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敌人进攻你的办法就是你去进攻他，不停地向他进攻。
乔治·小史密斯·巴顿，美国上将。190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和陆军军事学院（1932）。1916年以约翰·潘兴将军副官的身份参加美军对墨西哥的干涉。
巴顿较早在美军中研究坦克，曾参加美国第一支坦克兵团的组建，历任装甲坦克旅旅长、师长、军长。二战期间，盟军攻打北非，他任战役集群司令，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占领法属摩洛哥。后任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参加了西西里岛战役。诺曼底登陆时，他任美国第3集团军司令，率部快速出击，穿过法国突入德国本土，是美军中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部队。
德国投降后，巴顿任巴伐利亚军事首脑和第15集团军司令。1945年12月死于车祸。
北非
1942年10月29日
我请奥古斯塔号舰舰长戈登·哈钦斯把这封信发送回家。等这封信到家时，一切情况都将登载在报纸上。我们在24日上午8时10分离开了诺福克港。出港行动很顺利，井井有条，毫无差错，很有效率。我们的舰船成纵列一艘接着一艘地通过了雷场，开出了波涛汹涌的海峡。在海峡里，我们进行了编队，以五个纵列的队形向前开进，由奥古斯塔舰打头。
11月2日
这里的饭菜之佳，是我从未吃过的。我担心我会发胖的。每天早上我都进行大运动量的锻炼，包括作单杠引体向上和跑完我们船舱的480级舷梯（四分之一英里）。当我们进入战斗岗位时，就扎上橡皮救生带，戴上钢盔。我的战斗岗位就在我的住舱，因此用不着匆匆忙忙。然后我走上司令舰桥，等候第一道日光照到舰桥上，我刚把《古兰经》读完——这是一本很好的也是很有趣的书，接着就去吃早饭。
我刚给全体官兵发布了一项简短的作战命令。要采取开足马力战略，这就是，在行动路线和方法上，一经决定便坚持到底。但是在战术上不能开足马力，应该攻其弱点。应该牵住他们的鼻子，狠踢它们的裤裆。
11月6日
再过40个小时，’我们就要打响了。情报很少，我们将在紧急情况下作出最迅速的决定。但是我相信，责任越大，思路也就越开阔，在上帝的保佑下，我能够作出决定，而且能作出正确的决定。我的一生似乎都凝聚到这一刻。在完成了这次任务后，我觉得，上帝将把我推向命运的下一级阶梯上。如果我尽到我最大的职责，其余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11月8日
昨天晚上，我衣服也没脱，10时30分就上床睡觉了，可就是睡不着。夜里2时，我走上甲板，看见费达拉和卡萨布兰卡灯火辉煌，岸上其他地方灯光闪烁。大海象死亡一般的寂静一一没有海浪。上帝保佑我们。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我们从早上8时开始一直在进行海战。7时15分，敌人从卡萨布兰卡开出了6艘驱逐舰，两艘已经中弹起火。所有位于射程之内的我方军舰都向它们开火，它们退进了港口。马萨诸塞号舰向让巴特号舰炮击了大约30分钟。8时我想上岸，我的小艇拴在吊艇柱上，艇里放着所有物品，包括我的手枪在内。我派了一名传令兵去把这些东西取回来，这时候，敌人从卡萨布兰卡开出来一艘轻型巡洋舰和两艘大型驱逐舰，拼命地炮击海岸和海滩，企图摧毁我们的登陆艇。奥古斯塔号开足了马力，以20节的速度前进，并开始开炮。敌人第一发炮弹便把我们的登陆艇炸得粉碎，除了我的手枪以外，其他的东西全完了。8时30分左右，敌人的轰炸机对我们的登陆舰艇进行攻击，奥古斯塔号驶去保护。然后，我们重新开始同法国军舰作战，激战约3个、时，当我正在主甲板的时候，一发炮弹落在离我非常近的地方，贱了我一身水。后来，我在司令舰桥上站着，有一发炮弹打得还要近，但是我位置很高，海水已经溅不湿我的衣服了。海上一片烟雾，敌人很会利用烟雾。我刚刚能看见他们，看到我们炮弹的爆炸。我们的军舰拚命地开炮，不断地以之字形行驶或拐着大弯，以便阻止敌舰接近我方潜艇。
休伊特海军上将的参谋长霍尔海军上将、我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大西洋舰队两栖登陆部队司令部的约翰逊上校和伊利上校，我的副官詹森和斯蒂勒、米克斯中士和我一道，在12时42分开始登岸。当我们的小艇离舰时，水兵们靠在舷栏旁，向我们欢呼。我们在13时20分登上滩头，被海浪打得透湿。前头还有很多仗要打，但是我没有子弹。
