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宋美龄出席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大会致词）
一、全面劫收：失败的开始
1.劫收
日本的战败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振兴的机会。突然之间，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重树权威的地位，这一权威覆盖的地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的多。舆论也普遍认为如此。《大公报》称之为千载难逢的良机，呼请政府利用日本投降更新其政治统治，重振士气，重树民众对党国的信心。该报谆谆告诫道：“吾辈万万不可枉费光复地区民众之信心。”
然而，此时此刻，蒋介石却是另外一种心态。外敌入侵的风雨渐止，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对于蒋介石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他一直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早就筹划着对付的办法。接收敌伪军政和资产对蒋介石来说将是同共产党的一次竞赛。无论怎样，此时蒋介石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摧毁一切潜在对手在地方上的势力堡垒，以此来重树和加强自己的权威。除了共产党人，他的对手还包括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东北的张氏家族等。另外他还要照顾到军队中的嫡系与非嫡系的区别，尽量削弱杂牌军是他一贯努力的目标。
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播发两天之后，蒋介石接到冈村宁茨的电报，正式表示所有侵华日军完全服从他的命令。这样，他不仅可以命令日伪军固守地盘以抵抗共产党的军队来受降，又可以少付出很多代价去发一笔接收财了。如此思谋已定，蒋介石便不顾天色已晚，立即通知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来黄山官邸商量接收事宜。
翁文灏，蒋介石的同乡，字咏霓，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也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中国地质学宗师。他在我国地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实践作业及造就人才诸方面，均有开创性的卓越建树。本来以他本人的内心思想及其性格来看，他是不愿到官场政坛上搅和的，而宁愿去跋山涉水为民族国家寻找富源。然而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滚滚的抗日洪流把他从书斋里冲上政坛，蒋介石对他十分赏识，让他担任了政府的经济部长和军委会的资源委员会主任。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昧着良心去发国难财，他仍是当时为数极少的仅靠公务员薪水和稿酬养家糊口的人。但是，为了抗战，为了报答蒋同乡的知遇之恩，他也只好忍累受难，代人受过地在政府服务了八年。现在，抗战胜利了，他想他可以重操起自己喜爱的职业了，可是既上了蒋介石的船，便不易脱身，因为蒋介石尚需要他来点缀民主政治，所以，对其辞意坚决不准，相反，又在国民党六大上送给他一个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接着，行政院改组，又钦点其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仍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
蒋介石指示，所有接收工作中，军事接收优先。他要求翁文灏抓紧时间，先搞出一个章程来，按单位的性质搞对口，至于地方性的财产和敌产可以叫地方行政负责，酌情处理。翁文灏对于这关系国家盛衰治乱的大事不敢怠慢，因而回到经济部便连忙通知几个智囊开夜车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草拟出来，次日一早便放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了。这个章程充分体现了蒋介石条块分割，对口接收之用心。章程规定，由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特派员或直接委员，办理接收收复区直属各机关及事业机关。为防止大权旁落，规定特派员的办公地点应以各区受降军事长官驻地为原则，而且特派员及接收委员，一律由行政院核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派遣，并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指导监督。军事接收优先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对付共产党。
2.中央来了更遭殃
行政院的章程一出台，整个重庆像开了锅似的，大家都在用尽心机往接收大员里靠、挤，因为谁都明白能沾上接收大员的边就意味着发了国难财之后又发“胜利财”，这样的好机会谁愿意白白放过呢？
行政院各部局署会行动起来了，你争我夺；国民党内各派系行动起来了，你强我硬；军队里的各部行动起来了，你偷我抢；简直把整个中国大地搅得天翻地动。连抗战时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大员们而今都急匆匆地往回赶去当“抗日英雄”，去捞上一把“胜利财”。
（台湾光复后蒋介石宋美龄首次巡视台湾）
