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日本陆军统帅：山县有朋
前面的讲述中我们已经了解了清日海战的过程，接下来要讲述的，将是时间跨度更长的陆战。按照我的习惯，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清日在陆军方面的兵力对比。
两国陆军兵力的总人数前面已经介绍过，日本常备军7.5万，其中包括炮兵6000，骑兵4000。而清国的常备军60万，其中包括步兵47万，骑兵10万，炮兵3万。另有民兵100万。
如果光从数量来看，日军这不仅是拿鸡蛋碰石头，简直是碰蒸蛋器。
但除了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质量问题。
两国开战以前，日本陆军已经完成了“师团制”的改革，也就是常备军以师团（相当于师）为建制，组建成六个师团，它们分别是：第一师团（东京师团）、第二师团（仙台师团）、第三师团（名古屋师团）、第四师团（大阪师团）、第五师团（广岛师团）、第六师团（熊本师团）。
另外还有一个正在组建中的师团，它是睦仁的御林军——近卫师团。以及计划组建的第七师团（旭川师团），这个师团属于半农半兵的“屯田兵”，平时主要工作是在旭川地区的北海道插秧。所以日本全国可以用来战斗的只有6个师。
从表面上看，实行“师团制”的编制改革似乎没什么意义，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日军原先的编制就可以发现厉害所在了，原来的编制跟清国军队的编制类似，是在驻扎地基本不运动的“镇台制”，主要任务是维护一下当地的治安，镇压一下农民起义等。而改成师团制后，军队的主要任务改变了。
这个新的任务就是——野战，换言之就是侵略战争。
大东沟海战开始前，第一师团和第三师团三万人已经在仁川集结完毕，组成第一军，由山县有朋指挥，准备北上总攻平壤。
这位曾经在征讨幕府和平叛西乡隆盛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战将，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获得这个荣誉称号除了他的战功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忠心。这是可以从一件小事中看出来的。
睦仁上台不久，他的御林军因为待遇等问题发生了一次哗变，山县有朋快刀斩乱麻，将哗变士兵50多人全部诛杀，成功地保卫了睦仁的安全。此后，山县有朋开始下大力气整顿军纪，最狠的一招是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着名的《军人训诫》，要求每一个日本军人都严格做到对天皇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有保障，做到天皇指哪儿，军队就打哪儿。
日本军队对天皇极度效忠的传统便出现了。
山县有朋不仅是一个狂热的战争爱好者，也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人，1889年，他提出日本必须扞卫两条线：一条是常说的“主权线”；另一条就是“利益线”。
在山县有朋看来，日本的利益线有两个焦点：一是北面的朝鲜；一是南面的台湾。打下台湾，这是永固皇国南门；打下朝鲜，这是实现大陆政策的跳板。
在山县有朋手里，大陆政策被细化了，他策划的方案分为五大步骤。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占领朝鲜；第三步：占领清国东北以及内蒙古；第四步：占领清国全国；第五步：占领东南亚、亚洲直至整个地球。
没错，就是整个地球，这就是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日本军人的梦想。没有把全宇宙计划进去已经是外星人的福利了。
清日战争打响后，山县有朋主动请战，要求亲自上前线指挥。此时平壤已经集结了1.5万名清军，在仁川，山县有朋决定先调遣与清军相同的兵力作为先锋队，向平壤进发。各路大军要在9月15日之前全部到达平壤，随即发起总攻。
从军事上看，山县有朋的这个举动无疑是疯狂的。因为这一万多人的大军并不是整体出动，而是分四路进发。
从仁川到平壤有几百公里的路程，途中山峰连绵，险关重重，分兵后，每路大军都只剩下几千人（最少的只有两千多人）。而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行军路线，彼此信息不通，一旦清军在途中设伏，日军将被各个歼灭，全线崩溃。
更疯狂的还在后面。山县有朋指令大军要在发起总攻后48小时内解决战斗，为了便于行军，军队前进无需组织专门的粮草队，每名士兵轻装前进，随身携带至9月17日的粮食补给就可以了。
分兵冒进，还不多带点吃的，所有人都被山县有朋这个疯狂的举动惊呆了。将领们忐忑不安地走出了帐营，如此疯狂之领导，可谓平生未见。
9月15日，日军四路大军全部安全到达平壤城外，一路上除了发现一两个清军哨探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和埋伏。
山县有朋的判断是对的，平壤清军在叶志超的率领下，一直准备依靠平壤坚固的城墙和堡垒死守。主动出击，这么冒险的事情是不需要考虑的，大家还是安全点比较好。
不过日军接下来要进攻平壤，并不那么容易。
从地理上看，平壤的四周都是城墙，最高处达到十米，相当于三四层楼的高度，而最厚处竟然达七米，炮弹是很难炸开的。城墙上遍布着大炮据点，居高临下射击时的威力可想而知。平壤城内储存着够清军吃一个月的粮食，而城外的日本士兵每人只剩下了两个饭团子，军官们每天只有两碗稀粥喝。
