边没有亲人，而林徽因三弟林恒恰好是航校第十期学员，而且不久林恒也来到了昆明，这一层关系让他们更觉得亲切，加之林徽因健谈好客、梁思成诚恳热情，这群航校学员不时三五成群地到林、梁之家聚会。由此，异乡困境中结下的友谊升华为一种亲情，于是林、梁之家也成了他们临时的家。一年后，这批飞行员毕业，在毕业仪式上，林、梁二人作为他们的“名誉家长”，到昆明巫家坝机场致辞。而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日机对昆明的空袭日益加紧，相聚的幸福时光很快结束了。
当时，中国空军的战机装备落后得如同古董，更为重要的是：空军部队里又充斥着腐败现象，后勤部门的长官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障，既旧且破的飞机经常发生故障，飞行员生命根本没有保障。关于这些，林徽因除了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进行斥责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她的牵挂揣在时刻不安的心中。在不停的“跑警报”中，林徽因总是紧张地关注天空的战况，为她的“家人”悬着一颗心。战争是残忍的，总是用我们不愿接受的事实来撕扯疼痛的神经。林徽因收到的第一份噩耗，是一位叫陈桂民的飞行员的，他在后方没有亲属，所以他的遗物就寄给了“名誉家长”林、梁二人。在一个小小的包裹内，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零散的书信与照片，就这样换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生命难以承受之轻，林徽因哭得很伤心。更为伤心的是，从此以后，这一幕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深深地刺痛林徽因早就已经伤得千疮百孔的心。叶鹏飞的折翼、黄栋权的弦断，还有林徽因三弟林恒的“出身未捷”，一个个都这样壮烈地走了。1941年，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落后，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太迟了。林恒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还没来得及拉起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毁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梁思成未敢告诉林徽因，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他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的墓地里。后来，林徽因还是在病中坚强地接受了这个噩耗。在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争中，我们不能用战绩来衡量他们优秀与否，他们用青春与热血护卫华夏长空，本身就有异于常人的勇敢与卓越。
林恒牺牲后，林徽因对一个叫林耀的飞行员特别关爱，因为他是这群可爱的空军飞行员中最后一位活着的。1941年，林耀作战负伤，左肘被射穿，打断了大神经。手术虽治好了外伤，但手臂机能受损，也时常出现神经痛。医生知道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便劝他买架留声机，用音乐来镇静。最终他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伤痛，重返蓝天。但残忍的战争是如此贪婪，1944年秋，在衡阳战役中，林耀也牺牲了。林耀的牺牲激起了林徽因心里埋藏已久的巨大的伤痛，她怀着难以言说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下了长诗《哭三弟恒》。这首诗在林恒牺牲后三年才动笔写作，显然不是单单纪念弟弟一人的，而是送给像林恒这样的所有可爱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的。
如果不是战争，林徽因的生命之流会更长，艺术之光会更加闪耀，林徽因的学术成就也会更加斐然。但历史就是历史，容不得人去假设。这样简单的传述文字，无法细致入微而又真切鲜活地描述林徽因的一生，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通过这些模影零篇窥见了林徽因生命的一斑：她的成长有源头活水，她的情事如此传奇，她在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中坚忍守望，她对建筑是如此热爱，她对文学与艺术充满激情。这就是林徽因，不仅美丽、聪慧过人，而且才学品性卓绝；这也是林徽因，不仅现代、独立，而且也古典、传统；这更是林徽因，不仅真实地活在她的时代与生活中，也鲜活地活在后人的述说与传颂中。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是全部的林徽因。因为即便我们可以通过她零散的“言”、“行”以及简单的人物小传，得知她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但也未必懂得她为何曾经在历史的遗忘中沉寂，又如何在野史与传媒的热炒中失真；即便我们可以细说她传奇一般的情事，但也未必懂得她对待情事的真诚与坦荡，未必懂得她为何反感被称为“梁太太”；即便我们可以述说她在共赴国难中的艰辛，但也未必能真切体会她在战乱流离中的无奈、痛楚。当下，为林徽因所写的传记有很多种，这些传记中，究竟哪些离林徽因比较近，哪些比较远，还是由读者们自己去读，自己去感悟一个心中真实而鲜活的林徽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