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祸后隐藏的深情
婆婆再次拖着病体，来到我们家，东骨折了，她来照顾她的儿子，我也是第一次和婆婆长久地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我相信是老天，特意安排了这场聚会，尽管我们不知道，这场聚会最终会以人去楼空为代价。可是，它毕竟如此恩慈地让我与婆婆有了真正在一起的大段时光。
那年，当我们想挣扎着换个方向投资，当时还正与朋友一起在异地挑选开新店家具的我，突然接到东朋友的电话，说东在一场车祸中锁骨粉碎性骨折，在医院躺着，等着做手术。我在赶回重庆的路上，打电话告诉婆婆，让婆婆帮我先去照顾着东，我随后就回。
在从异地回家的路上，想了很多。也许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出现相互依赖的磁场。当我准备另起炉灶让小家的生活过得更好时，东的事故让这一切停止了。
回想从单位出来，我和东一起创业，做我们的办公用品店，两人每天一起从被窝里钻出来，一起并肩跑客户单位，联系业务，为客户送货，让我成了彻底的“裤党”。
创业时，我们买了一辆摩托车，东骑，我坐后面，每天骑着那辆摩托去小店上班。当时，除了胯下的这辆铁骑，我们一无所有。所以无论冬夏我都穿裤子，因为穿裙子坐在摩托车后面很不方便，也很不安全，而我那时很喜欢头戴头盔，两耳生风地让风呼啦啦地从身旁穿越的感觉，让我觉得无比踏实和自由。那两年，我的着装基本是牛仔裤，脚上清一色的平底鞋，因为方便，因为要走很多路去找厂家谈生意，要在给别人送货时能跑得更快些。
因为成了裤党，我将自己彻底地变成了“男人”。裤党的岁月记录着我创业的经历。
第一次进货坐公交车，售票员让我买货票，从来没买过货票的人竟然懵了，而我每天在销售清单上记录的一笔笔的小生意全是几角几元钱挣起来的，买货票要六元，我几乎祈求地问她能不能只买一张三元货票，我们真的很困难。售票员看都不看我说，我们还不是很困难，一副鄙夷的样子，永世不能忘记。含着眼泪，静静地摸出六元钱给那个面无表情的人。
一次在进货的地方提着大包小包的我却看到同学的妈妈，很不好意思，她知道我以前在单位上班职位是很不错的，看见我如此狼狈地提着大包小包像个十足的小贩，吝啬得都舍不得请个棒棒(重庆方言，即“挑夫”)，替我心痛，而我最受不了别人的同情。
一路同行，她妈妈劝我说还是回单位上班去吧，他们不是还特地请你回去吗？我笑笑不答，心里的苦自知，可是就像那过河的卒，没有回头路，我不是喜欢吃回头草的人。有些路只能自己一个人走，有些梦想只能用头撞南墙不回头的勇气才能实现。尽管那时我的梦想不过是生存，不过就是如何将几角几元钱换成一张张的百元大钞，可是那时自己的艰难岁月，在以后的自己想来，能够一路坚持下来，确实可以给自己鼓点掌。自己清楚一路走来的不易，而我相信家和万事兴的道理，我和东在那时，更加相亲相爱地支撑着彼此走了下去。
这样的艰难，很多现在看来的成功人士也曾经历过。后来，在杂志社上班，一次采访金韵蓉老师，听她说起那段她和老公靠借外债做生意的日子，也同样辛酸艰辛。不过就算是潦倒无比，夫妻二人也坚持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看看报，享受了生活之后，再回到办公室，开始低着头给一个个朋友打电话，向别人借钱。金老师说道：“尽管当时喝一杯咖啡，对我们来说无比的奢侈，可是我们需要那样的仪式感，我始终相信，我值得过那样的好日子。”听到这里，作为记者的我竟然潸然落泪。那是因为我将她的话与曾经的自己连接了起来。我知道创业的艰难，我也曾经历过那样焦灼的时光，贫穷、要强、执著、苦中作乐地坚持，这一切都如我所经历的一样清晰动人，那些泪正是为多年前的自己而流。而我也始终相信我值得过那样的好日子，所以好日子在后来也总是接踵而至。
人近四十，依然单纯地相信感情，这世上真正值价的东西，不一定需要用金钱来换取。那些最窘迫的日子恰恰让我懂得品味那些相濡以沫的时光。在属于裤党的岁月，我拧着一股劲埋头拉车，闲下来坐在小店守店时写过一篇小文——《从小资到“小资”》：
《滚滚红尘》中，能才对韶华说：“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对好友说：“我现在已没有灵魂了。”
对好友说我从小资变成另一种“小资”了，变成“小资本家”了，甚至看《新女报》都是种奢侈，因为要一元五毛钱；从单位出来，再没给自己买过喜欢的百合花，因为一枝要七元钱。以前在单位上班时，每周都会有固定的花商为我送来一束百合花，让我签单，而那束幽香的百合花，会陪伴我在那间独立的大办公室里度过我无比美好的上班时光。而现在这些都成为我心中的痛，那是身为女人小小的欢喜与最爱，却变成最奢侈的梦压在心底。可是现在我不能讲这些心底的潜踪，甚至不敢聆听心底的声音，我怕，我怕它们翻江倒海地闹腾，我便没了宁日。
从坐大班台转到坐小课桌，从人来人往的请示汇报商量到只与身边人的争执、讨论，从别人找你帮忙到你赔着笑脸让别人给你一点时间约见一下，落差如瀑布之水倾泻而下。
即便转换角色来得太过猛烈，可是自己依然选择一如既往地坚守着，不想回头，也不想变得太多，变得自己不认识自己，变得和这条街上的生意人一样，不施粉黛，撒着大棉鞋端着饭碗和客人谈生意。我承认我已从小白领变成了小贩，可是我那桀骜不驯的内心让我即使成为小贩，也自是与人不同。我的小店也和别家不一样，我有传真机，有干净的货架，有可以写字的办公桌，虽然现在我的收入也许在这条街上最少的，可是我相信总有一日我的小店会如店名“如日中天”。这份自信让我确信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的事业也会与他们不同……
拿货时，如果不太重，我不请棒棒，走三步歇一步地迈到车站，我仍要穿我的束腰黑风衣，围我的五彩围巾，尽管所提之物与所穿之衣极不相配，可是我乐意，也没有人管得着。也许，这是自誉的穷酸。
