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困惑
对于西方一些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世界央行的作用，尤其是在大家关系都不错、彼此需要的时候。在西方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只要有中国这种财大气粗的国家出手，要钱有钱，要便宜货有便宜货，要廉价劳动力也有大把，更重要的是，这种风险很小，根本没啥麻烦，握握手就能定下来的，大多数西方政客就会卑躬屈膝来求中国，就像找到了救世主。所以，眼睛盯住选票与民意的西方政客基本上都不会公开反对“中国模式”，万一把北京惹毛了，要你把口袋里的钱翻出来，你可能下次竞选就得落败。
可是，正因为这样，在骨子里，或者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西方对“中国模式”是非常忌惮的，甚至仇视的。
这其实不难理解，当所有的国家都遵循一定的规则玩游戏的时候，那个使用另外一套规则的一定会是最危险的；当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垄断，自由地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那个暗中在搞计划经济，并以行政力与垄断来运作市场的一定是最可怕的。
中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既然能够稳定世界经济，也同样能够破坏世界经济，甚至让某个国家的经济陷入万劫不复。这就是中国一些半罐子经济学家们推崇的经济战与货币战，而恰恰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过度自由化与市场化，政府已经失去了操控经济战与货币战的能力。相反，当今世界上真正具有打货币战与经济战能力的只有中国！
当初前苏联与东欧如果不闭门内斗，如果他们敞开门同美国人做生意，请问，以当时前苏联第一个冲进外太空和短时间内制造了几千枚核子武器的能力，它怎么会那么快土崩瓦解呢？可结果却是前苏联、东欧关起门来内斗，互相做生意，互相折腾，结果内部冲突几乎超过了他们同西方的冲突。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担忧是很深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至今还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你想一下，连比尔·盖茨这种人，都被美国责难了很多次，质疑他是否垄断，还闹到法庭上，弄得他差一点下不了台。还有澳大利亚的媒体大亨梅铎，西方多个国家都很担心他的财力太大，怕他拥有太多的电视台与报纸，影响与操控公众舆论。可是，这两人哪里是中国国企的对手？梅先生的传媒王国相比我们的央视和任何一份党报，几乎都相形见绌——因为他办报纸是为了赚钱，不可能不惜血本、烧钱搞宣传。
西方很多媒体没钱了，要出卖，可一听说是来自中国的买家，就紧张了。人家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看看现在海外的中文媒体，总数也有上百家吧，可渐渐地都在争先恐后地使用新华社通稿……
西方国家本来是自由经济，你有钱我就卖给你，可是现在出了一个中国，让他们几乎变换了规则，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防范中国企业，你有钱，我也不把资源厂矿与媒体卖给你。你指控他违反了市场经济，他说你中国不算真正的市场经济，你还是官办的，你还搞垄断。你就无话可说了。
出租车司机的视野
两个星期前，我从悉尼到香港，澳航比较便宜，但朋友告诉我不要买。到了香港后才知道，澳航员工大罢工，取消了几百个航班，其中就包括到香港的那一班。我刚到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有两家世界级的航空公司，都被评上了世界上最安全、服务最好的航空公司，后来倒闭了一家，而目前这一家在不停的劳资纠纷下，据说也差不多快要倒闭了。说实话，比起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比起澳大利亚的非航空公司的员工，在澳航工作人员的待遇已经不错了。在当今航空业竞争激烈，全球经济又连续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员工们不依不饶地追求个人权利与待遇，我还真有些不以为然。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了去希腊的考察，发现那个国家都快倒闭了，可那里的各行各业包括公务员、警察，一听说要削减他们的福利、要裁员，就上街了，就占领广场了。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吧？