哈蒙在拂晓前拿下了萨非，不过，我们到中午才得到这个消息。
到中午，安德森已经占领河谷和高地，俘虏了德国停战委员会的八个人。他们直到6点才听到登陆的消息，因此，这次进攻使他们完全措手不及。
在我们还在华盛顿的时候，w·H·威尔伯上校就自告奋勇地要到卡萨布兰卡去要敌人投降。他随第一波登陆部队上了岸，在黑暗中打着白旗开着车前往卡萨布兰卡。他路上遭到敌军好几次射击，但是到了卡萨布兰卡，法国人很好地招待了他，尽管他们拒绝投降。
11月11日
我决定今天使用第3师和一个坦克营向卡萨布兰卡发动进攻。这是个棘手的决定，因为特拉斯科特和哈蒙打得都很艰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主动。接着，霍尔海军上将上了岸，来安排海军舰炮和空军支援问题，并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特拉斯科特占领了利奥特港机场，缴获了停在机场上的42架P一40型飞机。哈蒙正向卡萨布兰卡推进。
安德森想在拂晓时发动攻击，但是我决定在7时30分，因为我不想在黑暗中发生误会。今天早上4时30分，一名法国军官来说，拉巴特的法军部队已经停火。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想取消这次进攻，但是，我说必须继续进攻。我记起1918年我们军队过早地停止进攻的教训。我把这位法国军官派到卡萨布兰卡去告诉卡萨布兰卡守军司令米什利亚海军上将，如果他不想被消灭的话，最好马上放下武器，因为我将要发动进攻一一我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发动进攻。我接着派人告诉休伊特海军上将，如果法军在最后一刻放下了武器，我将在电台发出“停火”的信号。这时是5时30分。6时40分，敌人放下了武器。敌人放下武器正是时候，因为我们的轰炸机已经飞抵目标上空，战舰已进入发射阵位。我命令安德森开进城，如果有人阻止他进城，就发动进攻。没有人阻止他，但是从7时30分到11时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刻。
2时，米什利亚将军和诺盖将军前来谈判投降的条件。我以致词祝贺法军的勇敢精神开场，并以香槟酒干杯而结束。我还让他们检阅了仪仗队一一当一个人已经落水的时候，再去踢他是没有用处的。
诺盖将军和我将在一、二天内去拜见摩洛哥国王。
司令官及参谋部拜会诺盖将军及摩洛哥国王于西部特遣部队司令部。
1942年11月16日
我们在9时45分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前往拉巴特。卡萨布兰卡是个集好莱坞和《圣经》于一身的城市。经过费达拉后的地形是我所见过的最便于坦克作战的地形，平坦无际，略有起伏，不时分布着一些可作步兵据点的石砌农场。但是在105毫米的坦克炮面前，这些据点将毫无用处。
总的说来，这个地区与夏威夷的科纳沿海很相似。树种差不多，海是同样的蔚兰。我们从一群群的牛羊旁边走过，这些牛羊都不知是什么种。所有的公路桥和铁路桥全都由一种名叫“古恩斯”（至少这是译音）的摩洛哥非正规部队守卫着。他们穿着一种黑白条相问的浴衣，头上扎着头巾——那头巾在几年前也许是白色的，装备着古老的步枪和刺刀。
一过费达拉，沿途不时可以看见被摧毁的卡车和马车。这是海、空军部队的威力。到达拉巴特后，哈蒙将军给我派来了一支由侦察车和坦克组成的卫队。但是，我觉得带着这么一支大部队到诺盖将军官邸去会使人觉得我在摆威风，因此，我让他们回去了。
到达总督府后，我们受到摩洛哥一个骑兵营的迎接，但他们当中只有军官骑着马。迎接我们的还有总督卫队，他们都是摩洛哥人，穿着白色的军装，扎着红色的皮武装带。扎在腹部的横腰带上挂着手枪和子弹盒。
这两支警卫部队都很雄壮威武，每支卫队都有其自己的军乐队，其乐器主要有法国号、鼓，一把大铜伞，四圈栓着铜铃，一边奏乐一边不停地旋转，发出叮呤叮呤的响声。
我们检阅了这两支卫队，向指挥卫队的法国军官夸奖了队伍的整齐雄壮。他们的装束在1914年说来的确是威武雄壮‘。我想，只要让打发回去的那支护送我的卫队中的一辆轻型坦克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立正站在我面前的华丽而整齐的玩偶一扫而光，这真是可悲之极。
