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舍勒·爱冈·德·蒙田，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作家，独具个性的人文主义者。蒙田在散文方面颇有建树，可谓独树一帜。从1572年开始一直到1592年去世，在长达20年的岁月中，他以对人生的独特体味和深刻观察，以及对自身经历和灵魂的演变历程记录，陆续写出了这部举世瞩目的散文集。《随笔集》是他思想的结晶，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熟读古代大家如普鲁塔克、塞涅卡、塔西佗等人的著作，在作品中大量引用，作为他的思辨和怀疑论的佐证。他在出版了《随笔集》的前两部之后，便游历了意大利和德国，因此在他随后的随笔中又添进了许多旅游见闻。
蒙田的生平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1533——1592），生于波尔多附近的佩里戈尔，蒙田的母亲是西班牙人的后裔，父亲则是法国波尔多附近的一个小贵族，他在意大利当过兵，吸收了一些新颖的教育思想。当时的贵族不看重学问，以从戎为天职，所以后来蒙田常常说他不是学者。他们一家人都是天主教的教生徒，蒙田一生都坚持天主教的信仰。
1535—1539年蒙田被送到农村家庭寄养，以农民夫妇为教父母，并由只说拉丁文的老师教导，因此以拉丁文为母语。
1546年蒙田毕业于波尔多的居耶纳中学。之后又进入吉耶讷学院学希腊文、法文、修辞术，还开始学习法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居简出，闭门读书思考。他读古希腊、罗马作品时不断写心得，作笔记，为他后来的《散文集》打下基础。为了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后来蒙田到图卢兹专修法律。
1554年学业结束后的蒙田被任命为佩里格间接税最高法院的推事。
1557年又进入波尔多最高法院工作。
1558年蒙田结识拉博埃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博埃蒂西对蒙田后来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1559年蒙田陪同弗朗索瓦二世国王巡视巴黎。
1561年蒙田被波尔多最高法院派往巴黎，以解决居耶纳省的宗教叛乱，历时一年半。
1562年蒙田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
1563年由于拉博埃西的离世，蒙田大受打击，情绪极为低落。
1565年7月，蒙田与波尔多市议员的女儿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结婚。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所生育的儿女大多夭折，只有一女长成。
1568年其父亲逝世，蒙田继承他的封号、领地与家业，成为一家之主。
1569年蒙田在巴黎出版雷蒙·塞邦的《自然神学》的译本。
1570年厌倦了政治与官场的蒙田卖掉了自己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前往巴黎为他的挚友拉博埃西出版生前留下的拉丁语诗、法语诗和一些翻译作品。
1571年，三十八岁的蒙田回到故居，一头扎进圆塔三楼上的藏书室，过着隐居的生活。虽然蒙田把自己的退隐看作是暮年的开始，是从所谓“死得其所之艺术”的哲理中得到启示的。但是后人看来，他退隐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逃避社会。他崇尚自由，赞美静谧与闲暇，向往优游恬适的生活，不过他的隐居生活却是积极的，除了埋头做学问以外，他还积极从事写作。
蒙田自1572年开始，直至他逝世的1592年，在长达20年的岁月中，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写他的随笔。他以对人生的特殊敏锐力，记录了自己在智力和精神上的发展历程，为后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572年他开始撰写《随笔集》。
1572—1574年国王决心平息宗教叛乱，派出三支军队向新教徒进军。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蒙田同居耶纳省的天主教绅士们加入其中一支军队，参加了这次国内战争。
1577年蒙田被纳瓦尔国王封为侍臣。
1578年蒙田患肾结石症，从此病痛与他相随，直至终生。
1579年《随笔集》第一卷编完。开始撰写第二卷。
1580年至1581年游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地。回国后出任波尔多市长直至1585年，并继续增修《尝试集》。
1587年重回旧居续写他的随笔。
1588年《随笔集》一、二、三卷的第四版问世。一、二卷共增加了六百处。是年，蒙田认识德·古内小姐。出于她对蒙田本人和他的著作深表敬佩，蒙田对这位颇有才学的年轻的女士也很是喜欢，从此双方开始往来，蒙田把德·古内小姐认做了自己的“干女儿”。
1589—1592蒙田为《随笔集》新版作准备。这次新版增加了一千多处，其中四分之一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爱好、习惯和思想。其实从他开始写《随笔集》的二十年来，他的书越来越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生活和坦白胸怀的色彩。后人评价：蒙田写作《随笔集》是在向世人暴露自己的思想，他在写书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