回顾韩国多年前也曾经遭遇经济危机，再回顾一下多年前搞国企改革，弄出来几千万下岗工人，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解雇与裁员，可绝大多数都自认倒霉，更不用说因为减少福利而去占领广场了！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是从“福利彩票”那里知道有个东西叫“福利”。
在广州、香港呆了几天后，我就启程飞去温哥华，那天中午我坐上出租车去机场。路上要一个多小时，我想上车后看一会儿书。但出租车司机一看我打开一本书看，就开始问东问西。随后在我没有任何引导，甚至不准备接话的情况下，他开始谈到像我们这种乘飞机出远门的人一定是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说，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还有第二句，带动大家富起来。我本来在看书，但他的话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说，你还挺有看法的，哪里学来的？他说，博客和微博。我放下书，因为他谈得实在不错，让我都相形见绌了。我显然不能靠另给小费带他致富，但我至少可以听他倾诉一下，赶走他的寂寞。
这时他谈到，为了提高待遇，与出租车公司争一些利益，广州部分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起来，举行了温和理性的罢驶，推举自己的代表与出租车公司谈判。他说，当时对方做了一些让步与承诺，并保证不会秋后算账，事态也很快平息下来。但没过多久，几乎所有被推作代表的司机都被清算了，据说有几个还被抓起来过，甚至被开除了。这位的哥叹息道，好可怜，他们和我一样，只会开车，被除名后，生活都陷入了困难。
他又告诉我，这件事之后，上面交通管理部门定期抽调出租车司机去聚会喝茶，与领导聊天，领导一边教育他们，一边收集意见。与此同时，还出台了一套管理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三辆出租车不能在同一个地点出现。由于车上都装了定位的GPS，政府部门很容易找到每一辆出租车的位置，看看他们是否聚会。他说，有了这个规定，大家虽然可以聚到一起聊天、打牌与喝茶，可总感觉头顶上有一个天眼在盯着，“我们哪里还敢去争取什么利益？更不敢去闹事了。”
下了出租车走进白云机场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对希腊全民大抗议以及澳大利亚航空职员大罢工的反思，很快转到对中国劳动者权益的思考。这些凸显了“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异同。
我们的钱从哪里来？
进入广州白云机场后，我走在长长一排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登机柜台前，我第一次发现，那些柜台上面的目的地竟然如此之多，欧洲的、美洲的，更不用说亚洲的，短短五百米的走道，竟然有十几个世界各地的大城市。
这情景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也就是20年前吧，那时我被单位派到香港工作，在一家负责香港来回内地航班的公司工作，当时南方航空公司没有几条国际航线，因此，这样一条连接内地与香港的航线就很了不起了，竟然派我这种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准备担当某个梯队培养的干部去工作。那时，澳大利亚两家航空公司还如日中天，我们到国外都是坐泛美、澳航与新加坡航空之类的。可短短20年，中国的航空业发展迅速，而我现在到世界各地，也几乎都选择乘坐中国的航空公司。这让我暂时忘记出租车司机带来的不快，真要为“中国模式”而鼓掌。
正如狄更斯说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在中国，你要随时准备经受冰与火的转换。登上南航飞往温哥华的飞机时，出租车司机带给我的郁闷已经所剩无几。作为中国人，当今中国绝对有让你值得自豪的地方。那一天，我破天荒地在飞机入口处拿了一张免费派发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份报纸。我决定在未来12小时的飞行中，在自己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强迫自己把这份报纸看完。
这份《环球时报》的头版头条，写的是陷入经济危机的欧洲想向财大气粗的中国求援的故事，夹杂了足以显示民族自豪感的评论。事实上，这条夹叙夹议的报道绝对能够让95％的中国人看后有扬眉吐气之感。大家想象一下，仅仅在10年前，世界财政界还言必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组织。10年后，中国已经取代了这两个机构，成为当今国际大金主。这仅仅是经济上的奇迹，此外还有政治上的扬眉吐气呢！就在不少国人对鸦片战争记忆犹新、百年耻辱尚未洗刷干净之时，不可一世的欧洲列强竟然要向“中华大帝国”乞求援助，如果这还不能让你骄傲，那你真有“汉奸”嫌疑了。