自古以来，攻城之军，一般需要有三倍兵力，在粮草充足、人员齐整的情况下发动进攻。饿着肚子是没办法打仗的。日军不仅肚子饿，精神也不好，一路跋山涉水，没个休息，马上就要发动总攻。看来，占据有利地形的清军如果能据险而守两天以上，等到城外的日军最后一点东西吃完饿得头晕眼花之时，出城砍上几刀便大功告成。
从牙山逃回来的叶志超是被李鸿章强令留在总指挥位置上的。在日军到达平壤的两天前（9月13日），叶志超向李鸿章请病假，声明自己连饭都吃不下，即将病危，守卫平壤的重任还是交给别人来做。李鸿章严词拒绝了。然后，叶总指挥又给李鸿章发了一封请求再派援军的电报。
接到这封电报的李鸿章，派出了增援平壤的陆军前往大东沟，并由北洋舰队护卫运兵船。然后，到达平壤的日军做了他们的第一件事：割断电报线。
叶志超更加郁闷了。没了电报线，平壤就和天津方面彻底失去了联系，叶志超大人有点六神无主，紧张的气氛从他开始四处蔓延。在高级将领的军事会议上，他主张先撤到鸭绿江，一开始大家都沉默不语，毕竟大军来平壤就是来守城的，现在据险而守，以逸待劳，却不战而退，至少面子上就说不过去。
经叶志超同志再三做思想工作，部分将领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他们发言：现在还不能撤，等日军攻过来，我们就撤。
叶志超找到了知音，连忙说：好！眼看大家就要对主动弃守形成统一意见。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并不同意叶志超的意见，并且大声呵斥了要求撤兵的将领，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敌人孤军深入，正是出奇兵痛击，令敌止步于此的好时候！国家设机器，养军兵，年耗军费数百万，正为今日！如若不战而退，我们何以报效国家？”
左宝贵的选择
两个多月前，当清日局势出现紧张时，李鸿章给奉军统领左宝贵写了一封信，请“左宝贵吾弟”帮忙出兵，应对可能要爆发的朝鲜战争。7月3日，这封亲笔信到达了左宝贵的案头。
虽然左宝贵的级别要比李鸿章低很多，但他可以有两个选择：答应或者拒绝。
为了揭开这个奇怪的答案，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清国军队的情况。
最早的军队是我们熟知的满洲骑兵，总称八旗。八旗实际上有二十四旗，因为它有满族人的八旗（满八旗）、蒙古人的八旗（蒙八旗）和汉族的八旗（汉军八旗）。
蒙古人是满人打天下的合作伙伴，而汉军旗是那些在入关前与满人合作的明朝将领的军队，总之他们都是为打江山出过力的。于是，在坐江山的期间，他们享有特权。只要你是旗人，你的儿子从生下来开始哭的那一声起就是国家养的军人，有固定的工资和口粮，这就是八旗子弟，世袭待遇。为了保证八旗血统的纯正性，满汉之间是不能通婚的（汉军八旗除外）。这就使得皇帝只能在满人和旗人中选秀女，相亲对象很是狭窄，喜欢汉族美女的乾隆皇帝只好多次去江南，留给了现在电视剧编剧们无数创意源泉。
作为一支军队，八旗军的特殊性在于没有任何一位汉人可以调动它，它归朝廷直接控制，汉人督抚是没有权力调动八旗兵的。这种体制虽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治的长治久安和军队的“不变质”，但由于饭碗来得太过容易，腐败问题是八旗军后期最为严重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骑射本来是八旗军的绝技，而军官们却以骑马为耻，外出要坐轿子，久而久之，连上个马都困难。每座八旗军兵营的周边几乎都有娱乐一条街。一到夜晚，就停满这些八旗军将领的轿子，而士兵们也有事干，斗鸡斗蝈蝈，遛鸟听戏，反正也不愁吃喝。军队内部的升迁是拿银子开道，买个什么样的军职需要多少银子，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武功再高，战功再多，没有银子打通关节，那也是很难升迁的。
毫无疑问，这不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群寄生虫。朝廷对这种现象很忧虑，知道一旦真正有战事，这群人是指望不得的。干脆继续拿钱养着他们，但在国防军事上抛弃八旗军，开始从汉族人里征兵，编练另外一支正规军——绿营军。
绿营军是由汉人组成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朝廷始终对绿营抱有戒心，不仅投入很少，武器和军饷都无法完全到位，指挥绿营的还是一批不懂战事的文官（提防武将造反）。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那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八旗和绿营两支中央军被打得落荒而逃，朝廷面临无军可用、无人可打仗的局面。
危急之时，朝廷只能大肆招兵，44个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大臣都接到一道旨意：你们回自己老家去招兵吧。其中有一个叫曾国藩的人，他在湖南组建了湘军。湘军是出钱请人打仗的，实际上是一种雇佣兵。在组建湘军时，朝廷除了给予政策支持，基本上也没出钱出力，靠曾国藩自己想办法，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湘军只听老板曾国藩的，基本相当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部队。这支军队后来在曾国藩的主动申请下大部分被裁撤，但另外一支私人武装部队却被保留了下来。