总督府是一幢大理石的非常漂亮的房子，采用阿尔汉布拉宫殿样式，是利奥特元帅建造的。我心里想，难怪诺盖将军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呢。他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们谈了大约20分钟，然后就该去王宫了。
王宫的前院一定有好几公顷的面积，四周为高达20英尺左右的宫墙所环绕。据说它是在1300年建造的。尽管这座王宫无疑很古老的，但我对这种说法极为怀疑。
我们穿过宫墙，走了大约半英里，两旁建有许多当地样式的棚屋。显然，这些棚屋里住的都是国王的家臣、随从以及他们的数量众多的家属。王宫本身是一幢巨大的三层楼白色建筑，属摩尔人的建筑样式。中间开着一扇巨大的宫门，只能开进一辆汽车。
宫墙内的院子里集合着一支由黑人士兵组成的王宫卫队，上穿红上衣，下套红裙子，脚蹬白色高筒靴，手持步枪。我想，其数量恐怕至少也有400人。
我们下了马，乐队奏起了军乐，有洋鼓、钹钗、号角和铜伞，好不热闹。
宫门的左边插着绿色的伊斯兰教旗。旗是用绿色的天鹅绒做的，四周镶着金黄色的饰边，中间写着一些阿拉伯字。穿过第二道门，我们走进了“《旧约全书》”——这是个院子，四周站满了穿着白色的如《圣经》中所说的那种装束的男子。这时大朝臣走过来迎接我们，或许我想他是大朝臣罢。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袍子，扎着头巾，头巾底下衬有绣着金线的丝巾。他一口金牙——我从没有看见过谁的牙齿上贴有这么多金子。他对我们说，国王非常高兴接见我们。从他们所作的准备来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登上了三截阶梯，到了尽头之后，我们的引路人脱下了他的鞋子。接着，我们走进了一间长长的大厅，大厅的左边站着12位使徒和一些候补人员，大厅的右边摆着许多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式的镶金椅子。
地板上铺着地毯，我从没有看见过这么厚和这么美丽的地毯。大厅的尽头是一个高台，上面坐着国王。他是个很英俊的青年，身体纤弱。从他的脸色看，他是个很敏感的人。
在你一走进大厅的时候，你必须停下来，向国王鞠躬行大礼。走到大厅的中间，你必须再次向国王行一次大礼。然后你走到高台的跟前，第三次向他鞠躬行大礼。国王站起身，握了握诺盖将军和我的手，然后我们全都就坐。
国王法文虽然很好，但他却不用法文而用阿拉伯语说话。他让大朝臣用法语对我说。他很高兴见到我。然后，我通过两个翻译向他表示，我对他的人民、法国人民和我国人民的重新团结感到很高兴，并向他保证，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同他的人民和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他虽然可以听懂每句法语，但他的尊严不允许他承认自己懂外国话，他必须等到这些法语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看到这一情况，我感到很滑稽。
在开场白结束后，他对我说，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了伊斯兰国家，因此他希望美国军队能够适当地尊重伊斯兰教俗。我告诉他说，早在我们离开美国之前，我们就用严历的语言发布了这样的命令，我们将强制施行命令。我进一步声明说，由于所有的军队——其中包括美国军队在内，都会有一些愚蠢的家伙，因此，我希望他能把个别士兵违犯伊斯兰教规的事情告诉我们。他回答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他会通过诺盖将军告诉我的。
最后，我赞美了他的美丽的国土、遵纪守法的臣民和漂亮的城市。然后，我们站起身，他走下王位，同我们握手，邀请我星期三前去喝茶，庆祝他登基周年纪念庆典。原预定我在星期三来晋见国王，但是我已经对诺盖将军说过，由于我代表着美国总统和盟军总司令，因此，那天晋见他不合适。但他对我提出这个邀请清楚地表明，他很尊重我的地位。
谈话结束后，我们会见了12位使徒以及他们的候补人员，总共16个人。他们是摩洛哥各省市的帕夏。很显然，帕夏是一种终生职务。岁数大的帕夏有92岁；年纪轻的那位我想大概也有70岁左右。他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袍子，穿着鞋，但没有穿袜子。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人，习惯于到处发号施令。
