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了牢狱，还是为了自由。
长诗采用自白的形式，复述主人公内心的活动。“以心灵说，是孩子，以命运说，都是个僧侣”。“为了自由”，童僧的心灵“充满了激动”。他心中只知道一种思想威力，就是“火一般的热情”。他不断地思念着“祖国、家乡、朋友、亲人”。他感叹命运的坎坷，做僧侣“依然是奴隶和瓜子”。
最后童僧的一切希望都幻灭了，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被人找回来时已气息奄奄。可是死亡也不能剥夺他对祖国的热爱。在临终时，他请求把他抬到花园去，希望“从那里还可以望见高加索”，以带给自己祖国最后的致意。
童僧的形象是渴望自由，热爱祖国，追求斗争，实现理想的象征。这个形象中已没有恶魔那种怀疑和幻灭的情绪，这是一个具有烈火般性格的，大无畏的战士。但是童僧仍然只是一个单枪匹马的斗士，始终未能找到冲山寺院牢笼的斗争道路，事实上，童僧也只能以悲剧结束了自己的斗争。
《童僧》和《恶魔》都是莱蒙托夫浪漫主义创作的最高峰，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这两部长诗不仅雄居俄国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峰，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莱蒙托夫长诗中两个主人公童僧和恶魔的形象，跟俄国进步的浪漫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恶魔的形象是普希金南方长诗中塑造的形象的进一步发展，童僧的性格则与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精神息息相通。这两个性格可以概括莱蒙托夫包括散文在内的全部作品的形象。恶魔是个人主义者，最后失败了，那是真正的失败，童僧是自由的战士，虽然在斗争中遭到死亡的命运，但仍然是胜利者。恶魔是莱蒙托夫批判的形象，童僧是诗人最可爱的理想。
莱蒙托夫的戏剧
莱蒙托夫的戏剧创作是以《假面舞会》闻名遐迩的。这是他的代表剧作，也是他在戏剧创作领域中，所达到的艺术顶峰，对俄罗斯戏剧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在谈到《当代英雄》的时候说：“莱蒙托夫的小说充满了戏剧动作。”并推断，这位作家“必然要发展到戏剧创作上去”。别林斯基的判断是正确的。莱蒙托夫的确是个天才的剧作家，但他不是“要发展到戏剧创作上去”，而是在《当代英雄》发表之前就已经结束了戏剧创作。从一八三○年到一八三六年，他写了五部剧本：《西班牙人》、《人与情》、《奇怪的人》、《假面舞会》和《两兄弟》。
“戏剧动作”，不仅仅是莱蒙托夫小说的特点，而且也是他那些充满独白的早期抒情诗的特点。这些独白，多半都出自高尚的叛逆英雄之口；他们常常都是同自己周围那个罪恶的社会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写刷本，对于这位少年诗人来说，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对他的抒请诗的不可缺少的补充。戏剧是一条很好的出路，能帮助他摆脱日记式的独白。戏剧以新的社会内容充实了他的抒情主题，扩大了情节范围，加进了主人公的传记材料。
从莱蒙托夫少年时期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自一八二九年，即从十五岁时，他已开始喜欢戏剧（例如席勒的《强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等）；到了一八三○年，他便开始构思并动手创作诗剧《西班牙人》。这是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这个剧本取材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代，反映了教会的伪善和神甫的荒淫和贪婪，揭露了民族压迫和宗教偏见。莱蒙托夫的第一部戏剧之所以把地点安排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是由于诗人的父亲可能是西班牙人；另外，俄国舆论界在二十年代对西班牙革命的兴趣还没有淡漠下去。十六岁的戏剧家在《西班牙人》中揭露了贵族的虚荣心、大公们的叛卖、教会的虚伪和法律的不公正，借以讽喻俄国社会的现实罪恶。这部悲剧的矛头直指社会的不平等和民族压迫。剧中描写了犹太民族遭到歧视的情节。《西班牙人》是用典型的浪漫主义情调写成的。剧中充满了狂饮、杀人、暗害、拷打、发狂、秘密被霍然揭穿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和各式各样加强戏剧效果的场面。
在这出悲剧中，西班牙只是一个假定地点。关键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叛逆的”思想。关于这种叛逆情绪，莱蒙托夫在剧本的序言中提到了。这种情绪正是他一八三○年的政治抒情诗的基调和主要特色。作者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行径提炼出了犹太主题，在当时的俄国是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同年，诗人动手写另一个剧本《人与情》。当时，诗人的想像中有一个年轻的主人公，他是个“俄罗斯现实生活中的青年，出身于非贵族家庭，遭到了社会的摒弃，也不为自己的上司所喜爱（他的父亲不是个牧师，就是个普通市民）；他曾在大学里读过书，并且靠公费出外漫游过，后来用手枪自杀了”。这个“悲剧的素材”就是在创作《西班牙人》的同一年构思的，尽管没有直接写进《西班牙人》，却与《西班牙人》的剧情并非没有关系。