现在看这短短的文字，仍然可以给我激励，给我感动和力量，毕竟我曾经奋斗过。做裤党的岁月也隐隐有着委屈。偶尔还是会遥想“当年”，而过往经不起历练，历史可圈可点，都不过是昔日，不能重来，无论你哀叹也好，可惜也好，怀旧，此时毫无用处。而镜子只能照出现实的模样。
所以，我选择在逆境中奋斗，而结果是，我有了稳定的客源，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买《新女报》，我终可以坦然面对售票员叫买货票的没有激情的声音，我也可以平淡直白地回应她：“买就是了。”
后来，日子稍好一点，我要做“裙党”的心路人皆知。我们买了车送货，我终可以穿裙子了。在一家小店买了条很宽松的如花花图尼克的背心裙，裙子是敞摆的，及膝，在重庆火辣辣的天气下透风凉快着。
在同一家店，我还买了一件玫瑰色有很多小花的宽松背心，可以当裙子穿，也可在下面配一条短短的仔裤。那天穿着这身衣服，梳了两条小辫，去接画画的儿子，儿子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差点不认识我，还很考究地说：“好看，像个少女。”我那个欣喜。大抵女人都是属孔雀的，而对于这么个小小年纪的男士的赞美也情不自禁地沾沾自喜。
偶尔，在一家熟悉的公司去为人家搬复印纸，穿着裙子，一样给别人送货，旋风似的，别人常常看我小小的个子，用双手捧着一箱复印纸，一层层楼地给人搬上楼去，涨红着脸，满脸都是汗(因为舍不得叫棒棒)，都会惊讶地望着我。
身穿连衣裙，脚踏高跟鞋的我，实在不适合满头大汗、双手脏兮兮地在那里大张旗鼓地干，有时也会很难为情地碰到些熟人，心里的落差显而易见。可是在三年之后，在经历了整整三年的磨砺，我清楚地看到，过去只能属于那些流逝的光阴，要面对的终是现实的自己。现在就是在那些熟识的公司，我也可以自如地穿行。我是在为我自己劳动，劳动是美丽的。没有什么所谓的自尊让我们放不下，因为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而我此时已修炼得完全可以无视那些目光，这是我的工作，是我挣钱的方式，不丢脸，正大光明，随你看。
其实，想来有时裤党和裙党是因际遇而定的，有时裤党和裙党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做裤党的女人更像男人一样战斗，裙裾冉冉的美女也可以像我一样穿着裙子做裤党的事，没人碍着你。只要你愿意。
其实女人，如果也能如苏东坡先生般在月深时在心底狂吼几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何等豪放！心中那些小女人情结的委屈也便释然了。
正是与东在一起创业的日子，让我们在财富上极度贫穷的时候，感情的距离却拉得无比的近。让我们经历十年的感情在倦怠期之后，又重整旗鼓地注入了新鲜血液。创业时，我们从来都意见统一，没有多少争执，小两口苦中作乐的精神，让我们一次次抵挡住了万千困难。
记得有一次给一个初次合作的客户单位送二十箱复印纸去，到了办公楼前，我俩傻眼了，复印纸要搬到四楼，加上到一楼的平台足足有二十六步台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纸搬到五楼。我们看着那高高的楼梯，看着那堆满车的复印纸，卖了三年复印纸从来没有请过棒棒搬过纸的我们，面对像高山一样却没有电梯的高楼，终于想奢侈一把，也当回雇主，请两个棒棒帮我们抬上去。
东估计每箱伍角，二十箱十元钱，我说你想得美，这么高的楼最少都要二十元棒棒费才能抬上去。结果去找了两个棒棒回来一估，没想到他们狮子大开口：“三十元，搬上楼。”我一听急了，也硬生生地抵回去：“三十元，我自己搬。”两个棒棒一看我这阵势，有点气短地看着车里的一箱货，再次掂量了一下，可能想来也没那么重，于是主动降价：“二十五嘛！”东更爽快，说：“伍角钱一箱，十块。”结果两个棒棒使劲摇头，走之。再说东也舍不得拿这个钱，于是，我们两个傻儿开始找手套，脱衣服，准备大干一场。他一手提一箱，我一双手抱一箱，我们俩像两个专业的搬运工那样，先把货搬到平台上，再一箱箱地转运到四楼上去。
我们两个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各负其责，东将纸帮我转运到三楼，我再一箱箱地抱上四楼指定的办公室里堆码。我们俩配合得那是一个默契，转运，堆码，歇气，偶尔碰面不忘互相关心地说声“你歇一会儿”。此时，外面是寒冬季节，可是我们两个傻儿倒是汗流浃背，东更是挥汗如雨，搬完了坐在楼梯上直喘气。我将纸一箱箱地转运至四楼时，只感觉像中学时代跑完一千米的长跑一样，喉咙干涩不堪，呼吸不顺畅，坐在楼梯口上，呼呼地喘着粗气，可是心底却如蹚过一片小河一样的痛快。那个清洁工看着坐在楼梯口喘气的我们说：“你们还聪明也，把那三十块也找了。”我俩相对苦笑，不知道这样使傻力为挣那三十元算不算得上聪明哟。
开车回去的路上，手臂开始酸痛，但心头莫名的痛快，像是去健身房做了一场剧烈的运动般酣畅淋漓，连骨头里的每个关节都被疏通了一样的神清气爽。两个人在车上喝水，大声讨论着今天搬纸的心得，路上看到一汪水库，还说这个水库的水还清亮，哪天可以约几个朋友到这边来钓鱼。我还想着来钓鱼的那天，应该还会有今天的冬日暖阳，然后我打开我们的躺椅，坐在树下看我的书，那日子真是要多美有多美啦！
像阿Q一样遥想着幸福时刻，而这样假想的幸福时常可以带给自己无比的力量，因此我们的生活总是将辛苦这道菜，加工成满面桃花东风笑的佳肴，每吃一口都尝到更加甜蜜的味道。因此，我们平时的奔忙都不过是为了那一刻的闲适，而这样的闲适即使是在这样的遐想中，也会有无比甜美的味道。而此时，车上收音机里音乐电台的DJ 正带我们去伊拉克展开一场音乐旅行。打开车窗让阳光直射进来，对着后视镜照我日渐回归自然的脸，只觉得舒服了又舒服！
