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既然苏联的顾虑不只是单单一个日本，斯大林的决策就不会完全的令蒋介石满意。果然如此，苏联虽然积极援华抗日，但坚决拒绝与日作战。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就多次提出希望苏联对日出兵的问题。事变后，中国要求苏联出兵抗日的愿望日益迫切，甚至认为“苏联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对此，苏联先是借口时机尚未成熟，表示如果中国抗战到了生死关头，“俄当出兵，决不坐视”。但是，这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南京沦陷后，苏联的允诺没有兑现，仍是按兵不动。12月，斯大林和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正式拒绝对日作战。即使后来苏联被迫在张鼓峰和诺门坎与日军发生战争，但不久就迅速签订了停战协定。直到后来欧洲战争即将结束时，苏联才改变这一立场，表示在欧洲战事结束后，有条件地出兵抗日。不过，时过境迁，蒋介石已经不欢迎了。
尽管争取苏联全面军事介入的努力未获成功，蒋介石还是成功地获得了苏联局部的暗中的军事支持。淞沪战役后，中国空军几乎丧失作战能力。在中国急需获得空军作战人员之时，苏联应国民政府之请，果断地派遣空军志愿人员参战。整个抗战期间，苏联先后共派遣了2000名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作战。他们为中国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有200多名官兵为之献出了生命。
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同时，苏联应国民政府的邀请，还在兰州开办大型的空军训练基地，在伊犁创办航空学校，由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教官，对中国飞行技术人员进行强化训练。另外，从1938年开始，苏联派出大批军事顾问来华，这些顾问都经过严格挑选，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素养，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技能，以及某些战略计划的制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3.立足于本民族抗战
自卢沟桥事变之后，对于中日双方的战争，英美等国均是不闻不问，只是几句敷衍的公道话而已，故从客观上纵容了日军对华侵略。所谓国际正义，也不过是用来骗人的幌子而已。关键时刻，决定国际主体行为取向的只能是各国的切身利益。蒋介石当时对此国际上的冷遇深为感慨，但并未动摇抗战意志。
九一八事变后，眼睁睁地看着东北大好山河沦于日军铁蹄之下，他终于意识到日本的贪欲是无法满足的。在举国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也开始考虑怎样处理中日关系，他隐隐预感到中日之间一场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思考对策。
蒋介石不时也激动地提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如日寇相迫过甚，吾必与之一战，以存我民族之气”！当然，他希望战争来得越迟越好。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认真抗日，而是在顽固地推行他那个不合时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的兵谏，使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勉强顺应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召唤，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初步形成。
出生于社会大动荡年代的蒋介石，早年就受到过民族主义反抗意识和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在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时期，他深受民族主义思想的感染，参加了早期的同盟会，在参与创办黄埔军校、东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进行北伐的革命活动中，他是作了有益贡献的。只是后来随着权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一言九鼎的强权统治的过程中，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被权势欲望逐步弱化了，因而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仍干了一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
但他的民族情感毕竟没有泯灭，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调整自己各方面的政策，实现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的根本转变。随着日本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民党本身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值此内外交困之际，蒋介石在民族主义大潮的影响下，复苏了潜在的民族主义感情，最后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条件地改变了一些对共产党的政策，使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坚持下来。
1937年的抗日战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凶残的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华北华东大片河山。在占领首都南京后，狡猾的侵略者居然想以军事上的得手压迫中国投降，分化抗日阵营的力量。在艰难的时局中，蒋介石没有动摇，更没有屈服。1938年元旦，他辞去了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委员长之军职，以表抗战的坚定决心，并在随后的团拜会中发表了如下讲话：
“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生，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望，我们务必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为有志竞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决心。”
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进一步勉励自己：“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竟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立。”
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激励着蒋介石，他没有被“亡国论”所吓倒，这是他与汪精卫、陈公博之流的根本区别。蒋介石并不相信所谓的“再战必亡”，也没有接受日本的诱降，而是认为：“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做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此时正值陶德曼调停的最后阶段，日本已经开始逼降，1月2日，蒋介石对此严词拒绝：“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月16日，近卫发表声明，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对手，开国际惯例之先。国民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斥日本侵略，宣告竭力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
2月5日，蒋介石将在三年半之前的1934年7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演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词交付报章发表。在这篇演说里，除详细叙述对付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防御战略之外，并预言日本必定会吃败仗。
选在这个时候公布于众，正是中国方面对于近卫声明最好不过的答复。这里面也透露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如何应对他早已预言的世界大战的一些考虑。
二、硝烟背后的阴谋和交涉
（宋美龄领导妇女参加战时工作）
1.从容应对陶德曼“调停”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一直呼吁英美等国支持中国，制止日本侵略。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这些经常因为中国的民众运动而惊诧的友邦在自己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一个个都打起不干涉的旗帜，对日本的侵略置之不理，对友邦中国的求援和灾难无动于衷。国际正义、国际友谊也有伪善的一面，强权就是公理，友谊就是有被利用的价值，蒋介石深深感受到实力在国际生存中的重要性。
