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与梦幻
整体说来，《红楼梦》是长于写实的。“石头”在全书第一章中答复空空道人说：“……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这段写实主义的声明是由“石头”所做，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也有点中国式的聪明灵活的辩证法。
写实的作品中，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彩色。这就比一味写实，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
一般地说，写实的作品易于厚重，梦幻的作品易于轻灵，写实的小说易于长见识，梦幻的小说易于玩才华。或者反过来说，写实的小说易失之于拙，梦幻的小说易失之于巧。能不能把二者结合一下呢？厚重中显出轻灵，执着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之中显出恍兮忽兮的朦胧，痛苦而又无常的人生之外似乎还别有一个理解一切俯瞰一切而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太虚幻境……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这是有为与无为、有所希冀与无可奈何的理念与情感的融会贯通。
有一种廉价的判断，写个荒诞的故事就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荒诞性的理解、感受与评价。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荒诞也是人的精神主体的一种要求，当科学性、必然性、可知性不能完全满足人的主体要求包括经验的要求、理解的要求与观赏、享受的要求的时候，梦幻性与荒诞性就应运而生，正像人们会在梦中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与体验一样。不管一个人多么理性和“科学”，不管他多么执着于逻辑的必然性，他总还是要做梦的。其次，荒诞、幻化也是一种美，是一种突破了现实的硬壳、摆脱了大地的芜杂的美，就像梦的美、痴的美、醉（酒）的美、疯狂的美一样。（说疯狂也可以是一种美这话听来有些残酷，但请想一想京剧《宇宙锋》，梅兰芳大师表演的不正是这一种“疯狂”的美吗？）
最后，没有人说过的是，幻化、荒诞化是把小说与人生间离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一开篇，作者就强调“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经历过一番梦幻”、“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一方面强调不失其真，未敢失其真，一方面又强调不可当真，不过是供“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而已，这就给创作主体留下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大的灵活性，留下了极大的使艺术创造力纵横驰骋的余地，留下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也为读者留下了欣赏与阅读即进行二度创造的自由。这就不像我们的一些聪明的呆鸟，强调创造就一口否定写实，强调娱乐“玩文学”就一口否定教化及其他一切功能，强调艺术形式就一口否定一切内容……或者正相反地进行只讲另一面理的批判。
间离了才好“把玩”。所以精神病医生不能去欣赏患者的疯狂美，但是戏迷们能欣赏舞台上赵玉蓉的装疯。间离了作者也才能自由。完全地写实，写作本身变成了一种介入、投入，乃至变成了一种舆论、一种“大众传播”、一种“态度”、一种“站队”，就必然会碰到一系列世俗人生中的问题。涉嫌不敬，涉嫌溢美，涉嫌揭人阴私，涉嫌泄己私愤，涉嫌造舆论，涉嫌呼应直至涉嫌提倡异端与犯上作乱……曹雪芹有几个脑袋敢去以身试文字狱！而且小说毕竟只是小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或辩护词那样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为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写小说就要把小说当小说写，而不是当檄文当救世秘方当判决书写，《红楼梦》摆在案头，您就“把玩把玩”吧。反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又道是：“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动人的石头故事
最动人的还是石头的故事，窃以为《石头记》的名字比《红楼梦》好，《红楼梦》这个名字起得多少费了点劲，不像《石头记》那样自然朴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至于《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云云，就透出俗气来了。
太虚幻境的故事，一僧一道的故事，秦可卿死前向王熙凤托梦的故事等等，俱无甚奇处。太虚幻境的价值在于它是由情所生之境，不像玉皇大帝、阴曹地府是人间政治统治之延伸，又不像西天、极乐世界是宗教幻想的“无差别境界”。但即使如此，与石头的故事相比，也是太差太差矣！
本是补天之石，其使命感、其先天的选择的可能性亦大矣，却落了个“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的下场！呜呼，怀才不遇，失意文人，用现代话叫充满了“失落感”，真是中国千古文人的悲剧！虽说是“自怨自愧”，实际并不服输，因为来历不凡（是女娲氏炼出来的），抱负不凡（意在补天从政），“身手不凡”（“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这里的“锻炼”二字，令人抚今思昔，一唱三叹），又失落又自负，又是“灵物”又“没有实在的好处”，这真是中国千古文人的悲剧心态！