其实，生活的局促并不能为难我们，我们不能以富人自居，我们过着紧巴巴的生活，我们在工作上较着真，我们不愿让我们微薄的利润在那些本可以节约的开支里去流逝，所以我们现出“葛朗台”的本性，可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生活中，我们并不会计较着付出，我们进退自如。心灵的满足抵挡着来自外界的诱惑和不适，内心最安逸的感觉，却在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显出自得其乐的本色。
就像在那个时候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连三十元钱都舍不得掏，而让自己沦为搬运工一样，我并不认为当时的自己无比落魄，我总认为劳动着的我也同样美丽，工作并没有贵贱之分，而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工作，这是女人多半不会成功的秘密。
在那段时间里，我这个文青历经了多少不愉，历经了多少现实的冲击，但为了养家糊口，所有与梦想不合的矛盾冲击都被我囫囵吞枣般大口吃掉，而后又充满斗志，像个真正的勇士一样过五关斩六将地去冲锋陷阵。
我知道在我的内心里，依然维持着我的高傲；在我心底，我依然是那个热爱文字，温柔地坚持内里高贵无比的公主。虽然时不时会有梦想来袭，让我体无完肤地心生疼痛，提醒自己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可是我依然咬着牙，继续前进，在矛盾与抗拒之中前行，会让人无比痛苦，而唯有爱上你所做的一切，你才会体会平静的快乐。
有时我会现实地想：为了那我值得的好生活，我必须在客户那里寻到一笔笔稳定的订单。所以有时面对心灵的拷问，虽然自己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却依然咬咬牙，将自己害羞内敛的天性收藏一隅，继续奔波在那段也许并不适合自己的从商道路上。
在我们的办公用品小店业务相对稳定之后，我决定另投资，我们的小店始终不够强大，做得风雨飘摇，残酷的竞争、微薄的利润，两个人在一个锅里舀饭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危险意识，让我最终想到另起炉灶，二次创业。
可是离开重庆到他乡，也许从根上让东少了我的相伴，让他有种失去手臂般不能平衡，也让他有了形单影只的孤独。
重庆女作家红尘在《越野越西藏》一书中曾说到，她在西藏一个冰冷的清晨起来，准备用井里打出来的水洗脸，可是那井水，像积淀千年的雪水寒冷得把手的骨头都要冻断了，根本无法用手拧毛巾。这时，她的丈夫——一直被她誉为哥哥的人，聪明地一把拿过她手中湿漉漉的毛巾，抓住毛巾的一头在空中一阵狂甩，然后把抖落了雪水的毛巾递给她先洗。她说：“很多时候彼此不用说话，但我们俩配合默契得就像一个妈生的‘双胞胎’。”这句话让我感动了很久。
结婚多年的夫妻，很多人说熟悉得如左手摸右手般无趣，可是在两个惺惺相惜的人眼里，熟悉得无须更多言语的默契，却是一对结婚十年的人之间一笔无以代替的珍贵财富。我把东摔断锁骨的意外当做他对我的挽留，我们的事业离不开我们的同心同德，在我们坚持了三年的创业风雨路上，一路上有我和他的脚印，而今我离开重庆到他乡发展，他用这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挽留我。东的一场意外，让我重新审视自己想要的生活。
也许，我和东正是有如连着根的荷塘莲藕，一拉藕蒂，莲的根也跟着一并被扯动，那一池的水瞬间跟着浑浊了。东正是用这场意外的摔车、骨折，将我拉回他的身边。尽管我们的投资最终颗粒无收，可是我们的相守最终让彼此收拾起了要远游的心，什么都不如相亲相爱、相互守望来得更加重要。
东进医院之后，东的姐姐主动辞职来我们的店里帮忙做事，我忙于打理店里的事情，东只有交给婆婆照顾了。
婆婆再次拖着病体，来到我们家，东骨折了，她来照顾她的儿子，我也是第一次和婆婆长久地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我相信是老天，特意安排了这场聚会，尽管我们不知道，这场聚会，最终会以人去楼空为代价。可是，它毕竟如此恩慈地让我与婆婆有了真正在一起的大段时光。
婆婆来了，我很好
我像在某种预感的感召下，在结婚十年之后，向婆婆发出同住的邀请，请她在东出院后仍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而她也毫无悬念地为我们留下了，与公公成了周末夫妻。
婆婆来了。身为母亲的她，在小辈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挺身而出，毫不计较地付出，世间有万千种爱，但没有哪一种爱可以与母爱相提并论。
母爱，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如一团火瞬间照亮你的周围，温暖你，环绕你，拥抱你；可是当你荣光时，她却低调地躲得远远的，也许隔着一扇窗，也许隔着山河岁月，看似不闻不问，其实她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为你的成功而悄悄地雀喜，小小地兴奋。
只是当你容光焕发时，你可能在所有光鲜之后，很少能想到那日渐衰老的火苗。你粗心地以为，那如同星星之火一样的爱，会无期限、无限制地拥有火种一样的光芒，不远不近的，一直都在。就像圣经上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可是作为孩子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火苗始终都有熄灭的一天，在你始料不及的时候。
