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领导、群众把营建三眼炮林场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作为一家之主，他无法接受这个重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又怎能在这个节骨眼上退却？面对党和人民的重托，面对那个残废的家，他想了好几个夜晚，不过还是去了，带着一群汉子打着吆喝一头扎进三眼炮的荒山之中，一去就是二十年……
作为苦生苦长的汉子，苦点累点并不算什么，难以忍受的是大山的孤独。树苗矮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打着吆喝跟山下的过路客说说笑，树木一天天高了，那吆喝声也就只有自己听了。就因为他懂得这份孤独、寂寞，他只能把春节和亲人团聚的机会一次次让给他的场员，独自在大山上度过二十个不寻常的春节。他何尝不想和家人一起共度除夕的甜蜜，共享初一的欢乐呢？然而他毕竟是共产党员，毕竟是一场之长，这种难言之苦，他只能独自吞下。
每每这个时候，他总要领着两只心爱的大黄狗爬上山的最高处，一碗饭、一碟菜、一瓶酒，眼望着家乡的炊烟，耳听着团年的爆竹声，把酒洒向脚下的大地，说是祭祖也好，说是思亲也行，总之，这就算过年了。此刻，他身边的那两只大黄狗仿佛也耐不住山上的寂寞，迎着远处的鞭炮声汪汪直叫。毛世平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无限的相思、内疚、孤独、寂寞化作一声声长长吆喝，那吆喝震彻山谷、震撼人的灵魂。
他也不是没有情。他36岁那年，妻子不幸因病离开了人世，从此，他只有跟树木做伴。常言道：“男儿三十一枝花”，36岁不正是花正红、花正艳的时候吗？然而，对于当时上有老、下有小的毛世平来说，已失去了再爱一个女人的条件，以后，小孩慢慢长大，也相继成了家。这时候，他也曾想再找一个女人做伴，然而林场本身就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他到哪里去找女人呢？他只能把自己的爱深埋在心中，和林子相依为伴。1988年，林业局一位领导得知毛世平的难言之隐，主动充当月下老人，约好双方国庆节见面。可是，这位“傻”场长却因为未完工的间伐林错过了赴约的时间，那女人觉得自己在毛世平的眼里，还没有几根木头重要，只好几声赞叹、几声埋怨地放下了这个念头。毛世平忙完了公事，心中一阵空虚。他好后悔，对着大山深处怆然地吆喝起来，那声浪带着他所有的爱，在林海中翻腾一阵子，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当然，他更不是不懂得孝，他只是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完成那份孝心。的确，自从他上山办林场那天起，他就很少回过家。就连他母亲垂暮之年，也未能去服侍几天。1976年冬，兄弟几次捎信：“母亲病危。”他想插翅飞回家里，可是，刚到半路，又因林场的一件急事被人请回山里，他想半夜赶回家中，却又因为一个场员得了急病，他只好将他先送进医院。就因为这种阴差阳错，当他赶到家里，家里已设好了灵堂。他扑倒在母亲的棺木前，眼泪像家乡那清泉汩汩直冒。
他回到山里，经常面对母亲坟地方向发呆，也经常面对林子莫名其妙地吆喝，那声浪充满了内疚、充满了惭愧，好像在问苍天、问大地、问山林、也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不就为了这片林子吗？就在他那吆喝声中，昔日三眼炮那不毛之地，变成了莽莽林海，一个绿色之梦已悄悄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的吆喝声中，一万亩林子已变成了家乡的绿色银行，小小的乡办林场已载入了林业建设史册。但是，也就在他的吆喝声中，当年毛世平的满头青丝已变成华发，高大挺直的身板已渐渐弯下腰去。