不过，我肯定不属于那95％的中国人，我不但刚刚从希腊考察回来不到三个月，而且走遍了世界之后，正在实施“走遍中国”的计划，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再与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相比，我就不多费口舌了。我只想引用《环球时报》这篇文章中给出的资料：人口比中国少了很多的欧洲地区的GDP是中国的两倍半，人均富裕程度超出中国人至少10倍的欧洲人，竟然要向中国人借钱来缓解他们国家的经济危机？他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我们国家的钱又都是从哪里来的？
空乘小姐和空客大妈的启示
在那12个小时的漫长飞行中，我的思绪一直像幽灵一般在欧洲与亚洲的上空徘徊。几次遇上气流，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时，我才回过神来，回到机舱里。大家都坐过长途飞机了吧？肯定的，难道你们是坐船渡过的太平洋？是中国航空公司，还是外国的？年轻读者很可能搞不清我在说什么。乘坐过中国航空与西方航空公司的乘客，在飞机遇到气流时以及飞机降落前，也就是在扣上安全带，具体来说是安全带的指示灯亮起时，你观察到什么？
好了，我观察到，西方航空公司的空中大妈们会非常严厉地要求你回到座位上，扣上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正座椅靠背；而中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们则是喊两遍之后，一般就不管你了，给你充分的自由。就在我乘坐的飞机最后一节机舱，在机长通知遇到气流后一段时间里，在飞机摇晃比较厉害的时候，竟然有至少五名乘客在走道聊天散步，胜似闲庭信步，一派和谐景象。
4个月前，我从北京到华盛顿，由于没有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就坐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还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有两位中国人站起来拿行李，坐在我对面的航空大妈喊了几次后他们依然不听，她就很生气，发出了军人一样的命令。结果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外国人就安慰她，中国人都这样，你没有坐过中国的飞机吧，他们这时就可以站起来了。
我假装睡着了，担心他们向我这位中国乘客证实。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天上飞的飞机是西方造的，中国的飞行员至今还要在西方接受培训，所有航空规则也都是西方人制定的，现在，中国人也进入这个市场，而且咄咄逼人，就在西方航空公司遇到麻烦时，我们的各大航空公司都在扩展规模与航线。一开始，我们也是很遵守各项规定的，因为我们还搞不清状况，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另外的想法。就拿客舱规矩来说，这是航空公司用来保护乘客安全而制定的有些僵化的规定，由于雷达的进步与飞机的更新换代，一千次颠簸中，可能都不会有一次真正造成乘客身体伤害，但西方人还在不折不扣地执行那些规定，而我们的航空飞机上，明显松懈下来。飞机降落时，空中小姐竟然允许好几位乘客把巨大的行李包放在脚边，而不是按规定放在座位下面。
这个观察让我忘记了《环球时报》，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卡扎菲被杀死前，可怜巴巴地对屠杀他的士兵问出的那个无厘头哲学问题：“你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至少在这件事上，我有些迷惑，甚至搞不清对错了，反正不遵守那些规定，也暂时不会死人，大家还多了份自由嘛。我们难道一定要按照西方人的规则玩？
我突然联想到一件事：既然机舱里的规矩可以被忽视，甚至被更换，那么，那几位坐在驾驶舱里的中国飞行员，会不会严格按照西方人制定的飞行规则驾驶飞机呢？想到这里，我冒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是同中国过去20年经济发展速度一样高速前进的飞机啊，一旦某个环节不按照规定操作，会不会出事？那是要机毁人亡的啊！
谢天谢地，机毁人亡的事还没有发生，否则，我就不会站在大家面前，我安全降落在美丽的温哥华。我的心情非常好，尤其看到这里有那么多华人华侨，虽然也吵架也勾心斗角，但总体是和谐与和平的，我是应该暂时忘记中国模式了，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