虽然火苗在经历年轻时的旺盛，将最炽热的温度以另一种方式输入我们年轻的体内后，他们便慢慢驼起了背，佝起了腰，甚至渐渐疾病缠身，可是那种爱却依然随时待命般，等待着子女的一声召唤，在你需要时来到身旁。
不管我们年龄几何，火苗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温度，在你需要时，敞开最温暖的怀抱。
当那天我跟朋友说起，我婆婆对我有多好时，她嗤之以鼻地说：“还不是因为她儿子要吃，你看你一个人在家，她会不会花那么多心思给你弄饭。”事实证明，她错了。东住院的时候，当时孩子长期在我妈妈那边，没有回来，家里就剩下我一人要吃饭，婆婆自己也吃不进任何饭菜，可是每天她都会为我准备丰盛、有营养的晚餐，还去买了本煲汤的书来对照着给我换着花样弄。
我从来不会质疑婆婆对我的爱心，我始终相信有一种婆媳之爱，经由一根纽带，相惜相爱。
那段时间，回到家里，虽然没有东在家，可是家里并不冷清，永远都有暖暖的灯光等着我，家里永远都有婆婆热情的笑脸，无论在外多么疲乏，一回到那个有我和东生活影子的家，一回家看到婆婆笑意满满地将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饭桌，我就轻松地感到，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坐在大饭桌边上，一边吃着婆婆亲手做的可口的饭菜，一边和婆婆聊天，跟她说东今天看起来好多了，跟她说今天店里是如何的忙碌，而婆婆尽管喑哑着声音，但我们之间的交流依然毫无障碍。
婆婆总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在外边也辛苦，家里的事就都交给我了。你不用担心。”那个时候，我的确从她暗弱的声音里听到来自她内心的强大的力量。这个坚强的女人，一直在身旁为我打气，并默默地支持着我，为我的小家做着她力所能及的一切。虽然依然担心儿子的病情，可是她从未在我面前流露出一丝忧愁，她总是信心满满地为我打气，从不愁云密布，从不将坏情绪传染给我。所以回到家，我总能在家里感到一股生动的气息在流动，尽管婆婆依然每天吃药，尽管她依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癌症病人。
当东出院回家休息之后，我向婆婆提出，希望她能继续和我们一起生活。
有一晚看《超级访问》，一位明星被问到，结婚以后是否愿意和婆婆住在一起时，那个年轻的女明星快速地回答：不愿意。坐在主持人位置上的戴军提醒她，是否能够为像他们这样年纪的男人考虑一下。一个并不年轻的男人，在娶妻之后，母亲已经年老需要照顾。可是，真的没有多少儿媳希望和婆婆生活在一起。
而我觉得与婆婆相处并不难。也许你会说，这是因为我们婆媳并没有真正地待在一起长久地过日子，可是，我像在某种预感的感召下，在结婚十年之后，向婆婆发出同住的邀请，请她在东出院后仍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而她也毫无悬念地为我们留下了，与公公成了周末夫妻。有时，公公会隔两天到我们家，为我们带点新鲜的蔬菜过来，顺便看看婆婆。
那个春季，婆婆的身体一直很好，没有生病，没有不适，甚至没有感冒。我把婆婆当做普通人一样对待，任由她为我们买菜、做饭、打扫清洁。
每天回家吃过晚饭，家里那个男人如果在里屋玩电脑，我们娘俩就在客厅里，或是小声聊天，或是我看书，她织毛衣，总之家里很安静，感觉有婆婆在的家让我无比心安。
楼下有孩子们的笑闹声，家里有橘黄的灯光，静静的空气里吹着宁静温馨的气泡，像童话里的时光，而我充分享受着这样的静谧时光。想来，要寻找自己的瓦尔登湖，并不需要跑到深山野林，并不需要跑到19 世纪梭罗生活过的湖边，在家里也能坐拥一汪澄澈的湖水，驻足泛舟，四目远望，可以将心底一缕缕温柔洒满这碧波万顷的想象家园。
有人等待的家，总是让人想极速回家。每天从外面回来，总能看见灶台上摆满了择好的菜，熬好的汤，等我们一进家门，婆婆就上灶炒菜，这样我们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营养的汤羹。这样的好时光，让我无比迷恋。
结婚以来，一直是我和东单独在一起过日子，小日子可丰可俭，可是第一次感觉自己就像个孩子一样迷恋着这个家，而不管长到多少岁，是家的地方，一定得有妈妈。而我的家里，有了婆婆妈，也让我感觉很幸福，由衷地幸福。
婆婆对待我和东，一直一视同仁，你感受不到她对儿子的偏袒，她更不会只对儿子说“幺儿，吃这个吃那个”，而对媳妇不闻不问。婆婆时常用自己一生在身体上的教训给我这个媳妇上课，跟我说：“女人到了三十岁的年龄就要开始进补了，可以吃阿胶补气血，可以补充些适量的维生素，在熬汤上也颇有讲究……”饱受一生病痛的婆婆，俨然成了半个营养专家，将她一生的生活哲学传授给我。
穿针引线又成了我们共同的爱好
我很喜欢看婆婆做手工的样子，静静地坐在她身旁，看她低眉俯首的样子，看她挺拔的鼻梁，侧面清晰的轮廓，那一针一线似在云端穿来绕去的手，都有最美丽的样子。而我这个动手能力非常弱的媳妇，在婆婆那里从来没有遭到过嫌弃，她也从未因此指责过我不够能干。面对针线活儿这样的事，我一直不敢邀功请赏，怕在她面前出尽洋相。
也就是在那一段，我和婆婆真正有了婆媳朝夕相处的时间。每天晚上，回到家，吃完饭，有空便和婆婆聊家常，我真心地愿意听她说那些陈年旧事，也非常愿意听她说今天在报上看到的新闻，有时婆婆还会拉着我说，今天又去给你们买了一段花布，可以用来做铺盖面子。然后，婆婆就像拿出她的宝贝般，给我展示那段花布。而我则像个地道的小媳妇那样，睁着两只大大的眼睛，与她坐在床头，看她将花布做成被面，用柔软的棉布做里子，然后一针一线地为我们缝制被套。