然后，我们离开王宫，再次受到红色禁卫军的致敬。我们前往诺盖将军的官邸。诺盖夫人和她的侄女在总督府为我们举行了规模最盛大的、，味道最鲜美的午宴。诺盖将军特地对我说，在德国占领期间，没有任何德国人占用过他的房子，也没有任何德国人来他这里吃过饭。
于卡萨布兰卡
1943年1月1日
今天凌晨，我们首次遭到空袭。3时15分左右，第一批有三颗炸弹爆炸，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我在房间的中央点上蜡烛，拉上窗帘，穿上一些衣服，五分钟后上了房顶。
天空中布满了乌云，大约只有2500英尺高，又是刮风又是下雨，我们所有的探照灯都开动了一几乎有乔治的年龄那么多——光柱在乌云上刺成一个个洞。
这时候，高射机枪密集地开起火来，弹道象荧火虫似地满天乱飞。这样持续了大约5分钟，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闪光，从闪光中射出了象章鱼触手似的长长的火光，触手的尽头是个灯泡似的爆炸。明亮的火光持续了大约20分钟，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清晰地听见了飞机的声音和密集的高射火器的声音，这是一种不用目视而靠仪器操纵发射的火器。
炮声继续着，不一会儿，从我们房子的背后飞过来一架大型的四引擎轰炸机，它马上陷入了两架探照灯的光柱中。它刚一被罩住，附近所有的高射炮显然都向它开了火在曳光弹的映照下，我们可以看见这架飞机的外廓，它的四周全被高爆炮弹的白色爆炸烟云所包围。白色的烟团很快又变成了黑色的小烟团。这架轰炸机的高度不到2000英尺，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没有被击中，从炮火中穿了过去，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尽管有些人认为它被击中了。
我们可以听见别的飞机在云层上面飞行的声音，不时还可以听见炸弹爆炸的声音。有一次，我们听见一块炮弹片呼啸着往下掉，但是我们的房子显然不在回落的弹道上。这时候，我把一些军官派到各处去了解情况，他们不断地打电话来。就我们的防务来说，它运转得很好，因此我们除了担心之外，别无他事可做。
大约5时差一刻左右，我们见另一架轰炸机从我们的背后飞过来。这又是一架四引擎的家伙，它比头一架飞得还要低，并再次被曳光弹和高爆炸弹所包围。我可以肯定，这架飞机至少被击中了两次，然后朝欧洲方向消失了。
这架飞机刚刚飞过去，我们便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它掉在位于我们右侧大约半英里远的一个高射炮连附近。我的副官A·L·斯蒂勒中尉前去了解它爆炸的确切地点以及它所造成的破坏，结果没有人被击中。
接着，战斗平静了下来，我决定上床睡觉，因为空袭显然已经结束了。大约在5时30分，炮声又响了起来，由于我穿着外衣睡觉所以又回到房顶上，有好几处发生了爆炸，我们的高炮和舰炮都在发射密集的火力。这景象比所能想像的最盛大的7月4日游行还要壮观。
这时候，一架轰炸机在大约四千英尺的高空被我们正前方几根探照灯柱所罩住，当时乌云已经消散了。高射炮火不断地在它的四周爆炸，但是它突然把高度下降到二干英尺所有的高射炮又都朝它开火。然而，它溜了出去，继续飞了大约3英里远，栽了个趔趄，几乎掉到海面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两个引擎正冒着浓浓的黑烟，我相信，它一定是个死鸭子了。但是它却没有栽进海里，而消失在一片烟雾之中。
天一亮，我便前去察看挨炸的地方，同士兵们交谈。他们非常镇静。一个同我谈过话的士兵曾呆在离弹着点50英尺远的地方。他对我说，这颗炸弹没有炸着他们，但掀起的泥巴和石块使他们擦破了点皮。
这些弹坑平均有一间卧室大小，弹坑里有许多弹片，我们把这些弹片搜集了起来，以便算一算到底有多少块。这样，我们很幸运地了解到这颗炸弹是什么型号，用的是什么引信。
虽然敌机仍了不少炸弹，但没有一个人被炸死，只有很少几个人受伤。阿拉伯人则不那么走运。落在附近镇子里的一颗炸弹炸死了比我的岁数还要多的阿拉伯人，还炸伤了许多人。我给帕夏写了一封慰问信，这也许可以给他一点安慰，但无法使那些阿拉伯人死而复生。
