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是得到慈禧首肯的，由于光绪已经“亲政”，变法的具体事情就交给他去办，让他牛刀小试。自从“亲政”以来，一直被慈禧实际控制的光绪，终于有了一个证明自己和挑战自己的机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了变法诏书，由中央政府主导、从国家层面上开始的变法正式开始。
朝廷和国家又一次有了机会，百姓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走向光明或者堕入黑暗，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个开局，也等待这个结局。
来吧，好戏即将开始！
慈禧的杀招
6月15日，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慈禧以“太后懿旨”的形式一口气发布了四道命令。
第一道：变法期间及以后，凡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处谢恩。目的：仍然紧紧把控朝廷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权。
第二道：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个目的：第一是让心腹荣禄接替曾经的心腹李鸿章为自己守卫京畿，掌控京畿稳定，变法是在朝廷进行的，只要首都不乱，其他地方也乱不起来；第二是让荣禄成为北洋大臣看守国门，在关键时刻成为与洋人沟通的窗口；最后，成为袁世凯的直接上司。
第三道：太后和皇帝于本年秋到天津检阅军队，命荣禄预备一切。目的：为了预防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动乱，荣禄可以借着为准备阅兵的名义调动军队以及做其他军事方面的部署。
第四道：免去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命其立即离京，回家养老去。
从分析来看，慈禧的前三道杀着已经够厉害了，基本把将来该想的事情都想到了，而最后一道命令也是最厉害的一着。
不是慈禧看翁同龢不爽，这个命令是慈禧在深思熟虑后发出的，它出于慈禧的一个需要——平衡权力。
前面我们说过，慈禧是后党集团的带头人，但同时她也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她必须为朝政的稳定处处操心，这是她的责任，也是她无法逃避的事情。事实上一个最高领导人看谁都不会特别爽，也不会特别不爽，但是，在慈禧看来，她在那个时候必须解除翁同龢的权力。
清日战后，李鸿章在朝中没有了一切职务，只保留了一个大学士的荣誉称号，自从李鸿章失势后，慈禧看到翁同龢就别扭了。翁同龢的官职和权势并不比李鸿章低多少，除了与洋人打交道和做实业，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李鸿章。在慈禧的眼里，翁、李二人的存在就是互相制衡、互相牵制的，避免一方独大。现在，李鸿章走了，翁同龢大人也必须走。
对手啊，托起成功的另外一只手。有时候我们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牛，而是因为有个死对头，就这么简单，特别是对于官场。
而慈禧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考虑就是：帮助光绪。
在慈禧的眼里，变法是由光绪主导的，必须而且只能由光绪来主导。翁同龢这个人慈禧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曾经也是慈禧的心腹，在光绪亲政前后，才仗着自己是帝师转向支持光绪。清日之战中，翁同龢发动了一批清流言官，极力拆李鸿章的台，战后又极力主张变法，每一次的理由都很堂皇，什么头可断血可流、外敌不可侵，什么为了国家自强。不过老狐狸慈禧比他更清楚，这老头所做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为了他的权力。对于任何一个已身居高位而又极具野心的人，无论他是李鸿章还是翁同龢，慈禧都不得不防。在慈禧看来，光绪毕竟还年轻，太嫩，没有李鸿章的制约，老狐狸翁同龢难免不会将野心之手伸得更长，而免去翁同龢职务后，变法就只能真正由光绪来主导了。
这就是说，虽然光绪是慈禧潜在的政治对手，但好歹也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带“皇”的，家天下嘛，不是儿子坐天下就是老子坐天下，变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还能保证权力在皇家手里。
可怜的翁同龢，他喊了多少年的变法，最后关头却发现自己一直是个拉拉队员，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他只有收拾好行李，跟皇宫说再见，一个人默默地回常熟。李鸿章在清日战争中焦头烂额时，翁同龢一再鼓动弹劾李鸿章，并且成功地将李鸿章从高位上拉下马。见到李鸿章罢官，翁同龢曾十分开心，和李鸿章斗了这么多年，现在李鸿章终于垮了，他就可以平步青云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对手的意义。
皇宫里的慈禧平静地接到了翁同龢离京的消息，她的心里也不好受，不是为了翁同龢或李鸿章，而是为了变法。下了这么多命令，都是源于她内心里的秘密。
慈禧的心理
在变法进入实际程序后，问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谁是变法的真正支持者，谁是变法的继续观望者，这才是变法的首要问题。
而在这其中，慈禧的真实心态是最重要的。皇宫里的光绪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毕竟一个退休老女人的心理和心情有什么值得去关注的，但是，“人治”社会的特色，很多时候，就是看心情。
