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溥仪参加公民选举，李淑贤曾忆起解放初她在一位大夫处首次参加选举的旧事。我顺着话题细问起来，她像是说走了嘴，只说了一句，再也闭口不言。
直到我访问了×大夫的中国妻子，才知道，原来这个大夫曾是一名日本军医。
再进一步深入调查的结果，反倒吓了我一跳！据说×大夫很可能是携带电台潜伏多年的日本特务。
没想到，溥仪这个当过皇帝的人，居然把参加公民选举看作是挺重要的事情。他跟我讲过，第一次参加选举是在植物园劳动的时候。
第二次参加选举，是在1963年。那是我们即将搬往东观音寺的时候。当时，我俩婚后正住在政协宿舍。
头一天下了班回到家，溥仪高兴地叫我：
“小妹……”
每逢他叫我小妹的时候，总是他情绪最好的时候。我问他：
“什么事情啊？”
溥仪忒高兴地说：
“明天呀，一早晨就得集合起来去投选票。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选举哟！”
他还问我，有没有参加过选民，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他，我记得第一次参加选举是在×大夫那儿当护士的时候……
夜里，他居然没睡好觉，显得非常兴奋。几乎一夜未眠，他简直成了未经世事的小孩子。
其实，每天溥仪都起得很晚。这次，他没等我叫他，就先起了床，这时天还没亮呢。只见他又梳头又洗脸，认真打扮起来。我直劲笑话他，他好像没听见似的。吃过早饭，将近9点钟，溥仪叫上我一起到政协大院里集合。
投完选票之后，溥仪高兴极了，特意让我跟他跑了老远，到文化俱乐部去吃午饭。
坐在餐桌前，溥仪说：
“今天的天气真好！”
其实，是他的心情好。他还问我：“你喜欢什么就点什么……”
说着，没等我开口，他就替我点了一道我喜欢吃的鱼。
他特别高兴的时候，就显得多少有点儿颠三倒四的。
正吃着饭，一些认识的人都过来打招呼，大部分是全国政协委员。其中一个政协委员好奇地问溥仪：
“你怎么跑这么老远来吃饭呀？”
“今天啊，是我特别高兴的日子！”溥仪对人们说。
吃过饭，溥仪显得特别有兴致。又对我说：
“咱们俩今天出来了，索性再玩一会儿吧？”
“玩什么呀？”
“咱俩玩一会儿台球好不好？”
他知道我会一点儿台球，却不知年轻时早在上海时我就玩过。
那一阵子，溥仪非常忙，正在跟出版社一起改写那部书――《我的前半生》，时常弄到半夜。那天，溥仪却跟我一直玩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家。
回到家里，溥仪还兴奋地谈起他第一次成为公民之后领到选民证的情景。他高兴的样子至今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是我们在东观音寺22号住的时候。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选举。我记得，他当时刚刚做了肾切除手术出院。开会时，是街道主任来叫的，地点就在胡同里斜对面的那家，那是街道主任的家。溥仪抱病跟着我去了。
我给溥仪搬了一个小板凳，跟街道的三四十人坐在一起，听街道负责人介绍候选人的情况。
之后，让大家发言。因溥仪身体不好，我本想不让他发言，可他偏偏抢着说。他发言时，屋里很静。甭看溥仪刚出医院，说话还挺洪亮。
投票那天，我陪他去的。我记得好像是在南操场小学。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有一种庄严的神情。他觉得他特赦了，成为一名公民了，很是珍重这种别人看来不算什么的荣誉。
拿选票时，工作人员尊敬地跟他打招呼，指点他怎么填写。他客气地点着头。
我见他虚弱的样子，看到队前队后都是熟悉的老街坊，想让他在前边插队去投，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溥仪把票认真投人票箱，我扶着他回了家。
到了家，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好半天没起来。原来，他累得够呛始终没言语。
这一天，溥仪在日记上留下了第三次参加选举的珍贵记载。经查《溥仪日记》，他这次参加选举是在1966年2月28日。
这是一个奇异而又非常真实的插曲。回忆这段旧事时，由选举这个话题，李淑贤提起了×大夫。在数年间，我千方百计地了解李淑贤与其交往的史实。1985年4月下旬，屡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这个大夫的中国妻子。
实地考察过诊所的旧址后，在北京的一所旧房里，她坐在床上，心绪烦杂地向我述说了李淑贤及其他一些使我吃惊的内幕情形：
我的丈夫是一个日本人。他原来在徐州开诊所，解放初期来到的北京。李淑贤住在前门时，他就认识了她，是通过别人认识的。我是在诊所开业时才认识李淑贤的。
当时需要一个护士，就让她挂号、消消毒，抄抄简单的病历，再就是给病人打针，别的她也不太会干。由我给病人量体温、包药。由我丈夫给病人看病。
这个诊所就我们仁人。我记得我的儿子老三整3岁那年，李淑贤来的――就是一开业她就来了。那时是50年代初。她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钱。最初，她住在前门，后来住在诊所一段时间。我住在后边的胡同里。
50年代末，李淑贤跟我流着泪说，自己离婚了，没多久她就去了关厢医院。她不爱聊天，最怕人家问她的过去。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小皇上”。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是大夫的街坊。他向我提供了一些当时的情况，还为我画了一个诊所的居住图。这是一个前两间与后两间连在一起的临街房。原先前两间是诊所，后两间有时作为住房。大夫一家人就住在胡同里的住宅。
据他回忆：李淑贤刚解放就认识了大夫，关系一直很好。开业后，她就在诊所里住着，也就是在后两间房里住。一直住到60年代初才搬到了吉市口。大夫有时也住在诊所里。
不久，当我费尽气力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知情“老公安”陈静波时，他又向我提供了极少有人能知道的情况。据他说：
这个日本大夫可不简单。他早先在徐州开诊所，后来到了能京。他是日本名牌大学毕业生，“抗战”期间来的中国。据我们了解，他是一个日本潜伏特务，一直藏有与日本方面联系的电台。解放初期，他曾经被我公安部门密捕过，但始终没交待什么问题。
李淑贤在诊所时，我们多次找她谈话，让她注意×大夫的一举一动。对这个要求，李淑贤还是做到了。她时常向公安部门汇报他的活动情况。
中日恢复邦交后，年近70岁的大夫多次要求回国探亲，我们觉得让他回国他就不会回来了。果然，批准他回了日本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