一八三○年，莱蒙托夫完成了剧本《人与情》的创作。这是诗人用戏剧形式对自己的早期抒情诗所作的总结。
这部悲剧的基础，无疑是莱蒙托夫的自传材料：莱蒙托夫的外祖母同他父亲之间的争吵，和诗人对苏什科娃的迷恋。在一位前苏联的莱蒙托夫研究家的笔记中有一段记载：“虽然没什么确切的根据，但是据说《人与情》中的沃林，在性格上与莱蒙托夫很相近，可以说他就是莱蒙托夫，格罗英娃就是莱蒙托夫的外祖母阿尔谢尼耶娃。米哈雷奇实际上就是莱蒙托夫的伯父。柳波芙和叶丽莎，是作者的叔伯妹妹，扎鲁茨科伊是斯托雷平家的一位少爷，但不知是他家的哪位年轻人。达丽雅是莱蒙托夫的奶娘。伊万是莱蒙托夫的贴身仆人——达丽雅的丈夫，后来就是他从五岳城把莱蒙托夫的尸体运回塔尔罕内安葬的。……”
这个剧本的自传性质，还有些材料能够证明。这主要是写作者外祖母跟他父亲之间的争执。平扎省档案馆的材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莱蒙托夫的第三部剧本是《奇怪的人》。这部戏剧也包含着自传的成分，但它比《人与情》的意义更为深远。
《奇怪的人》剧中虽有自传的情节和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它已经是塑造莫斯科上流社会人物的一种尝试了。它不光写家庭圈子。主人公阿尔别宁的毁灭，不仅是由于父亲的诅咒，而且还由于他心爱的姑娘的负情；莱蒙托夫的生活中的确有过这种事情。从他一八三一年的抒情诗和书信中，从莱蒙托夫研究家所搜集的资料中，都可以找到证明。一八三一年夏天，莱蒙托夫终于发现，他的情人伊万诺娃背叛了他。《奇怪的人》各幕的开头都注明了准确的时间和地点，简直就是过去生活的再现。
《奇怪的人》写的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悲惨命运。这位少年后来成了社会的牺牲品。
总的来看，莱蒙托夫的《人与情》、《奇怪的人》和《两兄弟》等剧本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典型方面，展示了农奴制压迫的可怕画面（地主的残酷和野蛮），描写了“忠实”仆人的堕落，刻画了农民不可动摇的忠诚（《人与情》）；反映了青年学生的历史兴趣和艺术兴趣，以及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奇怪的人》），这些剧作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具有自传的性质，揭示了作者同自己的亲人之间的关系。
从艺术特征来看，这三个剧本仍然属于浪漫主义戏剧的范畴。
一八三五年，莱蒙托夫写出了第四部戏剧《假面舞会》。
《假面舞会》可以说是用戏剧形式再现了《恶魔》的主题思想。叶甫盖尼·阿尔别宁也像恶魔一样，但他不仅仅是个恶徒，或者罪恶的精灵，而且还是一个复仇的受难者。
阿尔别宁在同妻子谈话的时候引用了《恶魔》中的诗句，说：“我是为了生和善才复活。”可他却把妻子尼娜毒死了。这正像恶魔杀死塔玛拉一样，可以唤起读者同情。他在毒死妻子的同时，也毁掉了自己的幸福，失去了得救的希望，丢开了对善的信仰。他所唤起的是双重怜悯：既怜悯复仇的受害者，也怜悯无辜的牺牲品。
《假面舞会》是莱蒙托夫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时代人在提及《假面舞会》的讽刺意义时，有的说它与格里鲍耶多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具有相同的特点。《假面舞会》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俄国上流社会的精神面貌，揭露了亚历山大时期专制独裁制度的腐败和没落。《假面舞会》这个名称，就是对贫乏、单调、庸俗、没落的贵族生活的概括。
《两兄弟》是散文体自传性戏剧。但它在反映家庭冲突上要比其他几个剧本深刻得多，直接得多。“狠毒的”哥哥亚历山大的许多独白，跟《假面舞会》和早期抒情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两兄弟》对戏剧艺术是有贡献的。它提出了同等重要的两个人物，他俩谁都有权获得女主人公的爱，同样有权充当主角。加上他俩是亲弟兄，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更尖锐了。这是浪漫主义戏剧中解决重大道德问题的一种尝试。
《两兄弟》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既高尚而又有罪过的人。莱蒙托夫对他们的心理进行分析，当然也是一种尝试。这弟兄俩，就是“一根无形链条的常常碰到一起又互相分开的两端”，也就是善与恶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两兄弟》可以说是作者证明自己这种善恶理论的实验性戏剧。这个剧本完成以后，莱蒙托夫便搁下戏剧，转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去。
莱蒙托夫的戏剧属于艺术性极高的俄罗斯戏剧，是作者从早期抒情诗和长诗向成熟期散文过渡的一个桥梁。莱蒙托夫的戏剧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他的《假面舞会》，完全可以跟格利鲍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鲍利斯·戈都诺夫》并驾齐驱。其艺术价值也可以同它们相提并论。莱蒙托夫的戏剧《假面舞会》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之所以没有上演，完全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恰恰证明了莱蒙托夫戏剧的高度思想性和巨大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