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记》是世界文学中揭露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大型报告文学，但作者把它叫作长篇小说，因为书中事件的叙述者戈良契科夫是个虚构的人物，他是个苦役犯，出于嫉妒而杀死了妻子，因此被判处苦役。全书以戈良契科夫的手记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苦役监狱里令人恐怖战栗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中的一切既不加任何粉饰，也不故作夸张和渲染，而用朴素无华的笔调，完全如实地把它表现出来。但是这里的生活被表现得越是朴实，就越是令人感到恐怖。服苦役的囚徒绝不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是为了反抗压迫和迫害才犯了罪的。有的为了“保卫妻女们、姊妹们的名誉不受荒淫暴君的玷污”而杀了人；有的“被无数密探包围着，保卫着自己的自由、生命，常常饿得要死”，在流浪中犯了罪；甚至还有人“故意犯罪，只求被抓去罚做苦役，以便逃避必须服更重的苦役的自由生活。他从前过着最大极限的屈辱的生活，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从早到晚给老板做工；而在苦役中，工作比外边轻松些，有面包吃”。苦役犯西罗特金本是个温良、诚实的人，被抓了壮丁，在新兵营里不管怎样规规矩矩，都随时随地遭受欺凌，只能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去哭。一次夜间站岗时，他决定自杀，把步枪对准胸膛，用脚趾扳动枪机。但不料连扳了两下，枪也没有响。不一会儿，队长前来查岗，无缘无故地对他破口大骂。西罗特金端起步枪，把刺刀插进他的身上。结果是他挨了四千军棍，被判处苦役……
在苦役犯中当然也有真正的恶人歹徒。加辛就是个“人那么高大的大蜘蛛”，他专以宰杀小孩为乐趣，往往把小孩引到便于下手的地方，先是吓他，折磨他，然后再慢慢地、津津有味地杀他。这种大蜘蛛的形象是资产阶级迫害者的化身，后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表现了苦役犯们遭受的种种骇人听闻的屈辱，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残暴。苦役监狱中的狱吏作为官僚制度的代表者享有无限的权力，都是些淫虐狂。要塞参谋某少校统治着二百多个囚徒，在他们身上无限制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他规定囚徒们睡觉时必须向右边侧卧。他往往在深夜突然闯进牢房，如果看见有的囚徒向左侧卧或朝天仰卧，第二天就要进行惩罚。舍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在行刑时像个美食家吃着精美的食品一样，不断变换花样，津津乐道地品尝着虐待人的“美味”。在这样一群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残暴之徒的统治之下，“很难想象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了什么地步”。囚徒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格的尊严。“不管烙印、脚镣、手铐都不能使他们忘记自己是个人……因此必须以对人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死屋手记》的主旨，是他对沙皇反动的暴力统治提出的愤怒抗议。后来，托尔斯泰读过《死屋手记》之后说：“我真不知道在全部新的文学作品中，连普希金也算在内，还有比这更好的一部书。”
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写的是“小人物”的遭遇。全书包括两个故事：一个是工厂主斯密特一家祖孙三代相继死亡的历史，另一个是穷贵族伊赫美涅夫倾家荡产，女儿娜塔莎遭受诱骗的历史。这两个家庭毁灭的祸根都是资产阶级冒险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他诱拐了斯密特的女儿娜佳，骗去全部财产，然后把她遗弃。娜佳贫病交加，死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她的女儿小尼丽怀着复仇的种子，显示了被虐待者的人性尊严，高傲而倔强，最后含恨而死。伊赫美涅夫忠心耿耿地为瓦尔科夫斯基管理庄园，但是却被他诬告而吃了官司，名声被玷污，财产被霸占，女儿娜塔莎又被瓦尔科夫斯基的儿子阿辽沙所诱骗。这两个悲惨的故事并行发展，由作家伊万·彼得罗维奇联系在一起，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事件的参与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观点的表达者。
小说以斯密特之死作为开端。这个孤独的老人和他那条仿佛也有八十高龄的瘦狗相依为命，一出场就谜一样地死去。他的死把读者带到阴森凄惨的彼得堡的贫民窟。作家在贫与富相对照的背景下广泛描写了遭受欺凌和压迫的“小人物”的悲惨生活，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惊心动魄的惨剧，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深刻社会矛盾。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一系列恶人歹徒形象，“以掠夺为生的典型”的开端，是作家笔下第一个吸人血的大蜘蛛的形象，第一个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形象。他只承认自己无休止的欲望，并且为满足这种欲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所欲为”。这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他自己供认：“一切，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创造的……生活是一种商业勾当……我喜欢权势、官衔、漂亮的住宅；打牌押大赌注……可是，主要的一点，主要的一点是女人……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受过良心责备。我一切都同意，只要对我有好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写于作家流放归来之后。如果说他在苦役地发生的世界观的变化还没有明显地影响到《死屋手记》的写作，那么在这部小说中则已经开始表露出来，使它的思想倾向异常矛盾。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与其牺牲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表现，但是却被作者那种超历史的道德说教给变成某种抽象的道德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里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乃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恶的体现者；他那种兽性的利己主义似乎隐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随时都在与人所固有的“善”进行斗争。