1590年蒙田写给亨利四世一封文笔优美的信，这是他政治生命的遗嘱。
1592年9月13日，蒙田病逝于蒙田堡。留下一本用来出第五版的《随笔集》手稿。
1595年德·古内小姐将蒙田留下的《随笔集》新版整理出版。
蒙田的著作
《随笔集》
这部文集是很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构成的，每篇有一个题目，讨论一个独立问题，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他生活优裕，对当时法国激烈的阶级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同时，动乱的时代又使他深感个人生活受到威胁，产生了怀疑论的思想。在《散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为雷蒙·德·塞崩德辩护》里，他说人是渺小的，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思考。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分歧意见，有矛盾。人人都自以为掌握真理，别人总是错误的，于是产生争论，甚至导致战争。其实，几百年来，人类追求真理，其结果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他教人不要说：“我懂得，”要说：“我懂得什么呢？”他这种情绪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文主义者的精神状态，他们对旧的信要失去信心，而对新的事物又缺乏高度热情。蒙田怀疑，但不否定一切。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应当尽量享受它。享受生活首先要精神自由，心情恬静，不让习惯、偏见等束缚自己的思想，不让贪婪、吝啬等欲念扰乱自己的心情。
《有血有肉的语言》
本书的内容包括第一部分、论不同的方法可以收同样的效果、论悲哀、论灵魂缺乏真正对象时把情感寄托在假定对象上、论闲逸、论说诳、论辩才的急慢、论预兆、论善恶之辩大抵系于我们的意识、论恐怖、论死后才能断定我们的幸福、论哲学即是学死、论想像的力量、论隐逸、论教育、论凭我们的见识来评定真假之狂妄、论友谊、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第二部分、热爱生命、易变无常、要生活得写意。
多少回我成非我、病重、死之经验、友谊的奥秘、我的书房、我当市长、介入抑或弃权、描绘人、人体之重要、人之常规、丑恶的灵魂、守旧表现其外，自由思想其中、自命不凡的虚妄、众师之师等内容。
《善待生活》
《善待生活》融书本知识的生活经验于一体，行文旁征博引，汪洋瓷肆，语言平易流畅、形象生动。凭借这部著作，蒙田同拉伯雷一道，奠定了把法语确立为文学语言的基础，并影响了帕斯卡、拉罗什福科、卢梭、孟德斯鸠、圣伯夫、勒内、法朗士等一大批文人。莎士比亚也不时从《善待生活》中找到灵感。蒙田以博学著称，《善等生活》包罗万象，无所不谈，成为当时各种知识的荟萃。奥地利文化史学家弗里得尔认为蒙田似乎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能理解，同时对什么都报以微笑。
《善待生活》已成为了蒙田广博思想的文字证明，它犹如“生活的哲学”在反映蒙田深刻“自我”的同时，也反映导后来人去更好的生活。
《我不愿树立雕像》
蒙田在书中写到：“我不是树立雕像，将其安置在市中心的十字街头，教学之内，或是广场之中……我不想夸张其辞，空话连篇，只愿促膝相叙，娓娓交谈。”蒙田对灵魂、辨才、生死、善恶、平等、狂妄等话题平和细论，读者看到的将是一位谦逊者的精神告白。
蒙田的智慧
在十六世纪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蒙田那样受到现代人的崇敬和接受。他是启蒙运动以前法国的一位知识权威和批评家，是一位人类感情冷峻的观察家，亦是对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进行冷静研究的学者。他的文章揭示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哲学家。他的文章没有通常所见的哲学术语，他笔下的人物事件，都是可感可知的事情，而且写得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在书中，他对事物的探讨堪称执著，没有半点疏忽。他对任何事物也从不轻下定论，总要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去探讨，力图把它看得更明白，更加透彻。
蒙田在他生活的时代已成大名，但他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过很大的争议。一些著名作家，如卢梭等人指责他的作品充满了“可憎的虚荣心”“表面的真诚”，但他却受到了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推崇，他们赞扬他的作品反映作者“明哲善辩”“精于心理分析”，他的“文风简朴流畅，朗朗上口”。经过四百余年的考验，历史证明了蒙田与培根、莎士比亚等伟大作家一样，是一位不朽的人物，他的随笔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世上同类体裁中绝无仅有的”。
论经验