他真的老了。不过应该看到，三眼炮年轻了，那碧波簇拥、绿荫如黛的林海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人生的延续、青春的延续。亲爱的朋友，也许在我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毛世平又在那林海中吆喝。无论那是喜的吆喝，还是悲的吆喝；无论那是甜的吆喝，还是酸的吆喝，都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对绿色的呼唤。如果这种吆喝不只是毛世平，而是千人、万人，整个沅陵、整个湖南、整个中国，那排山倒海的绿色吆喝一定会迎来更加壮丽的绿色世界。
爱河，流淌着一支歌
本来不想提起她的丈夫，但又不得不提起她的丈夫。因为她心中那条流淌的爱河，是碰到丈夫石头般的心，才打了一个拐，转了几道弯，弯得如此哭哭笑笑的。
1980年10月，为了满足当时正在通道某地工作的丈夫感情需要，她告别了父母，告别了故乡，告别了和她母女般情深的饶河学生，从万里之遥的乌苏里江畔来到了湘西南的侗乡--通道民族中学。
一间陋室，满眼陌生，唯一使她感到欣慰的是离丈夫近了。谁知她的丈夫并不希望她做一名优秀老师，而是一个“贤妻良母”。
她为难了。她多次想学着迎合丈夫，可是，性格生就了，想学也学不会。不久，他们的爱河中刮来了世俗的狂风，丈夫以她不会生孩子为由，拆掉了爱的小桥。
唯一的情感依托失去了，汤坚贞再也坚贞不起来了。她倾听着风雨桥头的风雨声，侗寨鼓楼的琵琶声，好像到处都在诉说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她恨丈夫武断，也恨自己冒失。她后悔不该让心中的爱河流进侗乡这块贫瘠的土地。她想爸爸、妈妈，想那白雪飘飘的故土和那些纯得雪花一样的饶河学生：“汤老师，您还回来吗？”“汤老师，别把我们忘了。”“汤老师……”
“回去，回饶河去，那里才有亲人，那里才有事业。”然而，她的决心是那样的脆弱，她的眼睛碰到了趴在窗口关注她的眼睛。那是侗家孩子的眼睛，小小的、圆圆的、黑黑的，充满了疑问，充满了爱心：“汤老师，您怎么啦？”“汤老师，您不喜欢我们吗？”
是呀，饶河的学生需要她，侗乡的孩子更需要她，有多少干渴的心田等待着她去浇灌呀。校方知道她很寂寞，让她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虽说这是一个最闹的班，但对于她，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也许就因为她孤身一人，也许就因为她已失去了一切，她心中的那条爱河已无法分出支流。于是，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侗乡孩子的身上。他们上课在一起，下课在一起，白天在一起，晚上也在一起。一方是东北话，一方是侗乡语，尽管她的教学因语言的障碍带来了一些困难，他们的感情却很快交融在一起。说也奇怪，这群全校最闹的学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乖孩子，她心头的创伤也在孩子们的笑声中渐渐愈合。
学生们怕她孤独，经常结伴来汤老师家做客，汤老师想知道他们的困难，经常去乡下家访。吊脚楼里留下了她的话语，凉亭鼓楼掠过了她的身影，风雨桥上印满了她足迹，石板路上洒落了她的汗水。她领略了糍粑的黏绵、泡茶的清香和米酒的甘甜，也看到了侗乡的落后、阿妈的辛酸和侗族孩子上学的困难，她没想到自己的班上居然还有五个缺父少母的学生。她看着那双不分四季的黄军鞋，看着那不分冬夏的家布衣，听着那生怕失学的抽泣声，她的心顿时被古老的侗笛吹得冰凉冰凉，被那古老的侗乡琵琶拨得又酸又麻。她深深地懂得，没有父母的滋味和没有丈夫的滋味同样苦涩。他们需要爱，需要妈妈那样的爱，和她需要儿女的情爱一样。
