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小鞋
说起困难，长征途中最困难的要算是鞋子。
很多人走着走着鞋子穿破了，就没有鞋子穿。刘英的脚小，鞋子烂了，很难找到一双合适的鞋，她便索性打着赤脚行军。蔡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她说：“天天要走路，还要工作，总是打赤脚怎么行啊！”有一次，部队在一个县城宿营，总政治部搞到一些地主土豪劣绅的资财，蔡畅偶然从中发现有一双小布鞋，就按规定向主管物资分配的李富春要求说：“你把这双小鞋给刘英吧，她已经很久没有鞋子穿了，脚板都快走烂了！”
李富春刚表示同意，外边就传来了刘英响亮的喊声：“大姐，我来看看你们。”她是安排好工作后专程跑来看李富春和蔡畅的。
蔡畅笑眯眯地迎着刘英说：“刘英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她摸不着头脑地问。
蔡畅猛然把藏在背后的手伸出来，说：“你看，我给你找到了一双鞋子，非常合适的鞋子。”
刘英一看就高兴地跳起来：“啊呀！真是太好了！”她当即穿上了新鞋，并且在地上走了几步。
李富春在一旁逗趣地说：“看，我们的刘英真漂亮噢，再不是烂脚板了。”
刘英激动地跑到蔡畅跟前说：“大姐，你真好！”
搓稻谷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了贵州。在进入贵州边境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欺骗宣传和地方反动势力破坏，老百姓早就躲起来了。所以，红军进村后根本找不到人，找吃的东西更困难，就是脱米用的水磨、石臼，敌人也强迫老百姓藏起来或是给破坏了。狡诈阴险的敌人企图采用这种办法来饿死长征的红军战士。
有一天，宿营以后，费了很大的劲，部队总算搞到了一些稻谷，可是又找不到工具磨，稻谷脱不出米来，红军战士还是吃不上饭。无奈，就只好把稻谷分给大家，让大家想办法脱出够三顿吃的大米。
蔡畅和马夫老肖及勤务员小曹到处找石头、砖瓦，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块瓦片。
老肖和小曹都对蔡畅说：“大姐，你就不要搓了吧，我们保证按组织规定，搓够咱们三人吃三顿的米就是了。再说，也找不到搓米的东西了。”说着，他们就把分来的稻谷放在瓦片上，用手搓起来。
蔡畅说：“还是大家动手搓得快。”
她抓起把稻谷，放在手掌上，两只手用力地搓起来了。
老肖抢着不让蔡畅干，蔡畅笑着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我总得搓出我自己的一份呀，不然到时吃什么？手，哪有那么娇贵呢。”
老肖无可奈何，就把手中的瓦片给蔡畅，自己用两手搓。搓呀搓呀，蔡畅的手心都磨破了皮，渗出了血。老肖、小曹急了，他们从大姐手中夺下了瓦片和稻谷，说什么也不让蔡畅搓了。
蔡畅心平气和地说她自己是干部，要经常做群众工作，如果遇到困难就后退，那又怎么做别人的工作呢？她一边说着一边扯了块破布把手包好，又继续干起来。老肖、小曹拗不过她，就拼命干，结果三个人的手掌都光荣“负伤”，超额完成了搓谷任务。
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买卖公平，纪律严明，和蔼可亲，不打人，不骂人，国民党反动派那些恶毒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雪山上的哀思
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三四岁的红小鬼，非要跟红军走不可，其中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的家长也恳求红军把他们带走。这批红小鬼，年龄虽小，革命决心却很大。实在拗不过，部队就把他们留下了。为了行军时对他们有个照应，领导决定给每个女同志分一个红小鬼。分给蔡畅照看的那个叫殷桃。一路上，蔡畅非常关心他，爱护他，有吃的先给他吃，冷了，蔡畅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件红毛衣给他披上。到了宿营地，蔡畅还教他些简单的字，有时还教他做些找人、送信的工作。殷桃和其他红小鬼一样很坚强，能吃苦，紧紧地跟着队伍前进。可是，在过一座雪山的时候，由于殷桃早几天就打摆子又无药医治，竟突然从搀扶他的蔡畅手中倒了下去，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蔡畅用手抚摸着他，眼泪一串串地掉下来。
她心情沉重而内疚地说：“我还是没有照顾好他，早几天他就打摆子了？？他还那么年轻？？”说着，她流着眼泪，把那件红毛衣盖在殷桃遗体上，默默地站起身来，然后又坚强地随部队前进。
患难与共
翻过了大雪山，给红军战士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岂料将要进入的松潘草地是更艰险的路途。那渺无边际的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腐草沉积的泥潭，不但散发出难闻的霉气，而且一旦不小心踩进泥沼，人就会立刻陷下去，并且越陷越深，很难救援。在这样的境地，蔡畅丝毫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而是处处关心着他人。她注意到曹昌因饥困交逼，常常在行军时打瞌睡，很担心他失足陷入草地，就特别注意关心照顾他。
一发现他瞌睡，就立即叫醒他。
蔡畅和同志们冒着大雨在草地上走了50多里路，大家多想找个干点的地方歇歇脚，生堆火烤烤衣服啊。可宿营的时候，连一小块干一点的地方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离开行军路五六里的地方，才找到一个有几棵小树的山坡，大伙儿就在这里露宿。雨还在沥沥啦啦地下着，曹昌有些为难，他手里只有蔡畅的一块雨布，一件雨衣，再就是每人头上戴着的一顶破斗笠，凭这点东西怎么给大姐打铺过夜呢？蔡畅似乎看出了曹昌的心思，她笑着走过来说：“小鬼，你发愁了吧？不要紧！”说着，她很麻利地用绳子扎住雨布的四个角，并分别绑在小树上，很快就架起了一个小帐篷。老肖想让蔡畅休息得好些，便和小曹戴着破斗笠要悄悄离开。可他们还未迈步就被蔡畅拉住了。蔡畅把自己那件雨衣铺在地上，三个人背靠背坐在一起，半躺半睡地度过了这难忘的一夜。