我大姨妈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要分析或者回答这个问题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是，从慈禧一连发布的四道命令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个大概，这就是破解一个人内心秘密的根本方法——听其言观其行。
慈禧的第一个心态是矛盾。在她内心的最深处，她是不愿意变法的，“维护社会稳定”才是她的第一需求，社会稳定，也就意味着权力稳定，现有的权力平衡就不会被打破，她就能继续做老大，这一点慈禧比谁都清楚。
但是，作为政治家或者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更加意识到变法势在必行，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谁也无法阻挡这个潮流，不仅阻挡不了，还要拿出切实行动，不然各地只怕要造反，自己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所以我们说，慈禧是在极大的矛盾心态中“不得不首肯”了变法。
第一心态引出了第二心态：旁观。变法的事情由光绪来干，名义上是光绪已经亲政了，而实际上是老女人并不想干。虽然由她这个掌握着朝廷最高权力并且有着最广泛权力基础的人来主导变法，办起事情来方便一些，政令出紫禁城也快一些，下面的官儿也听话一些，但慈禧既没有那个心情，也没那个能力，更不想去折腾——最重要的是：她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几千年以来的事实无数次证明，对于政治团体来说，变法虽然有很大的利益，但有更大的风险。实际上风险才是第一位的，被五马分尸的商鞅肯定同意这一句。对于慈禧来说，她已经掌控了最高权力，实在没必要再去冒这个风险，所以对于这一场变法，她宁愿躲在幕后。一句话：要变你们去变，我是不会去变的。我是唐僧，你们当孙猴子。
她的第三个心态是等待，或者叫静观其变。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经得起等待，在这漫长而纠结的等待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预判事务，在那个最后的结果到来之前，慈禧不会认定变法一定会成功，也不会认定就一定会失败。她在平静地等待这个结果，但不会被动地接受这个结果，她要做的就是躲在幕后，隔岸观火，将来变法成功了，大家高兴，此时她出来领功，宣布一下大家辛苦；如果不成功，那也不怕，她就会出来收拾残局。
她的最后一个心态就是担忧。而慈禧最大的担忧，并不是变法成功或者失败，而是权力平衡是否会被打破。作为权谋家，第一位的永远是权力，而变法才是第二位的。她希望变法最后能够取得成功，让政权得以延续，但她更希望所有的变法都是在她的权威下进行的，睡几觉醒来，法变了，而大权仍然在她的手上。尽管已经清除了翁同龢，但她仍然比较担忧是否有人会浑水摸鱼，威胁到她的权力！
那四道命令就是一系列老练的杀着，是为了保障权力安全设置的防范措施，慈禧自信，有了这些作保障，可以永保大权在手，将来万一出现不利情况时，能够迅速收拾残局，恢复“稳定”！
好吧，游戏的大幕已经拉开了。走掉了翁同龢，光绪必须亲自出马，但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由他去干，他最需要的是一批人，一批能为他冲锋陷阵、将变法推行下去的人——帮手。
光绪的新帮手
光绪要去找帮手了，等到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天子富有四海，四海之内皆同志，但当光绪把目光投向庞大的官僚系统时，他最想说的一句话估计是：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啊？
60年前，光绪的爷爷道光皇帝也曾碰到这样的难题。
当时广东鸦片为患，道光皇帝每天都要接到来自两广总督的八百里加急，此时朝廷已经三令五申禁烟，道光朱批的禁烟令发了一道又一道，而鸦片屡禁不止。在京广之间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广州发来的报告烟患的八百里加急，一边是紫禁城发出的禁烟圣旨，传递文件的人经常在半路上遇见。送来送去，都是这个结果。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鸦片并不是只有洋商在卖，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然后从中分红。有的官员在烟行中有股份，胆大的甚至自己当老板，在幕后指挥贩卖。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与商人勾结，实际上，官员之间形成了互相保护——官官相卫。所以，中央的政策（圣旨）下来了，总是上有好政策，下有好对策。
洋商们开始公开嘲笑：“你们连自己基层的地方官员都管不住，又如何能管住外国人？”
这种情况下，林则徐出场了。他手持尚方宝剑，代表道光去把鸦片一把火烧光。
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一支基层官僚队伍更加腐败了。大小官员早已习惯了自己角色的利益定位，他们虽然“同情”变法，但要让他们自己去做是比较没空的，比较有空的是捞银子。
而光绪连自己的钦差大臣都没得派，宫廷权力一直是慈禧把持的，光绪在朝廷中并没有权力基础，在中高层很难获得实质上的支持。
不过，变法毕竟是朝廷的大事，太后也是点了头的。于是有几个人表示要支持变法，我们来认识下这几个人：
礼部副部长（礼部侍郎）徐致靖徐大人；
财政部副部长（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张大人；
礼部处级干部（主事）王照王大人；
监察御史杨深秀杨大人。
当然，他们也不会比其他在继续观望的官员们傻，他们要的工作是向光绪推荐合适的人，也就是说，做“猎头”的工作。
对于变法来说，什么是合适的人？
这是有要求的。
首先，他们必须是在行政系统之内，能保证基本可靠并有基本的行政才干；其次老官僚不要，必须是新人，最好是什么候补官员之类，他们还没有受到官场的腐蚀，也没有受到利益集团的拉拢，比较能放开手脚，激起斗志；另外，由于不是某个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让他们出面办事也不至于引发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直接对抗。
