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养老院的门房走到了证人席上。当从我面前经过时，他匆匆地看了我一眼。检察官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回答说，当我赶到养老院后，我没有看妈妈的遗体。他还说我像正常人那样抽烟、喝牛奶咖啡、睡觉。当他讲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对我的行为表示愤慨。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之后，门房按照庭长的要求，复述了我抽烟、喝牛奶咖啡的经过。检察官用嘲笑的眼神看了看我。此时，我的律师向门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门房，我一个人抽烟，还是跟他一起抽烟。检察官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立即站起来反驳道：“辩护律师怎么能够问这样的问题呢？请你注意，你提问的对象是证人。他不是罪犯。你想用这种方法来使证词失去原有的力量吗？证人的证词句句属实，它的力量不会因为你这种不光彩的行为而受到削弱。”庭长没理会检察官，他要求门房如实回答这个问题。门房面有难色地说：“我承认我当时也抽了烟。但是他递给我一根烟，我又怎么能够拒绝呢？尽管我知道当时我不应该抽烟。”最后，庭长问我，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我唯一要说的是，这不是证人的错，因为我当时的确给他递了一根烟。”听我这样说之后，门房带着既惊讶又感谢的神情看了我一眼。他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牛奶咖啡并不是我要的，而是他主动请我喝的。我的律师听到他这样说之后，非常得意，说这个问题陪审团一定要特别注意才行。检察官特别气愤，大声喊道：“没错，陪审员先生一定不会忽略这个问题。不过他们非常清楚，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送上一杯咖啡，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一个人在生他、养他的人的遗体面前，就不应该接受。”此时，门房作证结束，离开了证人席。
之后，多玛·贝雷斯走上了证人席。他说，他是我妈妈在养老院的朋友，和我妈妈非常熟，只在妈妈的葬礼上见过我一面。法官问他，我在妈妈葬礼那天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有没有反常的举动。他回答说：“我并没有注意那位先生那天的表现。那天我非常伤心，险些就晕倒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注意别的事情。”检察官对他说，即便如此，至少也应该看到我因为伤心而落泪的画面吧。贝雷斯回答说，在与我相处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我流过泪。接着，检察官又提醒陪审团注意这一点。我的律师看到检察官这样做之后，气得火冒三丈，他用非常夸张的语气问贝雷斯，有没有看见我没有哭。贝雷斯被问得有些不知所措，但是他回答说，没有看见我没有哭。他们的一问一答，把大厅里所有的人都逗乐了。我的律师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这场审讯就是这样，所有的一切，既可以说是真的，也可以说不是真的。”检察官听到我的律师这样说之后，看起来有些气愤。他拿着铅笔在文件上发泄着不满情绪。
审讯被迫中止，直到五分钟之后才继续下去。我的律师告诉我，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之后，塞莱思特走上了证人席。他是来为我作证的。塞莱思特一边玩弄着手里的巴拿马草帽，一边向我这个方向看上一眼。他穿着那件几周前与我去看赛马时所穿的衣服。那件衣服很新，他很少穿。当他表明身份之后，庭长问他，我与他的关系。他回答说，我既是他的顾客，也是他的朋友。庭长又问他，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回答说，我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庭长又问他，他所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之后，庭长又问他，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孤独自闭，不喜欢与人交流的人。他回答说，他并不那样认为，他只认为我从来都不说没用的话。
庭长问完之后，检察官开始问他。检察官说，我去他的饭店吃饭，是吃过饭之后就付款，还是先记账，以后再付款。塞莱思特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微微地笑了一下。他回答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别人无权知道。之后，检察官又问他，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塞莱思特把两只手放在栏杆上，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这完全是意外事故。众所周知，当意外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猝不及防。因此我说这是一场意外事故。”我觉得他事先必然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还要继续讲下去，但是庭长制止了他。庭长对他的发言表示感谢。塞莱思特非常坚决地表示，他要讲的话还没有讲完，他还要继续讲下去。庭长觉得塞莱思特讲得过于啰唆，就命令他尽量言简意赅。塞莱思特再次强调，这是一场意外。庭长说道：“您说得没错，当然是意外事故。