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晚年仍曾多次回忆起的英国洋师傅庄士敦，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
的确，庄士敦终生未娶，独身而居直至逝世。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里，我终于找到了佐证。
溥仪曾跟我说过，特赦回到北京之后，原来最早安排他去故宫劳动。周总理听说这个方案后，认为：
“这样不合适。故宫那么多游客，许多人认识他。都过来看他，他还怎么劳动呀？”
于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溥仪被安排到了北京植物园劳动。溥仪跟我说：“我和溥杰两人，都在植物园劳动。不同的是，他在景山，我在西山那边……”
从植物园劳动结束后，溥仪就被分配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老万比以前来的次数更多，他与溥仪时常交谈得很晚。老万挺有特点，手快、脚快、嘴也快，身体也很好。有事溥仪也愿让他给跑跑腿。在家族的人们之中，溥仪比较信任他，遇事也往往愿找他商量。
除了时常来我家的老万之外，二妹夫郑广元也常来我家里串门聊天。有时候，溥仪一听他讲从前的旧事，就叫过来我，让郑广元讲给我听。因为郑广元曾经在英国住过，还曾经长时间住过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的家里。溥仪总是对我说：
“这些故事讲起来呀，很有趣……”
提起这些，溥仪津津乐道。
可我听着反复讲来讲去的事情，天长日久并没什么新鲜意思。不外乎就是这个洋师傅回到英国之后，写了一本关于在宫里生活的书，买了一个英国小岛―他就死在了这个小岛上，也葬在了这个小岛上……
我倒有这么一个感觉：郑广元一聊起来就得呆到半夜，我家往往也睡得很晚。
那时，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遇上事总爱找溥仪帮忙，他成了一个爱管闲事又管不过来的人。
我记得，那是1964年。自幼陪伴溥仪读书的毓崇病重，躺倒在床。他的儿子是恒字辈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找到了我家里，向溥仪伸手借钱。其实，当时我跟溥仪的生活也很紧张。
可溥仪并没有拒绝。人家借30块钱，溥仪虽然手里没什么钱，仍让我掏出钱来，借给了他20块。
那时正值10月底，天气已经冷了。溥仪不仅找溥杰又凑了一些钱，还去北海附近找人给毓崇治病。毓崇住在德胜门附近，溥仪还时常去看望他的病情。
这年11月初，毓崇去世了。他的儿子筹办丧事，又来找溥仪借钱，溥仪又给他二三十块钱。毓崇的儿子又提出，将他的妹妹寄放在我家。没等溥仪说话，我就挡了这事儿。
“我跟溥仪都有病，照顾不了……”
见我明确表示不同意，溥仪也就不再说话了。
此后，毓崇的儿子再也没来我家里。只是后来我跟着溥仪去溥杰家串门时，偶尔见过他。
随着溥仪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交往渐渐增多了。一次，一个戴眼镜的老人来到了我家。溥仪叫出来我，介绍说：
“这是老舍先生，著名作家……”
老舍先生我听说过，但这是第一次见面。他连连向我拱手致礼。
原来，这一天溥仪与老舍一起参加了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在溥仪的遗物中，保留着一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发来的请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请您担任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就是这次会议结束之后，老舍先生用自己的卧车送溥仪回到了家，于是，溥仪顺便邀老舍来家里小坐。
那次进门落座之后，我给老舍先生沏上了一杯茶，溥仪与他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呆了不长的时间，老舍先生起身告辞，溥仪一直送他到门口。
回来后，溥仪跟我讲，因为老舍先生是满族人，平时经常在一起开会，所以，彼此之间很熟悉。据溥仪跟我说，他那部《我的前半生》出版之前，老舍还审阅了书稿，亲笔提出了修改意见呢。
老舍与溥仪这两人，同是满族而身分迥然不同。按老舍夫人胡？青的说法是：一个是奴才，一个是“皇上”。“奴才”为“皇上”改书，已成历史佳话。“文化大革命”中，老舍投水自杀；溥仪被“造反”送上了绝路。同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亡，却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不同思索。
在1993年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当代名人书画展上，我见到了与我一起参展的胡？青女士――她由女儿陪同。我问起当年老舍与溥仪的交往，她笑笑说：“那可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啦……”
回到家，我查找了胡？青的回忆文幸。她曾饱含激情地写道：
“有一次，总理宴请溥仪及其家族，因为老舍和我是满族人，总理就把我们请去作陪。席间，总理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大家也都得给皇帝下跪。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坐到了一张桌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
客观地看，溥仪在晚年仍曾多次追忆起的英国洋师傅庄士敦，无疑是对溥仪前半生影响极大的人物。他写的那部回忆录，中文译作《紫禁城的黄昏》，曾名噪一时。他在宫中的那些日子里，既在西方观念上潜移默化地“左右”着溥仪，也在生活习惯上影响了他。
进宫后的庄士敦，带去了一股“西化”的时髦旋风。无论是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都对溥仪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教溥仪打网球，甚至在“火场”建起了球场。自行车、照相机、墨镜、绅士帽……利昏了溥仪的头脑。然而，替代中药的阿司匹林并没医治好溥仪的痼疾，反而使他陷入了“中西对撞”的无所适从之中。
反过来说，庄士敦一直以“帝师”自居而作为骄傲的。据住过他家的郑广元回忆说：乃至他在英国苏格兰买下而居住的小岛的房屋上，竟赫然插着清朝的“龙旗”。
十几年前，我产生了想探究庄士敦是何许人的想法。在访问英国期间，我去了爱丁堡，调查了解他。因为，此地是庄士敦的出生地。通过调查，我不禁大吃一惊：
据说，庄士敦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
而且，当地人告诉我，爱丁堡曾是英伦最早的同性恋者闻名之地。因为，往日爱丁堡的众多苦役犯，造成了同性恋的土壤。的确，庄士敦终生未娶，独身而居直至逝世。然而，这个结论必须有确凿的记载才能服人。
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里，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协助下，寻觅到了佐证记载。
在此后的历史寻访中，我了解了溥仪，同时也理解了庄士敦与他的密切关系。但，至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说明“皇帝”与“帝师”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自然，这位英国洋师傅曾在宫中与溥仪朝夕相处，对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尤其是在溥仪年幼之时。这确是不可否认的。
毫无疑问，这对于解读溥仪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史料残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