没有什么渴求比求知更合理。我们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接近它，当理性推理不足时，我们便运用经验。经验是一种比较愚钝的方法，当然它来得也简单。但是真理是如此伟大，因此我们不能轻视每一条通向它的道路。理性有如此多的形式，以致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们的经验也有不少形式，我们从事件的相互对比中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事情永远不可能相同。在事物形象中没有什么普遍共同的性质，它们都具有分散性和多样性。
事情与面貌既不会和其他事情的面貌完全相同，也不可能与之完全不同。自然的造化可谓巧夺天工，倘若我们的相貌毫无相同之处，那就会人兽不分；倘若我们的相貌完全相同，人与人就无法辨别。所有事物都靠某种相似性而互相依存，所有范例都不是完善的，而从经验中得出的东西则永远存在缺陷。
蒙田认为，无论我们从经验中获得什么成果，如果我们不善于利用自身熟悉而且足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经验，外来的经验就很难对我们的制度有所增益。
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善于学习，从以往事件中汲取经验便足以使自我变得更聪明。如果谁能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极端愤怒，以及狂热是如何主宰自己的，那么他就能比亚里士多德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情绪的丑恶，也能更好地排斥这种情绪。如果谁能记得曾经受到过的伤害，以及使他们情绪发生变化的微妙的原因，那他就能为未来的变化和自己的处境作好思想准备。
人应当谦虚，服从规定，表达主张时冷静而有节制，对咄咄逼人的狂妄自大敬而远之。这种狂妄使人只相信自己，是纪律和真理的大敌。听听某些人发号施令吧，他们首先提出的建议就是按规格建立宗教和法律。亚里斯塔库尔斯说过，古代世界上只有七位圣人，而在他的时代，世界上只有七个蠢人，现在，难道我们不比他们更有理由这样说吗？肯定和固执是缺乏智慧的表现，那些蠢人每天都会一百次地摔倒在地上，而他们神气活现的样子竟然和过去一样，坚决而自信。
论忧伤
世人老爱将忧伤挂在嘴边，不仅如此，还总要给它饰以诸如智慧、道德和良心之类的华丽外衣。这样的行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意大利人称忧伤为邪恶，这样的言论实在是太精彩了。因为忧伤从来就是一种有害的品质，总是和空虚、懒惰、懦弱卑小搅在一起，因此，斯多葛派哲人对它特别禁忌。
噩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然而至，刹那间摧毁我们所有的感觉神经，所谓大悲不言痛，即是此种状态。然而，巨大的悲痛终于将泪水挤压出来的时候，它多少会洗去一些哀愁，像化脓一样带走烂掉的伤痛。
蒙田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布达战场上（弗迪南与匈牙利国王约翰的遗孀之战），一匹战马驮着一具尸体格外引人注目地奔驰而来。死者生前英勇善战，表现非凡，深得众人敬仰。当死者的盔甲被解开时，在场的战士个个泪流满面，惟独德军统帅雷萨利亚克毫无表情。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死者，像石头人一样，接着砰然倒在地上。原来死者是他的儿子。
他认为，不管是喜是悲，只要情感冲动超出常态，人就会变得疯狂无度、不由自主。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情人，眼见好端端的，陡然间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茫然无措。可以体会且能承受的感情，都是寻常之情。
意外的惊喜也常常如此。
康比译曾问鲁萨梅尼：“有人为什么不为儿女的不幸而悲，倒是为朋友的不幸大悲？”答曰：“丧友之痛，痛于言表；丧亲之痛，无法可表。”
是啊，过分的忧伤总是让人丧失理智。因此，我们怎能不多用理性来强化自己呢？！
论闲逸
蒙田说，我们看见的旷地，倘若土地肥沃，那它必定丛生着各种叫不上名的野草。想要好好利用它，便需把它清理及散播好的种子。正如我们看见的妇人，如果任她们自己，只能产生不成形的肉块。必定施以良种，然后才能得到自然的好的后嗣。心灵亦然，倘若没有一定的主意占据着它，把它的范围约束住，它必定无目标地到处漂流于幻想的空泛境域里。
他认为，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因此，俗语说得好，无所不在等于无所在。
读书能明智，能获得乐趣。但是，倘若读得过度，变成书呆子，便只剩兴味索然了。此外，可能还会损害身体，而快乐和健康却是我们最宝贵的，倘若结果竟弄到有损身心的地步，那么我们就抛开书本吧。
有人认为，从书上所得的弥补不了所失的，这样的观点蒙田是很支持的。
对书本的选择，当选有趣而且易读的。因为此类书籍能调剂我们的精神，给我们带来慰藉。此外还可以选择那些能教导我们处理好生死问题的书籍。至于那些艰深难懂的学科，我们不选也罢，留给那些所谓的专家们去探讨吧。
我们务须全力抓紧去享受生活的乐趣，消逝的岁月正将我们恋眷的欢乐逐一夺走。
尽情享乐吧，我们只此一生。
明天你只留下余灰，
化作幽灵，一切归于乌有。
论友谊
人类钟情于交往超过任何其它活动，这或许是本能赋予我们的。亚里士多德曾说，最好的法官把友谊看得比正义还重要。友谊各种各样，通常由欲望、利益、公众或私人的需要建立和维系。因此越是掺杂着其他的动机、目的和利益的友谊，就越难有其美好和真诚的东西，也就越无友谊可言了。
从古到今，友谊有四种：血缘的、社交的、礼仪的和男女爱情的，不论是单独的或是联合在一起的都不是在此要谈的完善的友谊。
我们通常所说的朋友和友谊是由心灵相通的机遇相联结的频繁交往与亲密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