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歌唱家，但连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惊异，五十年代我怎么会唱那么多苏联歌曲！
如果说我会唱的苏联歌曲多如天上的星星，未免像是吹牛。但如果说我会唱的歌曲比王府井大街上的灯火还多，却仍然不失为一种东方式的谦逊。
让我们来试一试。请点歌吧：要哪个作曲家的作品？杜那耶夫斯基还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依？勃兰切尔还是米留金？或者是查哈罗夫的民歌风？要哪部电影的插曲？《光明之路》？《童年》？《小海军》？《萨特阔》？《库班的哥萨克（幸福的生活）》？《夏天》？《忠实的朋友》？《蜻蜓姑娘》？要哪个民族的哪个歌唱家演唱过的？聂恰耶夫的《列宁山》？尼基丁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庇雅特尼茨基合唱团的《有谁知道他呢》？哈丽玛?纳赛洛娃的《哈萨克圆舞曲》？那歌声中穿插着的金铃般的笑声令人心旷神怡！乌兹别克的塔玛拉?哈侬的演唱里跳荡着羊皮鼓的节奏。还有在中国大受欢迎的阿塞拜疆的拉希德?培布托夫呢，他用抒情男高音唱着《货郎与小姐》的插曲：
卖布，卖布哇，
卖布，卖布哇……
我再问你，你要我歌唱十月革命与内战期间的哪个英雄呢？肖尔斯？（副歌的高音部是怎样地撕裂人的心肺！）夏伯阳？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更不要说斯大林了！我会唱的歌颂斯大林的歌曲足够开半场音乐会！
在这些我们喜爱的苏联歌曲里面就有索洛维约夫?谢多依的《海港之夜》：
再见吧，亲爱的城市，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当黎明时光，在船的甲板上，
看蓝色的头巾飘荡……
也许是少不更事，也许是那纯洁的年代、纯洁的心的生发，五十年代，从来没有见过海，没有上过舰艇，更没有当过水兵的我一唱起这个歌就觉得感同身受，身临其境，为之销魂。在海港上，在夜雾里，前面是辽阔无垠的大海、即将开始的远航，背后是亲爱的城市、亲爱的姑娘、飘荡着的送行的蓝头巾。这是怎样的美和惆怅，怎样的豪迈而又温柔、缠mian而又自由！这旋律，这节奏，传达着的正是海潮与心潮的起伏，大海与水兵的呼吸，夜雾与头巾的飘荡。我分不清歌声、水声与心声了。
后来就不唱这些歌了。
让人没有心情去唱它。
偶然唱起，恍如隔世，只觉得不协调，好像气管里吸入了一片碎玻璃——危险的体内异物。
一九七九年，我们举家从新疆迁回北京，后来，我的搁置了二十多年的书稿《青春万岁》也终于见了天日。《青春万岁》后记里提到的“谨以此书献给”的当年“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到我们的临时栖身之地（当时还没有房子）来看我的妻子和我。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青年们冒着小雨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一座大殿的廊檐下面，我们唱起了当年爱唱的歌，其中有《列宁山》，也有这首《海港之夜》。
我们唱这些歌，只是为了纪念（悼念？）我们自己的逝去的青春。
一九八四年，我欣然接受了去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拉电影节的建议。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象的。我欣然成行，除了别的许多大的原因外，还有两条“个人动机”。一个是我想运用一下我在我国新疆十六年所学到的有关苏联中亚地区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的知识，去接触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第二，我要到原诞生地去寻找我所钟爱、我所失去的那些歌曲。
这最后一条对于代表团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于我个人，却是牵肠挂肚。
春节刚过，在我家里，许多个晚上都响起了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声。“太阳落在山的后边”之后便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遥远啊遥远”之后便是“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快要五十岁的时候忽然大唱起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爱唱的异国的歌，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我失眠了。
中国的作家可真福气！他们的独有的体验，独有的各种连续的和各种中断的往复，提供着多么丰富的灵感！
我告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访苏期间，我要用我的为数不多的零用外汇，全部去购买苏联歌曲原声带。
一位最近从苏联归来的朋友劝告我不要这样做，理由是苏联的盒式录音带质量不理想，价钱又不便宜。