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帮助了他的徒弟以湘军的模式组建了这支部队，帮着打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北方又爆发了农民起义（捻军），淮军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而淮军与之前其他所有军队不同的是，它是一支在整体上告别了长矛大刀的军队，装备的是洋枪洋炮，在朝廷现存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大。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也为了防备淮军，朝廷又开始想办法了，从绿营军里挑选了一些人，按照淮军的模式，装备洋枪洋炮，称为练军。练军是属于中央军的，它还有很多地方版，这就是维护地方治安的武装部队，比如奉天就有奉军，负责剿灭胡子。
这些军队属于地方编制，由地方负责供给，士兵不是国家公务员，搞不好什么时候就被裁撤了。为了安抚人心，朝廷把军官安插到绿营的编制内，哪里能插下就插哪里。奉军统领左宝贵在体制内的职务就是：广州高州镇总兵，但他的工作和广州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一直在辽宁剿匪。
现在我们知道了，清国的军队情况是比较混乱的，派系很多，基本都是政治大军，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掌控。朝廷为了防备汉人造反，利用不同系统的军队去互相牵制和制约，于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左宝贵和李鸿章就不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从组织层面讲，李鸿章无法调动左宝贵的军队，接到李鸿章的信后，左宝贵可以拒绝李鸿章的理由光明正大——剿匪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和日本人作战比较危险，于是纷纷劝说左宝贵借故推托。
但左宝贵没有任何犹豫，在奉天，他一一拜访自己的好友，跟他们做最后的告别。
“这次战争与剿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了！”
在接到信的那一刻，左宝贵就做好了带兵入朝的准备。
我并非不清楚前方路上的凶险，我并非不知道有充足的理由去躲避这一场凶险，但我依然前行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有危险却一往无前，因为我知道，光明总是要靠一些人去争取，也许作用一时很渺小，也许不会名垂青史，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在需要的时候用鲜血去染红旗帜，激励更多的人去战斗——因为这是我的信念。别人可以为我的坚守而嘲讽，我却因有一份坚守而从容。
左宝贵带领他的3500人的军队出发了。
在出军后，左宝贵变成了一个不省事的主，他一路给李鸿章发电报，不断地向李鸿章要兵、要枪和炮。李鸿章已经尽己所能提供了枪炮子弹，但左宝贵似乎永远不知道满足。
很多人认为左宝贵是趁机要挟，仗着是被请来的，借机增加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中饱私囊。这话传到了左宝贵的耳朵里，左宝贵很沉默，他没有解释，他相信自己这么做的原因，人们总有一天会知道。
在军事会议上，左宝贵怒斥了叶志超不战而退的行为，为了防止叶志超逃跑，左宝贵派亲兵看住叶志超，一个部将派兵看住主帅，这也算是一种奇观，而事实证明，叶志超早晚是要跑的。
总攻开始
9月15日凌晨，刚刚抵达平壤城外的日军没有经过休整，对平壤的总攻开始了。
进攻的日军兵分三路，分别从平壤的正南、西南和东北部进攻。从地形上看，平壤的南门地势开阔，而东北部的玄武门临近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位于距日军驻地最远之地。叶志超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应为南门，需要将清军主力布置在南门，日军绝对不会舍近求远去攻击玄武门，所以玄武门应该布置最少的兵力。
左宝贵就带着分配到的1500人守卫玄武门。对于这样的兵力分配，左宝贵存有疑义，日军狡诈，玄武门不一定安全，1500人不足以守卫。而叶志超回答他手里也没兵了。左兄不好意思，我也很为难啊。
叶志超如此分配兵力有一个秘密：他抽调了3000人驻防在平壤以北170里外的安州，用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来保护退路，可见这场仗他还是硬着头皮打的。
而叶志超对日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完全失误了！玄武门正是日军的主攻方向。总攻开始后，日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首先用一部分兵力在南门佯攻，吸引清军主力，其余7800名日军绕道到了玄武门外。如此一来，日军进攻的兵力是左宝贵守军的五倍！
左宝贵面临的是一场艰巨的生死之战！
以少抗多，这将是一场没有把握存活的战斗。但我早已经作好了以死报国的准备。而我不会无谓地牺牲的，我将用最强的战斗力去抗击日军。我知道这是一场激烈的生死之战，所以我准备了充足的弹药，一定要大战一场。我渴望胜利，渴望击败日本人，如果不幸战败，也要多拉些日本人来垫背，我相信我的英勇会激励后来人。
在接受请求的那一刻，在告别亲人朋友进军朝鲜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将实现我的诺言。
来吧！
左宝贵死战平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