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王直的自辩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
在当时，明帝国朝廷实行的是“厚往薄来”政策，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王直出生年月，但据胡宗宪的幕僚谢顾日后在回忆录中说，王直在下海经商前，曾经问其母亲：“生儿时有异兆否？”
其母答道：“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听了，欣喜地认为：“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
根据谢顾的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
徽州之地相当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却又十分注重教育，民众多以经商谋生，成为徽商的大本营。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许多老乡一样，南下广东，寻找商机。他们选择了越洋贸易，向日本等国贩运货物，当然，在严厉的海禁之下，这种贸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为，“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资。”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对日贸易。
此时，中日贸易基本停顿。明朝立国后，倭寇肆虐，并大有与反朱元璋势力联合之势。在胡惟庸谋反案中，发现了宁波卫指挥林贤“通倭案”，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并由此导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在日本，当时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统治者被朱元璋册封为“日本国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出兵征服了南朝，于1401年，派使节前往明朝要求册封。期间，明朝发生“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反叛，并夺取政权，改元永乐，这就是明成祖。朱棣随后再度派遣使节东渡日本，册封了足利义满。
朱棣册封日本国王后，日本正式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日本从礼部领取“勘合”凭证，才能前来贸易，史称“勘合贸易”。日本的勘合贸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朝贡使团到达后，可以上岸交易，并等候进京许可。进京许可获批后，使团便携带国书、贡物及自己私下携带的货物，在中国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统一入住会同馆。使团的首要任务就是递交国书、呈送贡物、领取赏赐，然后就可以将自己携带的物品出售，不过先必须由中国政府机关挑选收购，余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来”政策下，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但是由于日本的“南北朝”对立，南北两个日本朝贡团竞相向明朝进贡，终于有一次在宁波暴发了一场血腥的火拼，明帝国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不想掺和日本国的内政家事，索性彻底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而这却为日后的走私活动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这场火并，情节十分狗血。1467年，统治日本的足利将军家，发生了内乱，史称“应仁之乱”，自此，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
“应仁之乱”后，大内氏迅速崛起，夺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颁发的“勘合符”，而它的对头细川氏则手持老皇帝弘治颁发的旧的“勘合符”。嘉靖二年（1523），这两派都派出了使团向明朝进贡。大内氏派出的使节，名叫宗设谦道。细川氏派出的使节，名叫鸾冈端佐，同时，还有位宁波人宋素卿（朱缟）作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先到宁波，而持过期“勘合符”的细川氏船队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后到的细川氏船队，反而被允许先入港查验，占了先机，大内氏船队的有效“勘合符”反而无效。在市舶司于“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双方爆发激烈争吵，而明朝官员却袒护细川氏。
宗设谦道的愤怒终于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家伙，当庭攻击细川氏使团。细川氏使节逃出了宴会，宗设谦道随即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赶回港口烧毁了细川的船队。
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宁波，宗设谦道居然一路追杀到了绍兴，然后又杀回宁波，沿途追击的明军及无辜百姓不少被杀，宗设等“大肆焚掠，所过地方，莫不骚动，藉使不蚤为之计，宁波几为所屠矣”。最后，宗设谦道在宁波夺船出海，还劫走了被其俘虏的明军指挥使袁琎。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锁拿了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内氏使团中，有一艘船被风吹到了朝鲜海岸，朝鲜将船上的数十人悉数缚送交明帝国。经过几方对质，真相浮出水面，祸源在于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贿赂，赖恩枉法，导致这场大风波。
这场风波5年之后（1527年），根据巡按御史杨彝的建议，明帝国重申对日本朝贡的四项限制，即十年一贡、人百、船三、禁止带用兵器，否则“皆阻回”。大内氏派遣的两次朝贡，都因不符合规定而被阻挡。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转而求助于走私渠道。
不久后，给事中夏言（后来官居内阁首辅大臣）上奏建议撤销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这实际上将中日贸易逐渐逼入地下状态，“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而王直下海经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间走私贸易最为红火的年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从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贡，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内氏政权被灭，日本的朝贡使团共计18批，至此成为绝响。武装走私成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成为主力军，王直则应运而生。
从倒卖军火开始，王直开始了自己与日本的不解之缘。走私天堂双屿岛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官方用武力摧毁它，反而为王直成为“海盗”之王扫清了道路……
1543年，下海经商3年的王直，做成了一单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的生意。这年八月二十五日，几名葡萄牙商人在“大明儒生五峰”的介绍下来到了日本。葡萄牙人给日本人示范了“铁炮”（即早期的火绳枪），日本人便购买了几支，这是火器第一次进入日本，而这位介绍人“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
此时，中日贸易已经中断，一切商品交流其实都只能被迫“走私”，而且，由于缺乏官方的管理和约束，海道成为自由天地，物流的风险也大大增加，风险大则利润高，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道理，在多重风险的推动下，中日贸易的利润也水涨船高，而且，王直直接贩卖军火，自然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下海5年之后（1545年），王直率2000多人加入了许栋的海上武装集团。
许栋一家四兄弟，他排行老二，也是歙县人，与王直是正牌老乡。根据胡宗宪挂名主编的《筹海图编》，许栋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也就是王直到广东开始从事走私生意那年，从福建越狱入海，来到宁波口外的双屿岛盘踞。而根据同时期官员郑舜功所著的《日本一鑑》，这一年，在马六甲经商的许栋兄弟将佛郎机（葡萄牙）商人带到双屿港，为葡萄牙人充当中介。