找个人是很难的啊。同志们！而这才刚刚开始。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光绪的是徐致靖。
礼部相当于今天部分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主要掌管教育考试、外交礼宾等事项，这是一个容易出书呆子的部委。徐致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其他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都在手搭凉棚观望的时候，徐致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变法，然后他上了一个折子。
在《密保人才折》里，徐致靖共向光绪推荐了五位人才，其中最着名的是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徐致靖的带头下，内阁候补文员（侍读）杨锐、公安部候补处级干部（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秘书（中书）林旭等人先后受到推荐。
从年龄和身份上看，这些人完全符合理想人选，他们都很年轻（最小的林旭才22岁），又都是多少有点行政经验的省部级机构里的候补官员，有利于变法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光绪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光绪亲自接见了他们，一番交谈了解后，光绪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统统转正，提拔为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就是军机处，章京相当于大臣的秘书，所谓行走，是朝廷中不专门设置的官职，属于临时抽调来帮忙的性质。也就是说，这四个人一下子成为了朝廷最核心的权力部门——军机处的兼职秘书。
如果不是因为变法，这些人的级别是永远不够见皇帝一面的，更别说让皇帝给他们转正升职了。而在徐致靖等“猎头”推荐的人里，有一个人，虽然他的名头很大，虽然人们对他的期望很高，但他在受到光绪的接见和交谈后，并没有升职，他就是：建设部候补处级干部（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
康有为的上书之路
在入宫见到光绪之前，康有为的经历可以说是——十分复杂。
广东人康有为出生于读书世家，和别人一样，早年他一头扎进八股文的迷宫里。孔孟之道、四书五经都是他攻读的内容。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紫禁城跑马，八抬大轿进家门。
那个年代读书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是所有人的唯一，所以所有人才觉得艰难。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为院试，院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的，读书人必须先通过知县老爷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每省的学政主持，院试通过后，你就是朝廷的学生了——称为生员。当然，它还有一个着名的称号叫秀才，以及另外一个更着名的称号——相公。
成为相公就有名额限制了，三年考两次，每次全国录取2.5万名，这听起来不少，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考上相公后，就可以考举人，这个级别的考试叫乡试，在各省的省会举行，三年一次。而举人的名额更少，全国每次约录取1400人。可见考举人比考秀才难度又增加了许多，考中举人后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家公务员，但已经纳入了公务员系统，有了做官的资格，或者成为候补官员，所以这对读书人的刺激也更大，具体事例参见《范进中举》。
最后一级考试就是会试和殿试，也就是常说的“进京赶考”，全国的举人每三年集中到北京参考，录取名额为300人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贡士最后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这是最后定名次的，选取“天子门生”。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三甲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也包分配，留在中央的，可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六部主事和内阁中书，分到地方的可以去做知县。
朝廷之所以严格控制科考的流程和名额，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一样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机会。行政体系就这么大，官员的名额就这么多，当官的机会也就这么多，需要百万计的读书人去争。所以，如果在某一年，皇帝因为大婚或者大寿或者心情很好，允许多增加一次科举考试，这就是给所有读书人的一个恩赐的机会——恩科。
康有为同学天赋不能说不高，不能说不勤奋，但他的秀才连考了三次才考上，考上举人的时间更是可观——用了20年，六考六落榜。在这20年中，有一次考举人的经历对康有为来说是比较特别的，这一年康有为来到了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虽然顺天乡试的机会相对比较多，可这一次乡试，康有为仍然名落孙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