我们大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个意外事故进行审理。对于您的发言，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塞莱思特为了我，已经尽了他作为朋友的最大的努力。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嘴唇在颤抖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的样子好像在为他没有给我提供更大的帮助而表示歉意。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想要拥抱他的冲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去拥抱一个男人。之后，塞莱思特按照庭长的要求，离开了证人席。他坐在旁听席上，非常专注地倾听别人作证。
玛丽走上了证人席。她仍然像以前那样美丽，一头披肩的长发，戴着一顶特别漂亮的帽子。我和她的距离并不太远，所以我可以感觉到她乳房的颤动。我觉得，她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很紧张。庭长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相识。她回答说，以前我们曾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认识。接着，庭长问她，我们是什么关系。她回答说，我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她是我的女友。之后，庭长又问她，有没有想过要与我结婚。她回答说，她确实打算与我结婚。
此时，检察官问她，与我发生肉体关系在什么时候。她如实作出了回答。检察官非常平静地指出，在我们发生关系的前一天，好像是妈妈下葬的日子。接着，他用戏谑的口气说，他并不想小题大做，也不想让玛丽难堪，但是为了忠于他的职责，他只能摆脱那些礼节的束缚。之后，他让玛丽把我们发生关系那天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复述一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玛丽不想讲。但是，检察官非要她讲。无奈之下，玛丽把那天我们一起游泳、看电影，以及跟我回到我的住所等事情都讲了出来。检察官让玛丽说出那天我们所看的电影的名字。玛丽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是一部菲尔南德的片子。在场的所有人，听到她说出这句话后，顿时全都安静了下来。
检察官站了起来，一边用手指着我，一边非常激动地说：“诸位陪审团的先生，现在你们对这个人有所了解了吧。他在安葬母亲之后的第二天，就去游泳、看滑稽电影、和女人做爱，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能够证明他的为人了。”说完之后，他坐了下来。大厅里仍然非常安静。突然，玛丽的哭声打破了这种安静的局面。她说，她刚才所说的那番话，并不是她的真心话，而是别人逼她说的；她还有别的话要说。她说，一直以来，她对我都非常了解，她一直都认为我是一个好人。当她还要说下去的时候，庭长命令执行员把她带下去。
玛丽被带下去后，审讯继续进行。马松被带到了证人席上。他对庭长说，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但是，他的话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分量，大厅里的人都不大愿意听他继续讲下去。之后，出庭作证的是莎拉玛诺。他谈了我和妈妈的问题，还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被问到我为什么把妈妈送到养老院的时候，他回答说，由于我跟妈妈很少说话，所以我就把她送到了养老院。他觉得我这样做情有可原。但是别人都不听他的。很快，他就被带离了证人席。
最后出来作证的是雷蒙。当经过我的面前时，他向我做了一个手势。当庭长让他发言时，他毫不犹豫地指出，我是无辜的。庭长制止了他，让他不要妄下判断，只需要提供证据就行。庭长还说，法庭提问时，他才能够回答；如果法庭没有提问，他就不能随便说话。之后，庭长让他说明一下他与被害者的关系。雷蒙说，那个被我杀死的人的姐姐遭到了他的羞辱，因此，他才是被害者怀恨的人。庭长问他说，那个被杀的人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恨我的理由。雷蒙说，完全是那样，我是因为偶然因素才去的海滩。检察官问他，受害人之所以被杀，最初是由一封信引起的；而那封信又是我写的，这是为什么？雷蒙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纯粹属于偶然。检察官对雷蒙的话并不赞同。他说，在这个案件中，偶然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他问雷蒙，当我站在雷蒙家的门口，听着雷蒙羞辱情妇，而没有去阻止雷蒙，是不是也是因为偶然；我为雷蒙去警察局作证，说了很多有利于雷蒙的话，是不是也是因为偶然。最后，检察官问雷蒙，生活来源是什么。雷蒙回答说，他靠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他说他是一名仓库管理员。检察官听到雷蒙的回答后，非常不屑地说道，大家都知道，雷蒙专门干给妓女拉皮条的勾当，而我是他的帮凶。检察官称，这是最无耻、最下流的勾当。雷蒙听到检察官这样说时，极力要矢口否认。我的律师也觉得检察官所说的话太过分，他对检察官的行为表示抗议。但是，庭长没有给雷蒙否认的机会，也没有同意我的律师的抗议。他让检察官继续讲下去。检察官继续说道：“我的话马上就要讲完了。”之后，他问雷蒙，我是不是雷蒙的朋友。雷蒙回答说：“没错，他是我的好哥们。”检察官又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我向雷蒙望去。此时，他正在盯着我。我回答说是的。听到我如此回答之后，检察官转身对陪审团说：“这个人简直太过分了。他在埋葬母亲的第二天，就去做最下流无耻的事。此外，他之所以杀人，完全是为了解决因为这无耻的事而引起的纠纷。”