我很喜欢看婆婆做手工的样子，我静静地坐在她身旁，看她低眉俯首的样子，看她挺拔的鼻梁，侧面清晰的轮廓，那一针一线似在云端穿来绕去的手，都有最美丽的样子。那一刻，让我看到，婆婆年轻时，是个美人，也是个能干的媳妇，而我这个动手能力非常弱的媳妇，在婆婆那里从来没有遭到过嫌弃，她也从未因此指责过我不够能干。面对针线活儿这样的事，我一直不敢邀功请赏，怕在她面前出尽洋相。
我本人对针线活，确实很没有天赋，不仅是没有天赋，我拿针的样子，真的可以用笨手笨脚来形容。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更是对那些针下能行云流水的女子投以最仰望的目光，看到她们织出好看的针脚，看到她们穿针引线不一会儿就描出一朵花，画出一瓣草，我总是羡慕至极。所以对婆婆将一床花布缝成好看实用的被套，我除了崇拜外，还会做出外行也要看出个门道的架势来，无比好学地待在婆婆旁边，看得个目不转睛。对我这个“勤奋好学”痴性不改，却又着实笨手笨脚的媳妇，婆婆自然也不好拂我的兴致，同时，这样的闺蜜绣事又让我们婆媳更是多出几分亲近之感。
于是，我也随大流买来十字绣，想在家里也做做女红。家里那个人在旁边嘲笑着，连钉扣子都不会的人还想拿绣花针，真是可笑！可是我就想，那是我的梦想呀，多淑女呀，挑灯夜绣，红袖添香，大抵也是圆我一个女人的梦吧。对了，还想去学古筝，若是能弹出高山流水，就是不远游，也自是在心中神游了世界一圈。这两个梦想是无论如何都要实现的。呵呵呵！
于是在针线活上，婆婆成了我的老师，面对那繁复的图纸，一个个的小格子，如何将一个个的小格子填得满满当当，如何在一个个小格子里描出一朵花，一只猫的脚，一个孩子的手，这真不是一般的体力活。婆婆以她非常专业的织过毛衣的手，看过毛衣图纸的眼，帮我看懂了十字绣的图纸，终是为我起针，开头。我的绣事，总算开张。在针线活上，我基本属于弱智，管它的，是自己的梦想，胡乱开始操作，低头认真地穿针引线，终在两个小时里，描出了两朵花的形状。
当我那只拿惯了笔的手，拿起绣花针时，便大胆地开始想象自己是那个开始刺绣的女子，虽不是穿着绣花上衣的民国佳人，虽针下不能绣出牡丹、喜鹊、中国竹的国色天香，无法绣出烂漫的夏、飘雪的冬，可是觉得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细细地织，密密地织，数格子，看图样，也别有一番情趣，还自得其乐地哼起了小曲。想和身旁的人分享，可是那个人正背对着我看《加勒比海盗3》，我和他说话，他说，自己做，不要来问我，我是搞不懂的。其实，他的手工活比我灵巧得多，只是这针线活也不应是男人做的。
也罢了。
只好每织一段都去与婆婆分享，有时婆婆也会帮我织几针，我最喜欢看婆婆俯首绣花的样子，那番低头、沉默、认真、执着、快意，看到她心无杂念的静，仿佛对我来说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安全。这个时候不需要分享，不需要交流，甚至不需要被人理解。有句歌词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我是太喜欢这句话。读书、写字、刚开始的绣或者种花都是我喜欢的孤单方式，它是静默的，是只需要任内心流淌的小溪独自奔流，没有目的地，没有阻碍地默默前行。那会是种酣畅的快意，静默的快意，犹如心里摆起的一席盛宴，只有我一人独享，却是那样的大快人心。我在婆婆的低眉俯首间，也看到这种快意，所以婆婆虽是心灵手巧，却自始至终，都不曾使用过缝纫机，而是选择了一生都用手工针线来为我们做被套。
婆婆的确是能够配上心灵手巧这样的好词儿的，心灵之人必聪明、乖巧、悟性高、善解人意；而我是距手巧差之甚远之人，舞针引线如龙飞凤舞、针下花朵盈盈、人物栩栩、竹叶通透、鸟语花香，想来是一番美景，可终是别人玉手下的一幅画。不过，婆婆面对我疙疙瘩瘩、错误百出的小绣图，从不曾嫌恶，总是一边笑着指出，这里错啦，这里该换上黑色的线，这里数格数错啦。面对婆婆的挑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无地自容，就像我从来不曾在她面前掩饰什么一样，纠错的婆婆，却让我们更像一对母女，一对亲生的母女，母亲在嗔怪女儿的笨拙，女儿依然撒着娇，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
再后来，我那块十字绣，终未能成正果，又去买了一段丝带绣来织，说是要给朋友绣两个抱枕送她作新婚礼物，没想到我这一绣就是三年，等到人家孩子都快三岁了，我这织物都没有送出去。我那三脚猫功夫，总是在眼见别人的心灵手巧之后，就心发痒地忍不住要去尝试，可是等到自己上手时，却总是虎头蛇尾，要慢工出细活地一针一线，一花一叶地绣来，却又需要另一番作为了。很多时候，我是享受那样的生活的，可是更多的时候要开个头来拿起绣花针却又是难了又难。仿佛写作般，有那么多好玩的事等着我去做，比如看电影，看书，找朋友聊聊天，都要比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文思泉涌来得容易。绣事，也是如此，搁置一段的绣事，仿佛被冷冻起来般，及至要找到适当的温度、适当的天气、适当的夜晚，才能重新“挑促织”。
我也奇怪，自14 岁离家求学开始，一直对女红没有丝毫修为的我，却为何乐此不疲地要用女红这样的事来刺激自己？后来从婆婆身上，我终于明白，身为女人，始终都应该具有女人起码的温柔，不是对某个男人，而是女人应该有对自己的温柔之心，刺绣能让我找到这样的温柔之心。而与婆婆的相处，让我也看尽了这个女人的温柔与爱怜。
在她为儿子一针一线勾勒出的毛线衣里，在她为我们缝制的被套里，都能体味到身为这个家的女主人的温柔之心，对儿子的，对孙子的，对家人的。所以在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叫嚣，从来就没有指责。家里只拥有静默的愉悦，一直认为，家必须是个宁静的地方，才有家的温馨。这样的宁静并非没有交谈，这样的宁静去除了在外的兵荒马乱，厮杀拼打，有婆婆的家，让我感到回归自然的舒适。