双屿岛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补给站之一，“乃海洋天险”，“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明初这里就被当做“国家驱遣弃地”，居民被强行内迁，杳无人烟，正好成为走私天堂。
在各路走私商人们的哄抬之下，许栋统治下的双屿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的贸易枢纽，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丰八（1869年~1929年）甚至将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在此前，王直与许栋就有许多生意上的来往，甚至王直在外常自诩为许栋的下属。入伙之后，王直担任了双屿岛的CEO——“管库”，由此可见其文化知识或许在圈内是比较出色的。随后，王直又被提拔为“管哨”——船队队长，进入了许栋的核心圈。
双屿这一“世贸中心”的红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也就是王直入伙双屿岛的次年，朱纨出任浙江巡抚，看到“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有力者自出资，无力者辗转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车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视双屿为之衣食父母。”他深为感慨：“此贼、此夷，目中岂复知有官府耶！”（《筹海图编》）
朱纨认为，既然朝廷宣布海禁，就必须认真执行，他提出“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并开始积极筹备军事行动，武装取缔双屿岛这个走私天堂和“世贸中心”。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开始了行动。都司卢镗率军由海门进兵，率战船380艘、士兵6000人，占据完全优势。经过激烈的战斗，“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几乎歼灭了双屿岛上的许栋武装商团，并将岛上的房屋、船只全部焚毁，用沉船、石块等堵塞了入港航道，令这个“世贸中心”成为一片废墟。
次年，朱纨又抓获了双屿岛头目之一李光头等，竟不加审讯和请示，就集体处决了此团伙的96名成员，震动了朝野。
朱纨的铁腕和冷血，令浙江、福建一带的豪强大户们受到巨大的损失，他们才是双屿岛走私生意最大的得益者。《明史》中记载说，这些走私船的“舶主皆贵官大姓”。他们动员闽浙籍官员，以滥杀和擅杀为理由，对朱纨发动了联合弹劾。在巨大的压力下，朝廷不得不将朱纨“双开”回籍，不久自杀身亡。
许栋的覆灭反而为王直（五峰）的崛起扫清了道路。在惨烈的双屿岛大战中，王直沉着指挥，率领余部逃出双屿，成为新的领袖。而明帝国则痛苦地发现，一个更为难以对付的对手诞生了。
逃出双屿岛，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计有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毛海峰（即毛烈、王滶）、叶明、陈东、徐海、汪汝贤等数千人。王直率领他们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其从子汪汝贤、养子毛海峰成为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则在平户岛上定居。
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王直转变了战略，积极向祖国靠拢，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倭寇”），一可搞好政府公关，二可扩大自己的势力。经过一系列战斗，他最终占领了舟山的重要军港和商港之一的“沥港”（烈港、冽港），“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筹海图编》）。
随后，王直主动向朝廷要求当海上“联防队”和“城管”，为政府承担艰难的“抗倭”重任。此时，王直已经成为东海上的“大哥大”，他的“五峰旗号”则是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也一度并不刁难，行动自由。
但是，好景不长，朝廷绝不允许“卧榻之侧”还有个“鼾睡”的“他人”。于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等“驱舟师数千”围攻沥港，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王直再度率部突围，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宣布称王建制，先是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明书·王直传》）。
称王之后，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投奔他的人群，不仅有普通百姓，甚至还包括“边卫之官”，“一呼即往，自以为荣”（明代万表《玩鹿亭稿》）。同时，他率军反攻大明，“联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干人。以木为城、为楼槽，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如此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海寇议后》）。
无奈之下，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惊人的高价码：“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胡默林行实》、明代茅坤《海寇后编》）王直成为史上赏格最高的“海盗”之一。
恶法出刁民。内外交易本是国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隆庆年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于是倭患消解，经济发展……
令明帝国相当尴尬的是，王直这位“倭寇”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营网络，“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胡宗宪就曾感慨：“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其实，能够拥有如此“群众基础”，绝非“内地奸人”“贪其厚利”一句所能解释的。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是“海盗”、而非“军门”，给百姓提供了“衣食”。
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倭寇之乱”，乃是“海商之为寇也”。唐枢认为，内外交易是“生理之常”，如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唐枢认为，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
福建巡抚、曾举荐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将谭纶，也在一份奏折中说：“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此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的谢杰，也指出“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之过严”，“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倭乱”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己”。
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此时，至少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官员们，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而在海洋上具有最大号召力的王直，是维持海洋稳定的关键人物。但是，为了朝廷的“体面”，自以为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王直就必须死。我曾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门口看到过这样一一副对联：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
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田中信子滔滔不绝说的眉飞色舞，菊池心中暗暗叫苦，心说哪来这么个不识数的书呆子，却在这时门口一阵骚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