其实，这已经是沦陷区人民遭受的第二轮洗劫了。当日本侵略军刚刚宣布接受重庆方面的投降命令时，那些原来在沦陷区“打游击”“坚持抗战”的国民党草头王们，还有那些打着“曲线救国”旗号而投降于日军的国民党将军们，以及那些既替日军服务又替重庆特务系统服务的“地下党”们竞先纷纷地捡起收复失地、接受敌伪资产的大旗，建立衙门，大贴封条，大肆收取胜利财，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勒索起人民的财产来。结果，这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军阀们、党棍们、特务们便先行地在收复区洗劫了一番。这或许是蒋介石真正没有预料到的。
当第一轮洗劫刚刚进入高潮之际，一批真正的国民党大员们带着蒋介石的圣旨，手中高擎着尚方宝剑从天而降。于是乎，封条上加封条，衙门上设衙门，更有甚者架起机枪，开着坦克进行强抢硬劫，接受大员们无一例外地顿成巨富。钦差大臣满天飞，“抗战英雄”随处见，他们刚到沦陷区，就像山中久饿之虎狼见到羔羊一般。结果便有了“天上来，地下来，就是百姓活不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歌谣流传。连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在报告中承认“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失去了沦陷区人民的同情”。
面对四面开花你争我夺的接收局面，虽然蒋委员长依然不肯放弃让军方主持接收的既定方针，不过，他也意识到“必须进行协调，统一部署，像目前这样事权不分，乱来一气是不行的……”
这次蒋介石可实行“民主”了，他让幕僚各呈己见。结果，新政学系、CC派、军统等各派都提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计划，不过三者都反对军方接收。这可与蒋介石的方略不合。
蒋介石基于对军权重要的固有认识，就让陈布雷又搞了一个办法——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内设置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统一协调，消除混乱。
于是，国民政府很快颁行了《收复区工矿事业接收整理办法》、《收复区敌伪财政金融机构财产接收办法》、《收复区敌国资产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接收大法”。这类接收办法实乃换汤不换药之举，只不过将前接收章程中的内容加以具体化而已，倒是成立的党政接收委员会又更多地加入了军队的势力。这样，一帮躲在大后方的骄兵悍将依仗手中有枪有权，又有尚方宝剑，便在当时的七大接收区演出了全武行。不仅中央军如此，那些所谓有对口接收任务的国民党大员们对凡是与自己有涉的产业要接收，而对于不属于自己范围的产业亦要想方设法强行接收，以至于收复区军、警、宪、特、官、党团互相打架争吵，甚至出现了同一产业贴上数十封条，同一县中出了三个县长，一个城市中出现了多个乃至数十个接收单位。而接收中的横暴、混乱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此时中央军有枪在手，所以在接收中占尽便宜，出尽风头。
（蒋介石宋美龄在市政府阳台上向阔别八年的上海市民众热烈挥手）
由陆军总司令部主持的接收工作混乱不堪，而国军将领的骄横凶悍比之敌寇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引起了国民党内的同声指责及国人的攻击。同时宋子文对于接收大权旁落的火冒三丈使蒋介石决定将接收权转交行政院，而军事接收仍归陆军总司令部，因为军队是他蒋某人之命脉，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染指的。
蒋介石从一开始并没有想过从行政院手中剥夺主持接收敌伪行政财经和资产物业的大权，但是，他又确实不肯把这种权力全部托付给宋子文。这不仅是蒋介石一贯做法的表现，而且也表现出他对这位国舅爷的不喜之处。可是目前，接收工作已进行了两轮，都是混乱不堪闹得民怨沸腾，而他那些门生们早已都是金银珍宝满屋，更为可恨的是，他们各派系之间尚互相指责、对咬，都说自己捞得少而指责他人发了横财。现在这种情况不宜再继续下去。何况宋子文近来在外交游说中的确劳苦功高。所以，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接收工作要归还行政院，陆军总司令部可以专门负起军事接收的责任。
宋子文毕竟是学经济出身，加上又富有工作经验及行政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志向高远，又有尚方宝剑，所以他便很快成立了“恢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并将收复区划为四大块，在上海、北平、青岛和广州分设敌伪产业处理局行使接管处理敌伪物产全权。此外，另设处理接收武汉区敌伪产业特派员办公处（以后又增设处理接收河南区敌伪产业特派员办公处），同时要求各省党政接收委员会从速办理结算和移交工作。可是，已经到了虎狼嘴里的肉，再让吐出来谈何容易，但是，宋子文决非他人可比，所以自成立第三轮接收机构以后，便手握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状巡行各区进行督催，它不由让人不惊叹还是国舅爷行。于是，国民党政府接收工作开始有了总头绪。
国舅爷宋子文转眼间将接收大权据为己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罗掘”与“分赃”。首先是接管，由于前面接收单位对后面接收单位的消极对待，在接管过程中，大批盗卖和腐烂污损成为最主要的现象，甚至有的地方在接收的汽车中大部分都是三个轮子，更为可恨的是大批珍贵的文物资料都作为废纸被烧被毁。
接管工作大体已就绪后，按照以前宋子文制订的各处理局的工作程序，开始一边接管（收），一边拨发、或发还、或标售。数不清的“官营”垄断组织在接收和集合收复区大量巨型工矿企业的过程中相继产生，或畸形发育，宋氏豪门转瞬之间暴富得令人头晕目眩，于是，人们不得不惊叹聚财能手的化公为私的本领。在最肥最美的部分占尽用足之后，宋子文有点害怕犯众怒，所以想让其他近系旁友也皆沾其余惠，通过标售，洽售方式让如孔祥熙、张静江之流发了不少财，而二陈的CC系也以确保“党国之经济基础为口号”而得到一批设备好、利润高的企事业。这样，恩泽被于全体，谁也不好说什么。