石头是物，是自然，叫做“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浑浑噩噩，不由自主，落寞孤独而又平静安宁，悠长永远。偏偏这样一个无生命的石头通了灵性，被携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里“去走一遭”。这样，石头就成了人，就有了感觉、有了情义、有了灵魂，享受了人间的诸种美妙，也吃尽了人间的种种痛苦。人来自物，倒有点唯物论的味道。人成了人以后便脱离了物，在大自然面前感到了疏离和孤独。这是一种灵性的孤独，情感的孤独，灵魂的孤独，与原始的荒漠的孤独不一样，不是因荒漠而孤独，而是因脱离了荒漠，要求着不荒漠——如繁荣、文明、友谊——而孤独。不但孤独，而且脆弱，最终还要变成石头，还要回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是一个圆环，无始无终。这不但是贾宝玉的“历史”，而且近乎宇宙与人类的历史。经过一个循环，或叫一个轮回、一番梦幻、翻过一回筋斗以后，毕竟又与未曾经历过不一样，留下了记载，留下了辛酸荒唐，留下了消愁破闷、喷饭供酒的材料，呜呼，这不就是人生吗？这不就是文学吗？这不就是小说吗？
石头是普通的，因石而成玉就是石头的升格乃至“异化”了。所以，“木石前盟”比“金玉良缘”动人得多。因为木石比金玉更具有原生性，更本真也更朴素。《红楼梦》中关于石头的故事非常精彩，显示了曹雪芹的高度的艺术想象力，也显示了他的悲哀、不平、迷惘和自我解脱。但《红楼梦》中关于玉——即那块宝玉——的描写可就大不如石了。衔之而生也罢，两行小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也罢，丢了又找回来也罢，特别是又出来个也是衔玉而生的甄宝玉也罢，除见林黛玉时摔玉一节以外，其余有关这块玉的具体描写都脱不开俗气，太实、啰嗦、外加游离，甚至有画蛇添足之感。当然，整个说来还是有深意的，这一点后面当另做议论。
《红楼梦》里的另一个精彩的幻化故事便是神瑛侍者给绛珠草灌溉，绛珠草投生为女人，愿把一生的泪水还给爱自己的神瑛侍者的故事，着实是别致得很，古今中外，只此一家，任凭结构主义的大博士们怎么研究，难得找出一个什么原型什么模式来！而这个故事是这样优美，这样缠绵，这样至情，这样哀婉，与小说内容相比又是这样贴切，真是千古绝唱了！而这样的故事，不是来自初民的民间传说，不是出自神话时代的巫神宗教，而是来自后神话时代的文人创造，就更加令人赞叹了。
作为装点也罢，有这样的装点和没有这样的装点是不同的，有这样的幻化与没有这样的幻化是不同的。《红楼梦》中的写实描写像铁一样沉重，金一样珍贵，而《红楼梦》里装点穿插的这些幻化故事，用形色独特的烟霞衬托打扮起我们的铁与金来。没有艺术想象力的文学当然是跛足的文学，没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家，当然最多是门槛外的作家！
《好了歌》一析
《好了歌》了无意趣，浅俗得很。甄士隐为表达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深刻领会而诵的曲文也没什么意思。什么“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之类，根本不合逻辑。当年笏满床是当年，如今陋室空堂是如今，二者岂可互相混淆或以一个否定另一个。反过来，也不妨唱：“当年空堂，如今笏满床，当年乞丐人皆谤，如今金银满箱。”这就变成了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了。尽管如此，甄士隐的心得曲词的最后几句，还是确实有点意思：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几句词概括得很形象也很实在。生活当中这种心劳力绌、轻举妄动、费尽心机、适得其反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自投罗网，自掘坟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这些成语谚语中也不难想象这种“甚荒唐”的林林总总：“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说明了主观与客观的分裂，动机与效果的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是人们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例如王熙凤，恃强到连有了疾病也不敢声张的程度。人们又往往估计不出合力的作用，因为人们自己的那点努力或者是很大的努力，归根结蒂不过是非常多的多边几何形的一个边。而历史的发展和生活的发展是这几条边的对角线，这些对角线组成新的平行四边形，最后经过不知凡几的组合与淘汰才形成的决定的对角线来主宰的。再其次是由于人们的短视，比如下棋，能看三步就不错了，能看十步八步大概就可以当国手了，谁能看出一百步棋去？谁能看到一百零一步呢？自己的努力到了第一百零一步反倒成就了对手，叫做“反认他乡是故乡”，叫做“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样的事例还少吗？能不兴这种“乱烘烘”“甚荒唐”之叹吗？
空空道人的批评
空空道人对本书有一段批评，叫做：“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第一时代背景不明确——导致了或决定了缺乏时代精神，第二没有政治内容也就少了教化意义。两条加在一块可以概括为不是重大题材，缺少有分量的主题思想。细想想，空空道人的评论确有道理也确有根据。几部奇书相较，当然是《三国演义》题材最重大，帝王将相，忠孝节义，纵横捭阖，治乱情理，俱收书上。《水浒传》也还可以的，叫做农民起义，朝廷招安等等。甚至《西游记》的题材也比《红楼梦》重大，神魔较量，邪不压正，历险取经，终成正果，能小看吗？
时代背景问题也是不能轻忽的。记得一九五六年除夕我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诗《新年》，不久即受到一位对我极富好意的革命前辈兼师长的批评，他说：“《新年》写得不好，看不出是哪一年写的，放在哪一年都行！”看来，这样一种文学批评上的价值观是由来已久的。
对空空道人的批评，“石头”做了一段自我辩护，但并不充分有力。“石头”不过是反唇相讥，批评了一番那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缺少创造性，“讪谤君相，贬人妻女，奸淫凶恶……坏人子弟”的流行小说货色罢了。很妙，这里，“石头”是打着更加正统的旗号、唱着更真实地维护正统观念的调子来还击那种认为此书太不正统的批评的。这第一是实话，第二是“东方式的狡黠”。最后作者还要通过空空道人之口声明此书“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一不伤时干政，二不诲淫叛道，端的是老实百姓写的闲书是也。这样一种低调门的自我界定，有利于保护作品，却又贬抑了作品的意义。其实最好的辩护是《红楼梦》本身。《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虽不具体明确，决不等于作品没有时代特点。而《红楼梦》的深度，突破了表面上的题材局限，使作品的政治社会意义丝毫不逊于甚至超过了其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