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练书法：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十一法。
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习练书法：早饭后必须练习书法一小时。而且，所有文字方面的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书法的机会。凡是今天的事情，一定不许留待明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会越难以清理。
习练书法，是从习练书法的一笔一划的严谨中，学习人之为人的开阔眼界、心态平和，心到笔到、持之以恒等等品质。
眼界开阔求通变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许历几生几世也无法看透。但站得高，看得远，望见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选择就多，人生也会因此豁然开朗起来。
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对人有益，对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封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有识之士都变得有心无力。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对学习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的问题，提供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他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外患的险峻形势逼迫清政府做出必要的改变。
同治九年（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三十名十二至十四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十五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为的是中国今后自己就有了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于是兴致勃勃地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动“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因此，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是一个先例，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但是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后得到了允许。于是，他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等，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曾国藩对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待。他在写给幼童的监管官员陈兰彬的信中表达了“鼓舞”之情，还提了对学习的一些要求。希望这些学生能学到西方知识的精髓，学以致用，来日报国。由此可见，曾国藩仍以“专”责以教育留洋学生，这也反映了他对待学习与专研的态度，表达了他一心想让国家变强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着，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二十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在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这一举措也体现了曾国藩当时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被当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别是被赐予的“官学生”或者“官生”出身，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冲击。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它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这一系列的活动为落后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开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无知变为有知。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上国门，外面的世界依旧会发展变化。只有洞察这种变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这群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专业人才。这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而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二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导洋务，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这一系列创举为国家图强奋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言为定。
不论古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选。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这种开阔眼界、提升自我的意识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学习意识。
俭以养德，物贫心富
人生最大的收获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心灵上的强大。有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无休止的心灵保养双管齐下，才能使自己得到本位的提升，不会因欲误事，因欲无德。
节俭者必少欲求，奢费者必贪欲旺。
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种良好的品德，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的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所以说，“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由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心”。由此可见，节俭虽然可以轻易地做到，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节俭之人治家会持之有道，当官会清廉有名，治国会使得国民终身丰衣足食。
曾国藩崇尚节俭，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儿媳妇亲手所做。而且，他平时不穿新衣，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饮食上也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藩对此功不可没，但是他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是提倡节俭的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人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庶吉士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交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可见，良好的品德修为给人的益处之多之广。曾国藩的旧交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德有志之士皆如此。
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报答，但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节俭有度，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慷慨解囊；但是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还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
曾国藩不爱财，不敛财，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育人行为。他不光自身节俭还心系百姓为他人着想，总想以一己之力帮人渡过难关。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写到置办义田的事情。大意是说：乡间的谷子，贵到三千五百，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老百姓何以聊生？我自从当官以来，就想为曾氏置办一处义田，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为本地置办义田，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我的处境没有富裕，不要说京官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就是外放当官，或做学政，或做督抚，而像今年三江两湖的大水灾，几乎是悲惨的哀声响彻半天中，做大官的，便何忍在俸禄之外，多拿半文呢？所以置办义田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然而，我的计划是。一旦官俸收入，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我绝不肯买一亩田，积蓄一文钱，一定都留下做置办义田的资金。我已下决心，希望弟弟们体谅。
由此可见，俭而不啬、张弛有度、收支有数才是节俭的王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心怀天下；心有余而力尚足时，开山拓斧。节俭，是不受时代、空间限制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素质。
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为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