虽然草地上深夜的寒风不断侵袭着他们，湿透了的衣服冷得透骨，但伟大的阶级友爱的暖流却传遍了他们的全身，蔡畅的亲切关怀，使老肖和小曹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细微之处见真情
1935年9月，出了腊子口的第一天，小曹突然病了，而且掉了队。当时，小曹心里非常着急，因为一出腊子口就到甘肃的下达铺，这一带马鸿逵的骑兵活动得很猖狂，如果遇上了就会被抓去当俘虏。天渐黄昏，小曹几乎绝望了，心里更着急。越着急，两条腿就越迈不开步。他只觉得浑身无力，挣扎着往前赶队伍。突然，一头牲口的黑影出现在他眼前，猝然间吓了他一跳。当他走近时，才看出是肖大叔坐在地上，一手拿着烟管在吸烟，一手拉着牲口的缰绳。“肖大叔！”小曹喊着扑向老肖。
老肖赶忙站起来，关切地说：“小鬼，大姐怕你当天赶不上队伍，叫我把牲口留下来接您，她自己步行走了。咱们快赶路吧！”说着，老肖就把小曹扶上了骡子。小曹骑在牲口上，眼泪扑簌簌的落了下来。
惩治冯霸天
1936年底，红军教导师进驻甘肃省庆阳县，随军来的蔡畅担任庆阳县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庆阳中心县委成立后，她又兼任庆阳中心县委第一任书记。
当时，庆阳地区有8个大地主，其中有一个罪恶极大、民愤极深的叫冯翊清。他心狠手辣，无恶不作，采用各种手段欺压百姓，掠夺民财，而且还与土匪谭世麟和西峰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破坏抗日。庆阳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背地都叫他“冯霸天”，也有人暗地里骂他是“站知县”，因为知县审案时还要入堂就座，而他站着就随意给人定罪。
蔡畅爱老怜幼，平易近人，一到庆阳就访贫问苦，了解到冯翊清的许多罪行。当她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和教导师负责人任质斌商量，决定从打击民愤最大的地主恶霸冯翊清入手，掀起全县民众的抗日热潮。
在蔡畅和任质斌的领导下，在庆阳县很快成立了“反冯斗争委员会”，并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由蔡畅作动员讲话。她向群众阐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号召大家解除顾虑，积极行动起来，打倒冯霸天。会后，蔡畅派红军干部和“反冯斗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挨门逐户地宣传大会精神，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他们痛哭流涕地向红军干部控诉“冯霸天”的种种罪行。
但是，冯翊清是不会甘心等待将要面临的灭顶之灾的，他指使狗腿子勾结土匪，妄图破坏人民群众对他的斗争。觉悟后的群众，群情激昂，自动组织起“打狗队”，在红军的帮助下，给冯翊清的阴谋活动以有力的反击，保证了斗争的顺利进行。
1937年4月7日，红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罗贵波正式颁发布告，拘捕了冯翊清父子。并吸收群众代表组成了“冯案清查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
4月9日下午，在庆阳县当时的公共体育场大戏楼前召开了讨冯大会。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群情十分激昂。那些受过冯翊清父子欺凌、残害的老百姓，纷纷上台控诉、揭发大地主的罪行。字字血，声声泪。人们高喊着口号：“打倒冯霸天！”“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会后，委员会把没收冯家的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并根据蔡畅的意见，中心县委决定用罚冯家的一万块银元，给当地百姓办起了一所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馆、阅览室，还建立了业余宣传队，办起了识字班等；并购置了一些西药，开设了卫生室，为庆阳群众医治一般的疾病。蔡畅的这些安排深受群众的欢迎。
由蔡畅发起和参加领导的这次反冯斗争，狠狠打击了地主的嚣张气焰，启发了群众的觉悟，使庆阳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妇女的贴心人
蔡畅从北伐战争时期起，就致力于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在担任庆阳中心县委书记时，非常重视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发挥妇女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作用。
在蔡畅的领导和组织下，1937年3月8日，庆阳第一次举行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蔡畅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她先讲“三八”节的来历，然后号召妇女姐妹们团结起来，砸碎封建枷锁，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奋斗；动员妇女起来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实现婚姻自主；要求妇女学习文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抗日斗争。