此后，学生们病了，她给他们买药；天气凉了，她给他们洗衣裤；学生们生日，她亲手为他们点燃蜡烛。为了让这位没有父母的同学感情上能够承受，她假借学校的名义每月给他五十元助学金，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这慈母般的情爱就是汤老师给他的。记得有一次，小禹同学忽然得了重病，她带着几个班干部冒雨将小禹送进医院。医生以为她是患者的妈妈，通知说：“病毒性肺炎，请做好思想准备。”她望着小禹苍白的脸，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医生，她还年轻，不该是那样的。求求您，不论多少钱，我给您下跪了。”小禹出院那天，约了几个同学来谢汤老师，谁知一位同学却躲在一旁哭了起来，老师越问她哭得越厉害，逗得大家都哭了起来。事后老师才明白，她是想不得汤老师的处境，看不得她一天天消瘦的脸。
的确，她有病，而且是身患“顽症”。医生早就要她进行切除手术，可是她怕耽误刚刚走上正道的学生，一拖再拖……
终于，她倒下了，倒在一条泪河里，倒在一条爱河里。昏迷中，她依稀看到了流着老泪的爸爸和妈妈。醒来时，她看见了学生们送来的慰问信，还有罐头、糕点、山花、野果。有些冒失鬼还将侗乡的腌鱼、腌肉、粽粑也送来了。虽然此刻她什么也不能吃，她却愿意享用这纯真的情爱。
班主任病了，学生的精神支柱跨了，成天像丢了魂似的。一天汤老师从医院寄来一封信，学生们像吃了兴奋剂。聪明的班长从这一现象中得到了启示，他每天自编一封汤老师的来信安慰大家：“同学们，老师的病比昨天好一些了。”“老师的病比昨天又好一些了。”“老师今天可以吃东西了。”简直不可思议，这一封封假信居然成为这个失去班主任班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汤老师在学生心中的支柱，这就是爱心的力量。
就因为她这颗爱心，她所教过的每个班级都被公认为“优秀班级”，各科成绩和升学率总是在全校名列前茅。就因为她这颗爱心，多少没有条件读书的孩子走进学校，多少失足的学生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如今，她所带的高三毕业班又以平均4892分的优异成绩毕业了，这对于一个边远侗乡的民族中学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可是，越是这样学生们越离不开她，越是临近毕业，学生们越是怕失去她。于是，学生们总缠着她再去看看鼓楼、风雨桥，再去看看弯弯的石板路和古老的寨门，再去看看清清的小河以及河边那座浅浅的树林。或是唱一首歌、跳一段舞，或是静静地追忆一段用泪水和笑声编织的往事。他们知道，汤老师已是第三次允诺于自己的父亲了：“等这届学生毕业了，女儿就回来。”“等这届学生毕业了，女儿就回来……”她不能再让80多岁的老父亲失望了。
说实话，汤老师从来就没有打消过回北方的念头。她似乎又一次听到了父亲的呼唤，听到了父亲夜半更深时的喘息。可是，与此同时，她又想起了天天给她送热馒头的师母，天天给她唱白雪飘飘的女老师，给她做饭做菜的伙伴们，给她送侗锦的县委领导和侗家的阿爸阿妈，还有写假信的班长和纯净如玉的孩子们。
十年了，她失去了多少爱，又捡起了多少爱，奉献了多少爱，迎回了多少爱。离去是为了爱，留下也是为了爱。她不知怎样冲出这情感的网络。因为，她的周围总翻滚着一条爱的小河，小河中总流淌着一支爱的恋歌。
春樵回来了
“春樵回来了。”这声浪不是呼喊，不是喧啸，只是一种感应，在蔡家岗人的心里回旋了十个年头，至今也不曾消失。因为没有人想到，春樵从这片黄土地走了出去，还会重新回到这片黄土地；春樵从这道山梁走向都市，还会再度走向这道山梁。
说起刘春樵，也许好些人都把这个名字淡忘了。但是，只要有人踏上蔡家岗的土地，马上就会感觉到，这里的每一条小路都印满了他的足迹；每一座山峦都闪烁着他的身影；每一排浪花都涌动他的心血；每一株稻穗都结满了他金黄的汗滴。他曾经和姐妹兄弟们用锄头、钢钎挖出了一个崭新的蔡家岗，也曾经和父老乡亲们将昔日的不毛之地改造成举世闻名的粮仓。他用自己的心血染红了一本本荣誉证书，用自己的汗水涂亮了一枚枚勋章。“全军特等功臣”、“荆江分洪特等劳模”、“优秀共产党员”，就连毛主席和周总理亲笔题词的纪念碑上也闪亮着他的名字。