婆婆从来不会向我唠叨什么，也从不会在家里吵吵嚷嚷地说这说那，她也从来不会在人前人后说我这个媳妇的不是，而在所有人面前，婆婆从来都只说我好。而我更不是刻意讨好她，如果要讨好一个人，刻意地，而且要那么多年，日复一日，想来会是多么心累的事情；而且你要讨好的这个人还是家里人，这又是件多么悲哀的事啊！所以我和婆婆之间，并不是表面的礼尚往来，相敬如宾，而是发自内心的两个女人之间的相互认可、相互关心、相互体贴。
当我坐在这里回忆着一点一滴，在文字中再次与婆婆相见时，我也找到了我们婆媳相处默契的根本原因。爱女红，让我们拥有女人的温柔之心；不忍伤害，让我们彼此相融。
就是婆婆去世五年后的今天，当我再钻进婆婆亲手为我们缝制的棉布被子里时，我似乎仍能感受到婆婆指尖的温度，穿越时空般；而在我们将被子拉上来的那一瞬，婆婆也让那干燥如浆洗过的被套，带着阳光的味道，将温暖一并裹在我们的身上。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请婆婆留在身边，真的是太过自私。我由着她给我们做饭，为我们打扫。可是我忽略了，她依然是那个需要照顾的病人，身体里面埋藏着的癌症因子，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也许会随时袭来。那段时间，她看起来像常人一样健康，可是没料到，那些蠢蠢欲动的病菌正以小部队蚕食的速度，在侵蚀着她健康的身体。
但那段与婆婆共度的最后的健康时光，也让我感觉幸福无比。因为有婆婆在家，一直在外打拼的孩子，终于有了有人在家等你吃饭的踏实，那个叫家的地方，因为有妈妈，变得更让人依恋，更让人想回家。
那时，我们上班去了，家里就没有人，回家后两个人都有手机，就没在家里安装家用电话。而婆婆来我家后，我们给她买了部手机，临时有事不回家吃饭时，也方便通知她，免得她做一桌饭菜空等。
婆婆在家的日子，我们学会了拒绝不那么重要的聚会，我们不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喜欢热闹而随性应承。因为家里有个人在等着，下班早早回家去和她聊天说话，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感激婆婆与我们同住的日子，让我有机会享受她对我这个儿媳极致的宠爱，享受属于两个女人唯一的一段朝夕相处的时光。让我享受到了有人打电话来问“今天回不回家吃饭”的关心，那个属于我和东的家因为有了婆婆的留守，也融入了更多母性的温情。
曾经与婆婆一起在阳台上晾衣服，婆婆像所有的妈妈教闺女一样对我说：“内裤一定不要反着晾，如果被小虫爬过，穿了很容易生病。内衣裤可以挂在外面一些，让它们晒晒阳光，杀死病菌。”而后无数次，当我站在阳台上晾衣服时，总是会想起婆婆这番话。
但是老天并没有让我长久地享受这样的好日子，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家时，婆婆说她不舒服，说是感觉鼻子里长了东西，感觉都要长出来了，要回家去看病。那时我们还没买车，婆婆一人回家去了，拖着病体。婆婆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和我们一起住。
后来，再想起这一段，我总是流泪自责，我总认为，那段时间我们榨干了婆婆的最后一滴血。身为子女的我们，更多地想到了自己。而身为母亲的她，不懂拒绝地帮助我们，为我们付出得心甘情愿。
婆婆真的生病了，鼻子里长出了息肉，我带着区级医院的检查结果奔波于重庆最好的医院复查。复查的结果都说只是息肉而已，我一次次告诉婆婆放宽心。
可是没料到，最致命的不是鼻子里的息肉，而是脖子上后来突然长出的小脓包，那个小脓包正好长在她戴着金属呼吸器的旁边，这让她非常着急，她有预感般地觉得那是癌症复发的前兆。我和东都安慰她，那不过是因为体内热重，导致脖子上长了脓疮。可是婆婆却极为担心地奔波在一家家医院，而我总是在她就诊的过程中陪伴着她，握着她的手，让她也从我这里获得力量和信心。
我终是不懂得临终的关怀
一个人的生命脆弱起来，如坐滑梯，是拉不住的。
婆婆最初在离家最近的区级医院住院，昏暗的灯光，病室里只有婆婆和公公两人，病情不太重的病人都回家了。我们陪着婆婆说话，问情况怎么样。公公带我们去问医生，婆婆说公公老是瞒着他，我一边赔笑着，一边说：“哪能呢，你也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了。而且就算有什么，也可以治疗啊。妈妈，你别想那么多，情绪好才能配合医生治疗啊。”
随后，公公带着我们去了医生办公室。可以想象，婆婆一个人坐在空旷的病房里，四壁的白墙，有些斑驳的黑影，医院的房间始终让人产生寒意，日光灯惨白的光线抽在人脸上，露出面无血色的凄凄惨惨。医院无论怎样美化，当看到穿着条纹病服的病人，躺在床上表情拧巴地呻吟时，都给人一种畏惧和寒意。而身在其中，满身是病的婆婆，把她一个人留在病室里，恐怕更是如掉进洞穴深渊一样，感觉周遭黑暗无比吧。
我知道那时还能四处走动，看似与常人无异的婆婆，其实心里充满着焦虑。这也只能让她的思维比常人转得更快，很多时候，没有谁比本人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在我离开病房，关门的一刹那，似乎也关上了婆婆的希望之门。她在身后的眼神是那样的企盼，唯愿我们可以给她一个好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真的不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可以给的。老天，有时太会捉弄人。