检察官说完之后，非常得意地坐了下来。我的律师已经忍受了很久。此时，他站起来大声喊道：“他在这里接受审判，是因为他杀了一个人，还是因为他埋葬了他的母亲。”大厅里的人听到他这样说之后，全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检察官再次站起来大声说，您这样想未免太过天真了，这两件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是您却视而不见。他大声地吼道：“没错，我控告他埋葬他母亲的时候，并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那时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他的话刚一说出口，听众们立即一片哗然。我的律师额头上冒出了汗水，他显得非常无奈。我意识到，我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之中。
很快，审讯就结束了。我被带离法庭，带上囚车。在走上囚车前的瞬间，我再次欣赏到了夏季的美丽色彩，闻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坐在昏暗的囚车里，我再次听到了我在开心的时候听到的，这座熟悉的城市的声音：街心公园里小鸟的叫声，卖报人在傍晚时分的叫卖声，卖三明治的小商贩推销商品时的吆喝声，港口上空的嘈杂声，电车在转弯时的刹车声。这些声音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熟悉。它们让我想起了我没有被关进监狱之前，在城里散步所走过的每一条路。没错，以前在这个时候，我必然非常开心。可是，现在我不再拥有那样美妙的生活。那时，我很快就会躺在床上熟睡。但是，现在我却只能待在监狱里，苦苦地期待第二天的黎明。
四
当坐到被告席上，听着别人谈论自己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担心自己的处境，反而还仔细地倾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觉得那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在法庭上，当我的律师和检察官在唇枪舌剑地进行辩论时，我觉得他们谈论我，比谈论我的罪行还要多。他们之间，难道真的有那么大的分歧吗？检察官宣布我有罪，而且罪孽深重，不可饶恕；我的律师对我的罪行也表示认同，但是他觉得我的罪行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我知道我杀了人，犯了罪，这也让我感到不安。当他们争辩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让他们倾听一下我的声音。但是，我的律师以对我有利为由，不让我说话。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在处理这件案子时，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而是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争辩不休，却不允许我说话。有些时候，我真想打断他们，说：“我才是被告，你们的争辩完全是因我而起。现在，你们先听我说几句话。”但是仔细想想，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妙。而且，我认为就算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一个人也不能长久地关注下去。比如说，我很快就觉得检察官的控词没意思了，反而是他的动作、他做的手势、与这个案件没有多大关系的一个话语，更能吸引我。
我觉得，他的基本观点是，我杀人是早就预谋好的。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我觉得都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就像他亲口说的那样：“先生们，我将进行双重论证。我先把他杀人的事实列举出来，然后再根据这个事实，把他的罪恶想法揭露出来。”他把妈妈死后发生的事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他讲到我没有看妈妈的遗体，在妈妈的葬礼上没有流一滴眼泪，不知道妈妈的年龄，在妈妈葬礼后与一个女人去游泳，到电影院看滑稽片，把玛丽带回家，并与她做爱。他总说“他的情妇”，以至于我不知道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后来，我总算明白了，原来他说的就是玛丽。之后，他又把雷蒙事件完完整整地讲了一遍。我认为，他的话讲得基本符合情理，但是他观察事物的方式有问题。他说，为了把雷蒙的情妇骗出来，让雷蒙这个“道德败坏”的人去糟蹋她，我和雷蒙一起合谋写了一封信。后来，我在海滩上遇到了雷蒙的仇人。为了给雷蒙出头，我向那个人进行挑衅。我在雷蒙受伤之后，不怀好意地要来了他的手枪。为了能够使用雷蒙的手枪，我又重新回到海滩。遇到那个阿拉伯人之后，我将他一枪杀死。为了不留后患，我又向那个阿拉伯人的尸体上开了四枪。在开这几枪的时候，我非常沉着、冷静。
检察官说：“诸位先生们，我已经把整件事情的发展经过都非常详细地讲了出来。你们应该能够看出，他在杀人时神志非常清醒。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而是一桩赤裸裸的暴行，因此，这一点我必须要重点强调一下。先生们，我要指出的是，这个杀人犯非常聪明，他知道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到法官对他的审判，所以非常沉着，轻易不随便开口。由此可以看出，当他杀人的时候，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