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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每当领工资，李健头总给我一张“烂膏药”，来代替我的70块工资，我已习惯于被扣了。今又听老况提起，不免心悬，问道：“你究竟听到什么消息了？快说给我听。”老况说：“不讲瞒骗话，我是偷听到的。大概前天吧，我去送茶，听到学校的会计成元兴，在向你的伙队书记汇报，说校办厂有一笔八万元的借款，许多年了，一直没还，成了烂帐，这笔钱，余书记担保的，问新来的书记，此事怎么处理。你的伙队书记，再三关照成元兴，嘴巴要稳重点，不要扩散，这事，他会处理的。”
我的无名火突然被点燃，从头顶燃到脚底。老况见我神色大变，就叫：“老马，你••••••”我也再不听老况说什么，丢下他就走。
我也不敲门，就直接进了校长室。不见钟校长，只吕福先一人在。大概，我的七窍在冒烟，脸已熏得灰黑色的，吕福先闻到了火药味，就说：“老马，发生什么事啦？”我说：“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我要问吕书记一句，中国古代，人分九等，我们学校分几等啊？”老吕有些惊讶，说：“你今天吃了生米呀，像伤铳野猪似的？什么事，你说。”
我停顿了片刻，让自己平复一下，尽量想少冒出烟火味，说：“我知道说等于白说，但我还是要污染一下你的耳朵。我实在不明白，同是学校的钱，为何有的人作保出借，数目八万块，时已过七八、十来年，尚且不还，学校可以不闻不问，视若无事；有的人作保出借，数目三千块，事过两年，已扣担保人一年工资，校长言之凿凿，说这合乎法律条文。我要问一句，书记大人，八万借款的中保人可以不扣，是不是也合乎法律条文？”
吕福先笑起来，说：“你为这事生气啊，那我要说句实话，这事我多少已了解一点，你作保的三千块，与余书记的八万块，性质不一样。”我说：“性质当然不一样，他是书记大人，我是平民百姓，他是一等贵人，我是二等公民。”吕福先说：“老马，说话不要这样呛辣，你让我说完。你不要激动，要实事求是说话。余书记作保，是借给校办工厂的，而你的款，是借给私人的，两者怎么能等同起来呢？”我说：“吕大人这么说，就缺乏说服力了。这个校办厂不是学校投资的，只是私人借学校的名，给学校一点管理费，房租费而已。他那八万块是借给在校内用的私人，我那三千块是借给在校外用的私人，这两者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吕福先说：“那我与你的理解不同了。校办厂虽也是私人办，但它毕竟与学校的切身利益相关，办好了，学校得的利益也多一点，办亏了，学校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不是这个理吗？而你的学生，他纯系是个人借款，到期还款，这是天经地义的，与学校有何其它利益关系呢？正因为这样，你作中保人就要承担起到期不还款的责任。老马你说我这样说是不是有道理？”
我有点焦躁起来，冷笑一声说：“你说得太有道理了——你如果不是根本不了解实情，闭着眼瞎说，那么，就是故意将水搅浑，混淆视听。我建议你，把两个合同都拿来看一看，再说话。我再说一次，八万块是借款，不是投资！难道‘借款’也有性质之别吗？何况，学校与我的学生周云中所订的合同中，写得很明白，周云中要向学校优惠提供鱼鸭羊等年货，怎么说借款与学校毫无关系呢？没有关系，学校怎会借给他钱呢？如说性质不同，倒真有一点，八万块的借款人，是早已卷了款跑了，钱、人均不见，表明决意不还了；三千块的借款人，钱被大水冲了，承诺还款，只是一时还不出。因此，八万块的中保人，借出的款多，是学校的功臣，是应该奖赏，谈何扣钱？三千块的中保人借出的款少，是学校的罪人，一月一月的扣钱，是理所当然的了。吕大人，我的话说错了吗？”
正说着，钟校长走进来，见我坐着，不明就里，劈头就说：“马老师，你要抓紧把周云中的欠款催回来，否则，老这样扣下去，你不好过，学校也没味道，你说是不是？这事，真要你自己上心点。”
忽然，我感到相当厌倦，根本没必要进行这种无为的斗嘴，现在又加进了一个钟校长，我更不愿意将无聊扩大。我转身就走，在走出门口之前，补了一句：“我假设一下，如果那三千块的中保人，是钟校长、或吕书记其中的一个，你们，会按‘法律条文’，坚决地扣下去吗？打扰，再见。”
我一走出校长室，心里暗暗发笑。一笑自己浅陋、沉不住气，给自己和别人制造不快，刚才那句话，更是幼稚得可怜。二笑吕福先，现在当官了，打起官腔也是一套又一套。想起在普中当教师时，他是最有办法为难领导的专家。有年，学校造了几套新寝室，吕福先认为分配不公，就模仿当时流行的电影歌词，凑成几句打油诗，写在小黑板上。同组的老师立即套用原歌曲，乱七八糟的吼唱起来：
手拿板楷敲起来
小曲好唱口难开
新楼漂亮谁不想
领导优先理何在
新楼本是师生盖
几家欢乐几家哀••••••
我随手将载有吕福先大作的黑板，放到校长室门口，一时间，观赏者人山人海，校长室门庭若市，校长室几个头儿恼得直跺脚。
想到此，我不觉笑出声来。人么，此一时，彼一时，做人的地位、处境改变了，思想也变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如轮到自己，有地位之日，没准也官腔十足，令人生厌呢。嘿嘿。
后来我听到消息，证实可笑的还是我自己。原来，那八万块的借者，是吕福先老婆的表亲。余书记是吕福先的老师，说不定，那“校办厂”的厂长，正是托吕福先的老婆，老婆托吕福先，吕福先又托余书记办成的款，“性质”当然不一样了。而我竟去与吕福先争论，那借款的是非曲直，不是十分可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