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作家伊塔洛·斯韦沃在小说《泽诺的选择》中，完成了一个“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的主题。
寻找精神先于肉体死亡的角色，这在货物丰沛的西方小说库房里俯拾即是。泽诺的贡献在于，他（一九二三年）与他那些似乎更加大名鼎鼎的小弟弟默尔索（一九四二年/阿尔贝·加缪《局外人》主人公）和施蒂勒（一九五四年/马克斯·弗里斯《施蒂勒》主人公）们一道，异常漂亮地支撑起了在二十世纪越长越高的绝望大厦，使荒谬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响亮的品牌。
泽诺、默尔索、施蒂勒这些难兄难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把自我消灭当成生活的目的。因为“使我们获得健康的任何努力，都会是白费气力的。”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重获健康呢？“地球将会恢复原来的星云状态，在天空中游荡，既没有寄生虫，也没有疾病了。”但这种深入腠理的认识，只能来自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这个世界都出了毛病的泽诺，而默尔索和施蒂勒，他们凭借的更是本能。默尔索和施蒂勒现代人化的成分过于浓烈，他们所热衷的自我消灭，与他们的大部分同代人更热衷于自我膨胀有点异曲同工。如此一来，他们的自我消灭终究以失败告终便算不上遗憾。他们不该忘记，那把高悬在他们头上的法律之剑，必然会蛮横而冷酷地剥夺掉他们硕果仅存的最后一点个人权利。因为法律只承认肉体的毁灭，从来不接纳精神的判决。而泽诺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关键在于他的自我消灭完全进入了个人化状态。与他发生关系的，既不是法律程序，也不是国家机器，甚至都不是组织集体或者父母妻儿，与他发生关系的，只是也可以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另一个个人化代表——疗治他的精神疾患的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可比法律国家组织亲人都要人性得多，心理医生希望你除却痼疾起死回生，可心理医生也允许你每况愈下做一具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行尸走肉。基于泽诺的个人化方式，泽诺有福了，他终于可以理性地而非莽撞地，客观地而非褊狭地，和风细雨地而非强硬激烈地，去处理自己。
当然有时候，泽诺也会在自我消灭的道路上回头观望。比如住院戒烟时，他会不无温情地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至少有一个家庭吧。”比如他最初开始背叛妻子时，他也良心不安地“感到自己很渺小，既有罪又有病”，“不想给她（妻子）带来痛苦。”然而，这毕竟只是泽诺行为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部分，一旦我们听完泽诺关于“吸烟”，关于“父亲之死”，关于“结婚的经历”，关于“妻子与情妇”，关于“创办贸易公司的经过”的冗长缓慢而又明晰平静的讲述，我们就会了悟到，视死如归，其实并非只是英雄的壮举，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对生有了深入理解的人的最后选择。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年轻人驾着汽车，不顾生命危险地径直闯入火海扑灭了大火。嗣后，有人问这个年轻人，将怎样使用因救火而得到的一笔奖金。年轻人看了看自己的汽车，余悸未消地说，我要用这笔钱，先把汽车上那个倒霉的刹车给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