好在中国已不是清末的中国，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战争爆发后两个多月以来，日本虽然不断增兵，不仅毫无结束的迹象，而且事态愈来愈扩大，天皇还有陷进泥潭的危险。蒋介石着急的时候，日本人并不比他轻松多少！
前线依然在激烈地战斗，侵略进攻的一方嚣张狂妄，竭力去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防守抵御的一方慷慨悲壮，发誓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烽火硝烟视死如归，一方是为了虚无缥缈的武士尊严和天皇荣耀，一方是力争实实在在的国家生存和民族延续。就在前线双方的将士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后方的政治家却准备握手言和，双方都把企盼的目光投向势头正旺的德国。
日本基于和英美的矛盾，想排除英美插手中日之间的争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陷于持久战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这样，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示意欧洲同志德国出面“调停”，他们已经准备在反共的旗帜下永结同心，以他们为轴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日本人看见了德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中德两国政府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加上德国又是自己的盟友，自当竭尽所能照顾日本的利益，对于这样理想的中介人又怎能放弃呢？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德国此时也乐于扮演“调停”的角色。自20年代以来，德国一直同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蒋介石的大部分军事顾问和武器都来自德国，当然德国也从中国获得了自己缺少的工业原料和外汇。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一直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支持中国，就会得罪日本，这有损于法西斯的全球战略；但支持日本，又会损害在华利益。更重要的是此时希特勒正野心勃勃想挑起欧洲战争，因此希望日本在远东保存实力，以牵制苏联，必要的时候给英法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以致命一击。心心相印的德、日终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对中国政府实施劝降和逼降活动。
由第三国出面接洽中日直接谈判，是国民政府的一贯政策。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在和与战之间的抉择上，国民党内部事实上是有分歧的，外交部的态度比较悲观，政府里汪精卫等一拨人也大肆散布消极言论，军方的何应钦等也有许多顾虑，希望缓战。这些必然会影响蒋介石的态度，所以国民政府一方面表示了抗战的意向和决心，另一方面又企图将卢沟桥事件作为局部冲突，谋求外交上的和平解决。8月份，蒋介石就约见过德国大使陶德曼，提出希望德国出面调停。9月初，蒋介石又派蒋百里赴德国和意大利，促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派代表斡旋中日直接谈判，德国也表示会把握时机居间调停。
蒋介石如此寄希望于德国是有原因的，德国是他向往和学习的国家。一战后割地赔款备受惩罚，但是不出几年，德国就迅速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困苦境地，再次成为欧洲以至世界都举足轻重的国家。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蒋介石对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多么渴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能有如此快的命运大转折啊！德国的铁腕人物俾斯麦、希特勒等令他心折，统治欲极强的他又何尝不想在国内能一言九鼎，在国际上也掷地有声呢？
与日本直接谈判，在一定程度上，谋求中日关系的妥协，力图避免和尽量延迟中日战争的发生，是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这也就是蒋介石接受陶德曼“调停”并同意与日谈判的动机所在。正因为德国与中日有这样的渊源，国民政府又有如此的方针，德国的调停才会一度有所进展。一份份绝密电报开始在德国柏林、日本东京和中国南京间辗转循环，三国的政要和外交高官也开始在这张无形的电波网中体验悲欢喜怒。
10月30日，陶德曼奉德国政府之命，在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正式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斡旋中日直接谈判的意向。他“劝告”中国政府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不要抱什么希望，应与日本直接谈判，并为此而重新确定与苏联关系。
11月5日，陶德曼又会见了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会见陶德曼。蒋介石表示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不得不仔细地权衡接受日本的七项条件会产生的后果：共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自己的心愿；停止反日政策，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尊重外侨权利，并不是很困难；在华北和上海建立大的非军事区，因为是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也可以考虑。但是默认满洲国和在内蒙古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却是事实上的裂土分疆，不能不慎重。况且，日本决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条件，中国政府一旦应允，更多的要求将源源不断地提出。因而，即使这些可以考虑的条件也是不能答应的。
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将于次日正式签订反共协定，还告诉他英法等国对于这种针对苏联的活动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暗中鼓励，即使暂时有损他们的利益也会隐忍。所以，陶德曼劝告蒋介石从速抉择，不要在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才想起与日本人谈判。
蒋介石却不急于这一时片刻，他还要等待更加有利的实际和条件。战局虽然危急，太原和上海并未沦陷，希望前线将士的苦撑能获得国际关注，使正在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蒋介石表现的比较强硬：“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将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当然对于德国政府和陶德曼本人的努力，蒋介石表示感谢。为显得有诚意，蒋介石还忧心忡忡地告诉陶德曼：“如果我同意阁下从日本带来的要求，中国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垮，中国一定会发生革命。日本人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们提出了太多的要求，十分苛刻，这不是真正向着友善和和平努力。如果日本人继续错误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番话还真是推心置腹，可惜日本人是不会体谅他的苦衷的，他们也信奉实力，也崇拜铁碗人物。
蒋介石不希望前线奋战的将士因为和谈的消息而引发混乱，11月1日那个突然回防的命令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了。是啊，消息传到前线会是什么反响呢？进攻的一方当然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把皇军的威风更多的显耀在享受胜利的果实上；抵抗的一方却一片迷茫，知道抱薪救火饮鸩止渴后果的人群情激愤，贪生怕死苟延残喘的人则兴高采烈迫不及待。总之对等待中的蒋介石来说，公开这个消息是不利的。所以，他特别关照陶德曼，要求严守秘密。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大会致词）
不过，让蒋介石恼火的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漏洞，秘密谋和的消息还是被外界知晓了。就在会见陶德曼的第二天，宋庆龄拿着一张刊登有关消息的报纸找上门来问罪，蒋介石的矢口否认不过是增加了自己的尴尬，暴露了自己的心虚罢了。
12月2日，蒋介石第二次会见了陶德曼。当时，上海、太原已经沦陷，南京也处于敌人的包围中，九国公约会议于11月24日在毫无实际结果的情形下收场。日本企图利用军事上的优势迫使蒋介石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