妇女们听了她的讲话都很振奋，有些妇女说：“蔡大姐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会后，她要求妇救会把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革命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力量到群众中宣传苏维埃政府公布的《婚姻条例》。
她说：“不根除买卖婚姻，妇女自己作不了自己的主，还谈什么解放呀！又哪里有参加抗日的自由啊！”
长期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的妇女群众，在妇救会的启发帮助下，提高了觉悟，主动向妇救会干部倾诉自己的苦衷，反映庆阳县姐妹遭受的苦难。
当时，庆阳城里有两户虐待儿媳出了名的人家。这两家的婆婆不让媳妇出门参加社会活动，把媳妇关在家里，不准与外人说话。如遇偶尔同别的男人打个招呼或是说几句话时，便百般追究，任意凌辱，还经常唆使儿子毒打媳妇。姓杨的那家，在儿媳妊娠反应时，婆婆不给吃，儿子趁母亲外出游逛，偷偷给媳妇买了一个烧饼，媳妇刚咬了一口，就听见婆婆的叫门声，媳妇吓得惊慌失措，赶忙去开门，嘴里的烧饼还未咽下去，被婆婆发现了。凶恶的婆婆硬是从媳妇的嘴里抠出烧饼，把媳妇按倒在地上，骑在媳妇身上毒打，并用烧红的吸鸦片的钎子，烙媳妇的下身，最后将媳妇活活折磨死。姓李的那家婆婆经常无故挑起事端，唆使儿子毒打媳妇，致使媳妇跳井身亡。
这两件事轰动了全城，觉悟了的妇女群众纷纷要求红军教导师、妇救会为被迫害的姐妹伸张正义，严惩杨、李两家婆婆。蔡畅弄清情况后，立即让妇救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杨、李两家婆婆，发动妇女揭发他们的罪行。在端阳节那天，妇救会组织群众给杨、李两家婆婆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让其游街示众。往日蛮横凶悍的刁婆，在沿街群众愤怒的谴责声中头也不敢抬。从此，那些虐待和打骂媳妇的婆婆和丈夫，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许多经常挨打受骂的妇女觉得有红军、有蔡大姐为自己撑腰，也解除了思想顾虑，挺起了腰杆，敢于说话，敢于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了。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1941年6月，接替王明担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蔡畅，心里十分明白这副担子有多重。长期以来，王明在妇女工作领域中，搞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使许多地区的妇女工作干部长期浮在上面，不知道深入群众，不知道应从根据地的实际出发进行工作，只知道空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等口号；不知道在抗日战争中妇女可能做些什么，必须做些什么，光是口头上高呼抗战，不懂得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做好妇女工作，而是孤立地搞妇女解放。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在有些地方造成了思想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男女老少之间的不团结，甚至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漫长的革命经历，使蔡畅深深懂得革命如果不深入工农群众，如果脱离中国的实际，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中央妇委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纠正王明在妇女工作中推行的错误方针。蔡畅一面领导中央妇委的同志认真学习整风文件，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组织大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大搞调查研究，摸清妇女运动的现状。
在蔡畅的主持下，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妇委组成了妇女生活联合调查团。蔡畅还专门请了毛泽东主席为参加联合团的同志们作《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大家经过认真的学习、讨论，武装思想之后，深入到延安农村，对当地的妇女群众的生活进行全面考察。蔡畅还利用各根据地妇女干部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有利条件，以中央妇委的名义，召开了十几次座谈会。她亲自主持，听取汇报，并列出题目组织讨论研究。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在同志们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蔡畅带领大家对妇女工作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和总结，对王明在妇女工作领域搞的一套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进行了纠正。蔡畅首先从中央妇委抓起，带动各级妇联和妇委会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同时，蔡畅还特别注意抓典型推动工作。
有一次，在延安县妇联工作的吕瑛向蔡畅汇报自己帮助一个叫二婆姨的妇女，从不理睬妇联干部到成为本村妇女工作积极分子的经过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