因此，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形象就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令人恐惧的“恶魔”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懂得道德心理矛盾是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映，他总是企图把它解释成宗教道德原则和背离宗教而丧失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认为拯救人类的惟一出路就是宗教。小说中所有的“好人”都是可怜的、没有个性的、寒酸而驯良的。小尼丽骄傲，病态地自尊，以玩弄灵魂的创伤为乐趣，并且把这当作惟一可能做到的抗议和复仇的手段。小说充满了悲悯、受难的调子，悲怆凄惋的气氛。娜塔莎认为“幸福应该以受难来获得”，“受难可以使一切都得到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剧不在于社会阶级压迫，而在于人们在道德上的分散。“人们说，饱汉不知饿汉饥；我得补充一句……就是饿汉之间也不是经常都了解的。”而能够使人彼此了解，达到道德上和谐一致的，似乎就是顺从和受难。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发表后，进步的评论界敏锐地注意到了它的这种思想矛盾。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们》一文中指出，“逆来顺受的人们”的软弱性就在于他们在强大的压迫者面前不知寻找出路。“这些不幸的、逆来顺受、受尽屈辱、受尽诬蔑的人们的处境，就应当是毫无出路的吗？他们可以做的，就惟有沉默、忍耐，还有变成一块肮脏的抹布，把自己默默的顺从的感情掩藏在最模糊的褶缝里吗？”小说中的作家伊万·彼得罗维奇是作者鼓吹的驯服的化身。他跟娜塔莎本来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侣，可是他知道了娜塔莎受到阿辽沙的诱惑以后，竟然决定自我牺牲，为他们而奔走。杜勃罗留波夫把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叫作“破布似的心，母鸡似的感情”。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种批评，反映了他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解决俄国社会发展一系列根本问题方面的原则分歧。
社会思想大论战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以后，这里的政治气氛跟十年前他被捕的时候已大不一样。随着专制农奴制总崩溃的到来，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了俄国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在废除农奴制的准备和进行期间，在如何废除农奴制，农奴制废除以后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革命民主派与贵族自由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贵族自由派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的政治代表，希望“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既不摧毁沙皇专制政体，也不摧毁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只是给农民以人身自由，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放劳动力，从而把俄国逐渐地引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革命民主派则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主张连同土地解放农民，彻底消灭地主经济，发展“村社”经济，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这当然还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最终不可能实现，但却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革命民主派清楚地看到了沙皇政府无力解放农民，因此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准备发动农民革命，推翻沙皇政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权。一八六一年二月，沙皇政府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贵族自由派对此大加粉饰和歌颂，革命民主派则揭露这次“农民改革”的欺骗性和掠夺性，希望把俄国引向公开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后，对俄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主张，既不同于革命民主派，又不同于贵族自由派。他觉得自己应该主宰俄国社会舆论，为此必须有自己的阵地。恰好他的哥哥几年来经商积累了一些资本，很支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决定出资给他创办杂志。作家认为自己靠着从前的声望，也定能取得成功。一八六一年一月，他主编的月刊《时间》开始创刊。他在杂志的发刊辞里提出一个所谓“土壤”主义的理论，作为刊物奉行的纲领。这种理论认为俄国进步知识界脱离了人民这个“土壤”。“没有土壤，什么也不会生长，什么果实也不会有”。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土壤”是指人民身上那些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土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反对进步、主张倒退的理论，它反对资本主义，但却企图固守过了时的宗法制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六十年代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和文学斗争中起初是以“中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的。他既不同意反动文人卡特柯夫及其《俄罗斯导报》的自由主义观点，也不赞成《现代人》杂志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文艺观点上，他一方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另一方面又攻击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思想；他维护现实主义，但却把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思想说成是功利主义。