是这样吗？我将信将疑。似乎有那么一丝遗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初夏时分，我来到了苏联。在莫斯科的俄罗斯饭店，在塔什干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在第比利斯的埃维丽亚旅舍，我只要一有机会进房间，便立即拧开广播旋钮，我要寻找我的老朋友——我的歌。甚至在我需要睡觉的时候我也不关收音机，而只是把音量拧小一点，在这似曾相识、陌生中包含着某些我熟悉的特色的歌声中我会更好地入睡。即使已经睡熟，即使我已经失去了一切知觉，我的耳朵——我的心仍然在谛听，仍然在寻觅，仍然在期待着。
总算听到了一次《喀秋莎》。听到了一次在苏联唱之已久的《五月的莫斯科》：
柔和晨光，在照耀着，
克里姆林宫古城墙，
无边无际苏维埃大地，
正在黎明中苏醒……
我知道，在苏联，每逢五一节都要反复播放这个歌的。这首歌大概诞生得很早，四十年代或者三十年代也说不定，但我接触到它，还是在五十年代。
大概除了苏联国歌之外，这是在苏联唱得历史最久的一首歌了。
歌声依旧，人事全非，呜呼！
此外，广播里、电视里、晚会上听到的诸多歌曲都是我所不知晓的。但这些歌曲的豪情与柔情的结合、热烈澎湃与忧郁委婉的交织，特别是那种特有的阔大、坚决、自得而又自信的如醉如痴的行进感，都使我联想起五十年代我所熟悉的那些苏联歌曲，这是我能够一下子就辨认出来的啊。
另外还有那种女中音领唱的俄罗斯民歌。一听到这熟悉的歌声，便像是看到了戴着月牙形头饰的健壮异常的俄罗斯妇女，她们平伸着右臂，左手叉着腰，底气充足地引吭高歌。周围是单调而又宏伟的金色的麦穗，麦浪滚滚，一望无边，忧郁中、寂寞中散发着那么强大的热烘烘的力与爱，啊！
当然，这次在苏联听到的歌曲中，也有五十年代从未与闻的新品种，包括本地民歌旋律与迪斯科节奏相结合的沙声叫喊与软软的“气声”吟唱。看来这些歌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在苏联，我见到的“进口”的通俗歌舞远远比进口的消费品多。
电影节前夕，我拜托电影节委派给我们的翻译兼联络员嘎丽娜给我录点歌曲——不是说他们的录音带不怎么样吗，我自己带了两盒带子。
“您要什么歌？”嘎丽娜问。
“比如说《列宁山》，比如说《快乐的人们》《海港之夜》……”
看到她迷惑的表情，我给她哼起了这些歌的曲调。
“啊，原来是这些歌，要不是您，我们早忘了……”她感动地说，“但是，这些歌可太难找了……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喜欢搞收音录音之类的，但那多半是现代的，许多是……”她做了一个摇摆舞动作。
“那我能不能从唱片商店买到这些歌曲呢？”
“恐怕也很难。当然，您可以试试。”
“那就麻烦您随便给我录一点什么吧，只要是苏联的。”
感谢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他们给我录了两盘。一盘是现代抒情歌曲，一盘一半是乌兹别克民歌，一半是乌兹别克迪斯科。
后来我又买了一盒男高音独唱，一盒俄罗斯民歌合唱原声带（没有立体声）。
后一盒磁带是在俄罗斯饭店楼下的专收外币的小白桦商店买的。我先问《列宁山》与《海港之夜》，售货员斩钉截铁地摇头。
这盒磁带标价２０５卢布，便宜。我付了三美元，出纳员沉吟了一下，找给我一百日元。
我不知道这一百日元对我有什么用场。我便力求文雅地用英语对她讲：“请问，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戈比（苏联硬币）？”
“不行，这儿是外币商店，没有卢布和戈比。”
“那么，我是否可以麻烦您，请您找给我美分呢？”
面孔呆板的女出纳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说：“跑到这里要美分？要美分到美利坚合众国去！”
我愕然。她竟忘记了她收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元”。
然而这并不重要。对于商业从业人员的恶声恶气，我早已被培养出了足够的“预应力”，不能做到忍辱负重就不要进商店。重要的是我毕竟拥有了一盘俄罗斯民歌录音带。一听到那些歌我就想起了五十年代我购买的第一批唱片，那唱片上有一首俄罗斯民歌，题目叫做《康拜因机能割又能打》。
回国后过了一些日子，那位劝我不要在苏联买原声带的朋友来了，他给我带来了一盘转录的磁带。
在Ａ面，我听到了“夜莺啊，夜莺，不要吵”“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在Ｂ面，一开始便是：
再见吧，朋友们，
明朝要远航，
冲破晓雾，穿过海洋……
哦，我们明朝就要远航！一样的清丽，一样的深情，一样的扬起来又落下去、高又低、轻又重的波浪！海港之夜啊，你还是那样！
我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好像还了一个夙愿，好像回到了、续上了五十年代。
听完了，分明感到已经不是五十年代了。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听那时的歌了，心境却一次又一次地淡了。
我感到“还愿”的满足，也感到了清明和平息。我感到了“终于见到了你”的欣慰，也感到了“毕竟失却了你”的惋惜。
好像是去看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友，在你终于找到了他、为他的健康而干了一杯之后，你更痛感到那失去的时光。
好像是去看一部影片，多年前你看过它，未及终场你便遽尔离去，这次你去看完了它。走出影院，青年们问你演的什么电影，你不好意思地说出片名，青年们翻翻眼睛。你解释说：“是一部老片子。”
也许，一切夙愿还是不还的好？就让它萦绕在“海的梦”里吧！
好在只要活着，就不仅有怀旧，有夙愿与旧梦，更有无限的关于明朝的远航的憧憬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