剩下的就只有“发还”一道程序了。所谓发还，就是凡属国人或盟国人民产业被敌伪征占，均于查明属实，验对证件，分别准予发还，或准予估价赎回。其中如有在敌伪强占后新增资产可由原业主备价承购，或估价作为官股，成为公私合营性质。但是，八年的离乱，几轮的“劫收”，被敌伪侵占或被指为敌产伪产的产业谁能区分得清呢？所以，还是看人下菜吧！倘是属于一家人的事及友邦人士的产业，这个自然要发还。而其他人又要看其神通和武艺了。至于民族资本，即使如荣家的资本发还，亦如唐三藏取经差不了多少，至于其他微末草民就不用提及。这样，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从陪都传来了368家内迁企业中，只有3家迁还却有349家歇业的消息。这些昔日曾一心为国抗战的爱国实业家们后悔“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同时心中充满着对宋子文的忿恨以及蒋记政府的失望。
其实，连宋子文在内，都不过是在为蒋介石作嫁衣裳，抗战胜利中的最大胜利者是蒋介石。据披露：截止到1946年底，宋院长主持拍卖敌伪物资收现交入国库的币值，就已近4898亿元（台币和东北流通券尚不算在内），而1945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总数，也只有1500亿元，还不到“处理”所得1/3。到1948年4月依靠这一渠道得到的法币，已累积到36334亿元（台币和东北流通券仍不算在内）。这样，蒋介石陡觉腰杆硬了起来，接收使蒋介石有了发动内战的经济实力。
该接收的都接收了，不该接收的也被劫收了。一首新版的国民党党歌就在这胜利的大劫收中流传开来：
不过，接收中的严重腐败真正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还是在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1946年3月2日下午起，六届二中全会成了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战场。除了政协会议的各项决议被完全推翻外，受降、接收、肃奸、财政、中苏条约、党政体制等一系列战后问题，均成为各派系大做文章互相攻击的极好题目。
“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就是接收！”“行政的低能，人心的腐败，都在接收中充分暴露，人民由希望的高峰跌进了失望的深渊。我们虽然赢得了胜利，但先哲遗留下来的羞耻观念却已荡然无存。”老将张发奎的发言，置地有声，振聋发聩。
（蒋介石在颐和园与民众合影）
“北平所谓的接收，确如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纸醉金迷的接收人员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劳苦功高资格老的李宗仁，全无顾忌地骂着在接收中大捞油水的宋子文、军统和中统。
刚去华北视察了的张继对北平没有一家工厂烟囱冒烟不胜痛心，他愤然作色道：“处理局管什么吃的？不管复工，管拍卖，管弄钱！”
蒋介石要利用派系之间的矛盾同而治之，但决不想让他们之间的斗争把国民党搞得四分五裂。他再也无法忍耐，铁青着脸，霍然起立，厉声训斥部下的相互攻击，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减缓语气，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没有互信和自我反省的党德，将来怎样和人家斗争？”一场风波就在反共的大局下趋于平静，至少表面上又有了同志般的亲切。
当然，这也离不开戴笠的功劳。会上要求收拾戴笠的呼声很高，蒋介石正为此心烦的时候，戴笠的飞机一头撞在了南京的戴山上。他一死，蒋介石乘机解散了军统，别的派系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不过，二中全会确实使蒋介石意识到问题比想象的要严重。“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失去人心。可以说就是在一片胜利声中，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机要秘书邵毓麟的话再次萦绕在蒋介石的耳边。
他决定清查。还都的第一道手谕就是成立清查团，调查接受中的不法行为。可是清查团还没有组织起来，蒋介石就迫不及待的发动内战了。8月10日，马歇尔宣布美国的“调处”失败。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就选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让收复区民众盼望了好几个月的中央清查团终于出发了。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贪官们对付清查的法门层出不穷，老虎没打着，仅仅拍死了几只苍蝇。清查团的那些御使也难啊，哪一只老虎头上没有一个“王”字呢？都是皇亲国戚，宠臣近僚，能够得罪吗？声势浩大的清查运动最后不了了之，对于盘根错节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这或许是当时最好的结局吧！
不过，后来蒋介石却意识到这是一个糟透了的结局。1948年8月，解放军已经做好战略决战的准备。在此党国将亡的形式下，蒋介石曾感慨万分地悲叹：“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二、内战：从东北打起
（沈阳市长董文琦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参观北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