在医生办公室，医生表情凝重地跟我们说：“应该是癌症复发。以我们的临床经验，对像你妈妈这种情况的患者还没有什么办法，你们可以将她转到市级医院去接受治疗，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可是，我们还得带着笑容回到病房。我从病房的玻璃窗看到婆婆低着头，无所事事地坐在床边，她的身影显得无比的寂寞和无助。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可是我知道，她的不安和我一样。在推开门的一刹那，我也只好和姐姐整理好笑容，决定瞒一天是一天。我们姐俩只能说：“妈，这里的医术太差了，他们无法诊断，这样，明天我们到重医去看看。您上次手术不也是在重医做的吗？”
婆婆听到我这样说，也满怀希望似的，黯然的两眼开始发光，应道：“嗯，也是。这里连我这样的病人他们都没听见过，连拔这个金属管，他们都不敢拔，那天还是你爸拔的呢。好，明天我们去看看十几年前给我做气管切开手术的那个教授还在上班没？”
细心的婆婆又从包里，拿出十几年前的老病历，这些病历在她看病时都随身携带着。老病号儿看病早已看出经验了。我看着那些发黄的旧病历，有的是婆婆上世纪80 年代的病历本，她都保存着。那些卷曲着边儿，有着黑黑的封面的病历本，都一点一滴地记录着她这些年来寻医就诊的情况。我在那一堆毫无表情、冷酷无情的病历本里，却看出婆婆对生命的渴望，她一直非常顽强地对抗着那些癌细胞，顽强地活着，甚至那些医生在看了她所有的病历之后，都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她体内，让她闯过一关又一关，活到了59 岁。
第二天再去医院，公公说，婆婆自我们走后，一个人哭了一夜。而那样的哭泣是对自己生死未卜的迷茫，这种迷茫是任何家人都不能完全了解的，也无法给予更实质的帮助。
那天，其实是婆婆59 岁的生日。我的妈妈本来提醒我，让我们给婆婆过完生日，再去医院，可是那个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哪里还管什么生日，只要能及时地帮助到婆婆，确诊病因，然后接受治疗，以后的生日会有机会好好地过。这一个生日不过又能怎么样呢？事实证明，我妈妈的话是对的。这其实是婆婆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生日，也许老姐妹之间真是心心相印地互传着信息。而我们做儿女的却粗枝大叶，总以为一切都来得及。
婆婆生日那天，我带着婆婆去了重庆医学院，找了十几年前给她做气管手术的教授。老医生仍在门诊看病，我们找到了她。她为婆婆做了检查，我们也将片子给她看了看，她让婆婆立即住院，接受检查。
每次就诊，婆婆都满怀着希望，在她心里一定要活下去的念头总是让她无比坚强地应对所有的变故。所以找以前给她看过病的老医生，她认为老医生了解她的情况，也是她生的希望。
住进医院，医生再次做了全面检查，并且做了切片检查。当我再次找到那位女教授时，女教授告诉了我切片检查结果：甲状腺癌复发，而且因为婆婆的年纪以及她的喉部做过两次手术，医生不能再给她做手术了，并且她的身体状况不能承受化疗放疗，医生也只能无奈地建议她回家休息。
面对医生如此无情的宣布，我心急如焚，我如何去将这样的结果告诉信心满满的婆婆啊？她是那么一个向往生的人。从重医转院出来，我们又带着婆婆去了新桥医院、西南医院，医生看过所有的检查之后，结论依然如是。婆婆看起来非常失落，可是似乎也只有接受回家的命运。我们劝说她，也许回家吃吃抗癌的药，饮食上跟上，说不定可以有所好转。
可是，婆婆生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还记得从西南医院检查出来，婆婆拿着包里带的一份在医院收到的报纸，要我们带她到医院对面的一家小药房去拿药，据说那家药房里的一种药治好了很多癌症患者。我们知道，对于婆婆这种病，正规大医院都治不好，怎么能依赖这种小药房？但为了满足婆婆的心愿，我们仍陪着她去找那个小药房。
在医院对面果然有一家不起眼的小药房，门面分成两个格子间，外面一间空荡荡的，甚至没有人留守，走到里间，只有一个穿着脏兮兮白大褂的医生坐在那里。狭小的墙壁空间里贴着一些人体经络图片，那个医生待婆婆坐定，开始询问病情游说婆婆，说他们这个药物治疗效果是如何的有效，哪些国家领导人吃了他们的药物也获得了重生，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一大堆。东没有听游医胡讲，而是寻向外间，去看那些空荡荡的柜台，拉开每一个药柜，里面满是老鼠屎，没有一瓶药。东知道，这里就是一个让那些病急乱投医的人寻求心理安慰的地方。
当那个江湖医生开始说到他们的药一盒多少钱时，东便拉住婆婆的手，不让她付钱。东说：“妈妈，不要相信他，他就是一个骗子，你看他外屋的药柜里全是老鼠屎，没有一瓶药，走，我们走。”
这时，那个江湖医生眼见到手的生意被东识破了，开始破口大骂，“你这个不孝子，哪有见着自己亲妈见死不救的。她已病入膏肓，再不治就没救了。”我也相信东说的话，东并不是吝啬那点钱，而婆婆不过是求生心切，已分辨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东的爸爸在一旁也劝我们：“算了，就了了她这个心愿吧。其实，她只是想借着药物从心理上安慰自己罢了。医生不给她开任何药物，她心里很慌。”
我们了解是婆婆病急乱投医，医院无情地请她回家，无异于宣判她的“死刑”，一向倔犟的婆婆如何能束手待命，她总想着要为自己的生命做点什么。
最后，我们还是劝婆婆安心回家，说我们会为她打听一下治疗有效的中药，我也托我在北京的同学，帮我问问那边肿瘤医院的情况。我们想，也许中药治疗并不一定会有多少效果，但是起码会比那个游医乱七八糟的药有用一点吧。婆婆听话地回到了自己家，我们也隔两天就去看看她，也带她到一个重庆知名老中医那里去看病开药，可是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制止病魔疯狂地袭击她的身体。