10点钟左右，我召集全体飞行员和高炮部队军官开会，讨论了防空计划，并对计划作了必要的修改。我们一致认为，一切进行得都很满意，但还需要作一些调整。我们现在已经调整好了。物质上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些飞机似乎专门找空地和马路中间扔炸弹，没有一颗炸弹扔在码头上。
当最后一架轰炸机飞越我们房子的上空时，乔治·米克斯说道：先生，我如果带着我的马鞍的话，我可以把马鞍扔到飞机上，再骑在它的身上。
（陈锋李福崇译）
西西里战役杂闻
西西里战役已过去不少时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有关这次战役的一些趣闻以及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了。
我要告诉你的第一件事是交通运输方面的。那时，有一艘登陆艇的吊杆断了，这艘登陆艇砸进了我的舷窗。有一阵子，我们还以为一个炸弹掉了进来。由于我们都穿着衣服睡觉，因此很快都上了甲板。我们看到整个海岸一片火光，有些地方看上去像是野火烧山，另一些地方像一条火线。在那火光熊熊的海滩上，不时突然闪烁起探照灯的亮光，并向海面扫射着。这很有趣，因为探照灯把甲板照得雪亮，借着它的光亮，我们甚至可以读书看报，但敌人显然从岸上看不见我们。我想，这大概同大火的映照及其产生的气浪有关。
每当探照灯光扫射过来时，我们的驱逐舰和巡逻艇发射的无数的曳光弹就一窝蜂地飞过去，就好象是蜜蜂回巢似的。于是个探照灯马上就熄灭了。
我们发现，沿海的大火是由我们的高爆炸弹击中了麦田引起的。对西西里人来说幸运的是，麦子已经收割了，但麦桔还留在地里，燃烧的就是这些麦桔。
如果可能进行比较的话，西西里南部的人是西西里人中最脏的。有过这样的事，他们同死人在一间屋子里住好几天也不管，其原因是他们太懒了，不想把死人搬出去。然而，当我们用炮弹坑掩埋这些尸体时，他们还很生气，说不能把死人竖着埋，应该平躺着埋。我们给他们以机会，“允许”老百姓去挖坑。
在我们住的那幢房子的后院，我有一次数到过8个孩子。11头羊、3条狗和一大群鸡鸭和一匹马，都在院子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这些牲畜没有一个像快要死去的样子。我推想，吃西西里番茄酱长大的人是有免疫力的。西西里人制作番茄酱的方法是，把番茄弄到一起——其中许多还没有成熟——用拳头把番茄挤压在旧席子上、纸上、门板上，或其它东西上。你们把这些血糊糊的东西放在那里好几天，然后把它们装在盘子里，通常是放在人行道上，把它晒干。由于街道从不清扫，因此番茄酱上落了无数尘土。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拌空心面吃。
在德国人的指导下，意大利人在建造碉堡方面非常聪明。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聪明得过头了，因为他们用草或树枝来伪装碉堡，而我们一发射燃烧弹便把它们点燃了。
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费尽心机地在碉堡外面建造拉毛水泥房子。为了使碉堡能作战，他们只要把墙一踢，碉堡便露出来了。尽管他们建造了无数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几乎用不着去摧毁它们。仅一个营一天便攻占了39个这样的碉堡。
在杰拉的时候，由于没有水和其他原因，我们决定喝香槟酒。我们弄来了一箱，这看起来不少，可是由于来往的军人太多，只两天时间便喝光了。有必要再弄些香槟来。为此，必须通过主教的干预把香槟酒商人弄出监狱，这人是个非法酿酒商。我们把他放了出来，使他有足够长的时间卖酒给我们，然后他又得返回到监狱里去。
阿格里真托是希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后来发现，它也是迦太基最占老的城市之一。在阿格里真托，有三座非常美丽的希腊庙宇…一座朱诺庙，一座康科迪娅庙，另一座是海格立斯庙。这些庙宇之间还有一条圣道相连，两旁是用炸下的炮石彻就的，现在全都被偷光了。
这个城市的市长领着我去参观这三个庙宇，而且他正好是个建筑学家。当我们来到海格立斯庙——三个庙宇中最大的一座，也是最破烂的一座——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被地震毁坏的。他说道：“不是，是另一场战争中发生的一场不幸的事故。”我又问是哪一场战争，他说，这座庙宇是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毁坏的。