就因为他的贡献，就因为他对党的赤胆忠心，他先后担任过乡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出席了党的九次、十次、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连续三次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或中央委员。可是，就在他步入人生最辉煌的阶段时，他也步入了自己生命的秋天，加上他身患多种疾病，他不得不于1983年离职休养了。照理说，像他这样的功臣，这样的职位，他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住在省委大院里，报答一次妻子对他的操劳，满足一次孙子对他的期盼，度过自己安乐的晚年。然而他忘不了和他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忘不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土地，那里有他挥过的牛鞭，有他杠过的犁耙，有他舞过的铁锤、钢钎、锄头，有他弯弯的小路、清清的建河，以及打湿过他头发的春雨、夏露、秋霜、冬雪。他要把自己的余晖汇入故乡的彩霞之中，要把自己的余热融入故乡的建设热潮。
“春樵回来了。”依然是那双胶鞋，那件黄军衣。
“春樵回来了。”照样是那顶旧草帽，那把用了廿多年的刮胡刀。
“春樵回来了。”还是那口常德话、地方音，还是喜欢听别人叫他“老伙计”、“刘伯伯”、“春樵哥”……
从此，春樵的那座小院成了蔡家岗的招待所、老龄办、信息库、联络点。哪家小两口扯了皮会来找他，哪家小孩上学遇到麻烦会来找他，哪家缺农药、少化肥会来找他，就是有人生病需要住院也来找他，因为“老伙计”有面子，“刘伯伯”熟人多，“春樵哥”肯帮忙。虽说他老伴有点心疼，乡领导有些过意不去，经常要乡亲们少麻烦点他，然而蔡家岗只有这棵大树，只有这座靠山，有些事只有找他才能解决呀。何况春樵又忙得情愿，累得心甘。这种要他帮忙的事也越来越多，不说别的，十年来，他亲自送人进医院就有一百多次。可是，这种“优惠”对他的亲戚却很难碰到一次。
他的亲戚和他妻子的亲戚组成了蔡家岗的两大家庭，算起来只怕有一百多人。自然，要他给小孩安排工作之类的要求也就多了。如果他想这样做也不过是举手之劳，然而他没有这样，他觉得自己是为全乡人民回来的，不是单为家庭而来的，如果有了先例，所有的亲属都会来找他，蔡家岗的企业岂不成了刘家企业。就连他亲姐姐的六个小孩也没有得到特别待遇。
春樵回来了。乡里的领导当然很尊重他，重要的事情都找他汇报、跟他商量。可是他从不倚老卖老，居功自傲。他知道一个人的脚步很难踏出康庄大道，一个人的智慧很难形成大策，蔡家岗今天的事业是几代人的奋斗结果，他不在这里的时候，蔡家岗不也在日新月异吗？他生怕自己的言语代替了党委的共识，生怕习惯的思维干扰了年轻人的意识，生怕一次武断影响了蔡家岗的发展，每每这个时候，他都非常谨慎、冷静，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老党员的位置上。他懂得，生命的太阳每天都应该是新的，生命的太阳，只有冉冉上升的时候才更火热、更辉煌。
春樵回来了。他不想超越年轻人的步伐，但绝对想加快故乡的发展速度。他亲眼看到家乡人民在丰收的季节里，还捧着过去的饭碗；他亲口尝过家乡的甘蔗，不可能甜透90年代农民的心；他知道田里的草堆垒不起农村的经济大厦，稻草扎起的围墙经不起经济大潮的冲击。他们得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土地，他们不能让脚下的土地世世代代只会长黄豆、玉米、稻谷，它还应该长出金、长出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