婆婆脖子上的疱块越长越大，时常会影响到她的呼吸。一天清晨，婆婆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呼吸非常困难，需要马上送她去医院。在电话里，婆婆的声音是那样急迫，不停地在电话里说：“快点，快点，快点……”婆婆的生命已是岌岌可危，我和东赶到家里，看见她难受地大声喘着气，仿佛就只有一口气支撑着她，我们马上把她送到重庆唯一没去的军区医院——第三军医大大坪医院。
三军医大给了婆婆最后的希望，这里的医生说：可以动手术。这让婆婆那几天都充满着希望地笑。这个消息，让她再次对生充满希望。她对我说：“我不相信我过不去这个坎。那么多坎，我都过来了。以前是为孩子们，我一直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因为我的孩子还没长大。现在，我依然想活下去，因为我想看到小孙子上大学。”
其实，婆婆的手术会相当复杂，因为她颈部周围的血管有老化现象，这就需要移植几根人造血管进去，而且手术难度非常大，因为靠近颈部大动脉，得借助体外呼吸机来帮助手术的完成。同时，手术风险也非常大，医生们说说不定婆婆会倒在手术台上。可是婆婆对生的希望抱着百分百的信念，就是手术存在风险，她依然乐观地想象自己能够挺过去。当她听到可以手术的消息时，她就像孩子一样高兴起来，不断地表示这家医院才是最棒的。可是婆婆生的希望没有坚持多久，当她得知换一根血管需要8万元的材料费时，她放弃了手术的机会，她不想让孩子们拖一身债来为她治病。
在医院的日子，婆婆还是非常有安全感，可是婆婆也非常担心会突然离开我们。于是，我时常带儿子去看她，五岁的儿子还不懂事，在病房里间外间地跑动，婆婆坐在病床上，唤着儿的名字，也觉得高兴。这样，与孙同乐的画面，她知道不会拥有太久，于是有时她会默默地因为开心而流泪。
偶尔呼吸困难了，婆婆担心会立马死去，会流着泪拉着我们的手说话，其实是在留遗言。
那日，我在她的病床前，婆婆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花儿，希望你们两个能白头偕老，东不是很懂事，你多原谅他。果儿要让他读大学。”我只有不住地点头，我无法用语言去安慰她，只能让她放心地说：“妈，我们会的。我们会好好地过。
医生告诉我们，婆婆呼吸会越来越困难，因为那个疱块还在继续长大，最后如果大到堵住了金属呼吸器，生命就会这样结束了，婆婆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
在医生再次宣判婆婆就是住在医院也无济于事时，婆婆也不愿意回家，她不愿意痛苦地死在家里，她说起码在医院还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护，不至于非常痛苦地走。于是，我们送她住进离家最近的医院。那天在等待医生开病房门时，她对医生说了一句话，让我心痛万分，她说：”这次我是在这里等死了。“1992 年，这个医院曾经挽救了她将去的生命，十六年后，再进这家医院，却是知道结局般地要在这家医院里等待生命的消失。
我想没有人真正懂得”向死而生“有多么痛苦，及至看了《西藏生死书》，我才知道，关于死亡，是我们太多的执着，让我们恐惧与害怕。书中说：”为什么我们会生活在死亡的恐怖中呢？因为我们的本能欲望是要活着，而且继续活下去，死亡却无情地结束了我们熟悉的一切。我们认为死亡会把自己投入一无所知的深渊，或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人。
也许我们害怕死亡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们相信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特殊的、个别的身份，但如果我们勇于面对它，就会发现这个身份是由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元素支撑起来的：我们的姓名，我们的传记，我们的伙伴、家人、房子、工作、朋友、信用卡……我们的安全感就建立在这些脆弱而短暂的支持之上。当这些完全被拿走的时候，我们还知道到底是谁吗？
而那个时候，我没有看过《西藏生死书》，婆婆也没有看过，如果当年我知道这本书，我会在婆婆的病床前为她念完整本书，我要让她在平静中接受死亡的降临，最终“活在生命的秘密和光辉中”。
而那时，我也万般无奈地沉浸在婆婆将走的巨大阴影中不能自拔，当婆婆说出那句“等死”的话时，我也非常清楚，对我们做儿女的来说，这是最后的陪伴了。
当年的我还不知道“灵性成长”一词，也并不知道做儿女的可以临终关怀，让婆婆可以走得更加安详，没有牵挂。
2012 年，看水木丁的《只愿你曾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她写道：“我活在一个人人互相粗暴以待的世界中，我从来不曾奢求我自己可以死得其所，我可以对自己很无情，可是在我不曾被温柔对待过的此生里，仍然有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长在我爱的人的身体里。我深爱过的人，我是多么希望你们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地对待，哪怕是在你们离去的时候，能够有一双手温柔相握。”
这让我宽慰，婆婆在医院最后的时光，有我们的温柔陪伴，即便这种陪伴显得孤寂而无力；婆婆去世后，医院的老婆婆为她温柔地换上寿服，我们曾拉着她的手，感受母亲身上最后一点温度。所有在一起的时光，都在婆婆去了另一个世界以后，成为痛楚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