迦太基人在公元前420年出现在阿格里真托一事很有意思，因为它说明全球战争并不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当时，迦太基人表面上与“大皇帝”泽克西斯一世结盟，实际上是称臣。当时泽克西斯一世正计划越过赫勒斯傍德向希腊发动进攻。为了防止希腊人从西那库斯和意大利踵部各个城市派部队增援其母国，泽克西斯命令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和意大利踵部登陆，目的是牵制驻扎在殖民地的希腊军队。
进行这次作战需要大量的必不可少的参谋和补给工作。考虑到一个信使从撒丁到迦太基走一趟也许要一年的时间。即使使用我们当代的瞬时通信工具．也很难保证制订出完善的计划。在阿格里真托和西边的一些地点登陆的迦太基军队多达30万人，花了5年时间才抵达西那库斯，并且在那里遭到彻底失败，全军覆没。
在一个名叫塞杰斯塔的小交叉路口，H·加菲将军和我看到了最美丽的希腊庙宇和剧场。除了庙宇的屋顶已不复存在外．这座庙宇保存得非常好，很少有什么破损之处。希腊人是在公元前470年即大约2，500年前的时候便被赶出了西西里这一地区．同此，这座庙宇建造的时间一定还要早。
这座庙宇有一处相当奇怪的地方。它的那些柱子不是像通常的柱子那样是由整块的或者由两块或三块石柱组成的，而是由许多块小石块彻起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500年之后，在两块石头之间，甚至用刀也撬不进去。
在我还是8岁左右的时候，一个名叫布利斯先生的牧师告诉过我，在他游览巴特农神殿的时候，他把帽子放在阶梯的一头，再起到阶梯的另一头，然后往回望，望不见他的丝帽顶，这表明，为了得到理想的直线。希腊庙宇的直线实际上是曲线。加菲和我在塞杰斯塔用两个钢盔同样试了试，一端放一顶，由于阶梯的曲线，我们也看不见它们。
这个剧院大约有2，000个座位，建在一个很高的山丘上，这样，观众除了可以观赏演员表演外，还可以望到眼前的一片海滩。很显然，建造这个剧院的希腊人是住在位于这座剧院后面的一个村子里的。但由于古希腊人不可避免地进行相互残杀，这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只能追寻到他们居住过的一些迹象：从所有散布在山上的石头上，可以看出它们经过雕凿加工的痕迹。谈到相互钱杀的问题，我看到很多书上都说，比萨是用从迦太基运来的石头建造的。
我对西那库斯城及其港口特别感兴趣，因为在这个地方进行过的两栖登陆作战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我朝海面眺望，似乎可以看到希腊人的三层快速战舰，罗马人的单层大舰船，汪达尔人，阿拉伯人，十字军远征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军舰，他们一仅略加列举——都曾成功地攻占过或企图攻占这个港口。
在我们刚到西西里的时候——撒丁和科西嘉同样如此一一我们对沿海分布着那么多小城镇感到十分吃惊。这些城镇显然是在1500—1600年时受热那亚的影响建造的。建造的程序是，某人选中了一个好地方，建起了一座塔，然后他跑到政府那里提出，如果政府出钱，他将保卫这座塔，通常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来保卫。他得到的钱很多一一用我们现在的钱来说，每年大约有50美元。很显然，这些塔最初是由他们而不是由阿拉伯海盗建造的。
另外一个非常特殊之处是——特别是西西里，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象帽子似地围着那些陡峭的峰顶建房。走近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建在这些IJJ峰上的最高的建筑物是一座诺曼的废墟。
诺曼人于900—970年间占领了西西里，当时每个诺曼绅士都在他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山顶上为自己建造一座宝塔——这就是其中大多数塔的来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财富的增加，他的士兵的后代和当地居民都到城堡来寻求保护，这些城堡因而逐步扩展起来了。