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这种“中立”的立场越来越成为一种幻想，他的锋芒所向最终还是革命民主派。他反对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反对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反对他们的暴力革命的思想。一八六二年，俄国出现了一批秘密革命团体。五月份，彼得堡发生火灾；沙皇政府为了给镇压革命制造借口，散布谣言，诬陷革命者是纵火者。一天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门前拾到一张题为《致俄国青年一代》的革命传单，于是专程拜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他发挥对青年的影响，制止他们的革命行动。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革命所采取的立场。
这一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去国外旅行，到了英、法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旅行归来后，他根据国外见闻写了《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描写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现实，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俄国农奴制废除以后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态度。他亲眼看到了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什么是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大家在法律范围内一律有权为所欲为的自由。什么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当你有百万钱财的时候。自由是否能给每一个人百万钱财？不能。什么是没有百万钱财的人？没有百万钱财的人，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所为。”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性，却没有看到这种社会制度与封建制度相比的进步性。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站在右的方面进行的，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然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他把欧洲的未来想象成人类文化的毁灭。他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把资本主义埋葬掉，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美好社会，他甚至认为“工人在灵魂上也都是私有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不同于西欧，不存在阶级对立。只要上层阶级能与人民在道德上和谐一致，就可以达到和解，因此他竭力鼓吹和解，认为这是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只要发扬这种天性，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灾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期间，俄国反动势力开始向进步社会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一八六二年七月，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封闭了《现代人》杂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间》尽管立场保守，但也没有逃脱掉反动势力的迫害。一八六三年五月，这家杂志由于发表文章涉及到沙皇政府残酷镇压波兰起义的问题而遭到查封。
一八六三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里写成的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公开发表，引起反动文人的疯狂围攻。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六四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地下室手记》，这是他的最反动的作品之一，矛头所向也完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小说《怎么办？》。他在这部作品中以一个虚构的作者第一人称的口吻，尽情地倾吐了绝望的颓废和疯狂的呓语，恶毒地攻击唯物主义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把理性说成是利己主义的根源。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全是内心独白，下部则以忏悔录的形式叙述了两个可怕的故事：一个讲述可怜的作者怎样受到有钱有势者的蔑视和凌辱；第二个叙述作者怎样残酷地欺凌一个可怜无告的妓女。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十九世纪的人只能做一个滑头，如果要想成为一个有品格、有作为的人，必定受到多方面的压迫和限制。人类命定地向着目标努力前进，然而往往被送到不可知的命运中去，因此一个人最好是一点事情都不要做，只是沉入一种懒惰的冥思遐想就够了。在这个世界上，被侮辱者又去侮辱别人，幻想者痛感自己的无力，终于屈服失望，沉沦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高尔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通过用特别鲜明完美的文字的描绘，写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堕落蜕化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对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对青年时代的迷恋进行报复的贪得无厌的复仇者的胜利感，通过主人公的形态，显示了十九世纪脱离生活的年轻人中间的个人主义者会堕落到发出怎样卑劣的锐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