巴勒莫的王宫便是这么建造起来的。它建在一个火山口上，有两条小溪上环绕四周，在小溪上，阿拉伯人造起了一个名叫“克萨”的城堡。这个火山口大部分已经风化了，但仍然还存在。阿拉伯人在公元700年前后建造的克萨城堡现在仍然是这座王宫中心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这座宫殿风化得过于厉害了，人们只有从它的地基和内墙才可以看出这个最古老的建筑物。
在旧王宫的地基上，我们发现了诺曼人的国库，它是由建在岩石上的两间石屋构成的，一间屋子完全套在另一间屋子的中间，要进入里面的那间屋子，必须要打开两道门，穿过一条的小小走廊，这两道门建得很巧妙，在打开外面那扇门进入走廊时，里屋的门便自动关上；当里屋的门打开时，外屋的门也会自动关上，里屋有一个坑，大约10英尺深，20英尺见方，底部是一整块坚硬的岩石。在这块岩石的上面堆放着大量的珍宝，如花瓶、盘子之类的东西。
在这个房间的四个角落上有四个巨大的酒坛，这些坛子吊在天花板上。这样，哨兵从一个门走下去的时候，便可以看到有没有人触动这些坛子的底部，而钱就装在这些坛子里。
在我们攻击这些城堡或从这些城堡旁边绕过时，我的脑海里似乎可以想象出一小群一小群的骑士和武士，占领了这些据点，统治着他们从那时所知道的世界。但如果与我们今天隆隆开进的大炮、坦克和步兵相比，他们在数量和装备上是多么不堪一击啊！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使那些古代的骑士和气味难闻的牲口能够看得懂并且会受到他们嘲笑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临时凑起来的骑兵部队。为了开进到我们不得不进行战斗的可怕的地区；我们不得不临时拚凑骑兵部队。士兵们骑着能够找到的各种牲口——骡子、驴子；有时还有公牛，它们的鞍子有的是当地造的，有的是从意军那里缴获的；有的干脆就是些垫子。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士兵，他把一个缴获的意大利马鞍随意地放在马脖子上。这时我让他把马停了下来，问他为什么把马鞍放在那个地方，那马一低下头，把那个士兵摔了下来。他说他认为那是放马鞍的地方。我猜想，他唯一看人骑过牲口的地方是在杂技团，演员是骑在一头大象的头上的。
然而，这支临时拚凑的骑兵部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要是没有它，我们可能会打不赢这场战争。我们都很后悔，，我们没有组建一支装备有马驮炮的骑兵师。如果我们有这么一支部队的话，那么德国鬼子就一个也跑不了。
当地居民的家庭生活很特别。显然，他们从未决定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做饭，他们就在大街上做饭，我们来到后，他们的炊具得到了相当的改进，因为他们现在用上了我们扔掉的5加仑汽油桶。他们不仪在街上煮饭，而且还坐在街上。使人更加丧气的是，他们还整天整夜没完没了地在大街上唱歌。由于他们主要是靠大蒜才活下夭的一一老头们挑着一担一担的大蒜头在大街上叫卖，因此，他们唱歌不仅使我们的耳朵受不了，而且也使我们的鼻子受不了。
西西里人对牲口的照料比非洲人要好得多，他们实际上从不使用鞭子，所有的马匹和骡子都是用线绳来控制的。同时，西西里的牲口都是在家里驯养的，它们也是我所见过的最驯服的牲畜，骡子也同样。为了鼓励这些牲口往前走，西西里人发出一种介乎于吆喝与呻吟之间的声音。他们没有让马匹停下来的词语，因为只要他们一停止哼哼，马就会自动地停下来。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与摩洛哥军队有关的事情。一个西西里人跑来对我说，他要告摩洛哥人（或古恩人）的状。他说，他很清楚所有的古恩人都是贼，而且他们还都是杀人犯，有时候则专门强奸女人——所有这些他都可以理解，并且也可以原。谅他们，但是他们跑到他家里，杀死他的兔子，并且在走廊里剥兔子皮，这就有些太过份了。
西西里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度过的，因此很自然，在经过数千年的时间之后，他们应该想到制作舒适的椅子，可是没有。他们坐在石头上，泥土地上，箱子上和其他任何东西上，就是不坐在椅子上。但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快活的民族，对自己肮脏不堪不讲卫生的情况似乎感到很满意。在我看来，让他们按我们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既不欣赏也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水平。
科西嘉的外表就象是把落基山脉最差的部分切下来，把它泡在海里去一样。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比一个高的山头，并且完全是光秃秃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光溜溜的花岗岩组成的。但是，科西嘉有两点特别突出的地方，它完全是法国式的，并且没有遭受过空袭。来到一个没有挨炸的城市，真使人大感意外。阿雅克肖便是这样。
然而，那不勒斯却被炸得很厉害，但是由于我们的部队表现得极其出色，港口码头运行得井井有条。
庞贝是一个最理想的典型废墟。它也使你对建造的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很不幸的是，在我们进攻期间，我们不得不轰炸这个废墟，幸而没有给它造成很大的破坏。
（陈锋李福崇译）
关于军人
军人就是军队，军队亦就是军人。军人同时也是公民。事实上，公民的最高义务和特权是为国从军，而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好军人，是值得骄傲的特权。任何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如果满足于碌碌无为，就是不忠于自己和美国传统。做为一名好军人，必须有纪律、自尊，为其所在部队和国家感到骄傲，有高度的责任感，对战友对上级尽忠守职，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不少人谈论军纪问题。但是，无论军队内外，很少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军纪，以及为什么它是必不可少的。
当一个人参军时，通常是第一次离家，同时也丢开了因要尊重父母和朋友的意见而产生的约束。他的生活主要是受他本人都未弄清楚的约束所指导。当他跨进军营而又缺乏这种正确影Ⅱ向时，在道德、信念和于劲等方面很容易逐渐消沉。约束失去以后的真空必须由行政纪律来填补。
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愿俯首贴耳的天性。纪律要剔除这种天性，并通过不断的复重，使服从变成习惯和下意识。一个各行其是的足球队能够进球吗？球员们对信号的反应是下意识的。他们必须这洋下意识地作出反应，如果用时间去考虑，那怕是一刹那．都可能给对方以进球的机会。
打仗比踢球还要苛求得多。凡是心智健全的人在战场上都会害怕的，但纪律使他产生了某种共鸣的勇气。这种勇气连同其男子的刚毅使他夺得了胜利。自尊直接来源于纪律。军队中有句俗话：“没见过邋遢士兵带勋章！”事情的确是这样。而反过来，骄傲产生于自尊，产生于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美国军人。军人的责任感和对战友、对上级的尽忠守职，来自他对相互义务的了解，也来自军人们所过的共同生活。自信是最伟大的军人气质，它来自获得了上述所有品质后所显示的能力，来自他对武器的熟练使用。
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我国教育人们贬低士兵的英雄品质。在我看来，这是不幸的，也是灾难性的。他们没有认识到，正如莎士比亚说的：“即使是在炮口下追求虚名”，不仅是良好的军人性格，而且刘于那些在枪林弹雨中的年轻人也是大有裨益的。如果美国妇女赞扬他们的英雄，如果报纸能在军人们的家乡刊登他们的豪言壮语，还有，如果那些愚蠢的安全观念没有使这些豪言壮语变得面目全非的话，那么，在这方面将可以大有作为的。或许从这次战争归来的士兵会纠正这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基普林有一首诗开头是这样的：
新兵走出家门来到了东方，
他举动像婴儿，饮酒象野兽。
他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他常常醉死。
他就是一块当兵的材料……
我们的士兵饮酒不像野兽。实际上，在我们军队里饮酒现像之少是引人注目的。然而，许多人表现确实像个孩子。
下面我想提几条证明是有用的建议。
尽量避免在树下挖掘狭长的堑壕。因为从头上飞过并打在树上的炮弹会像在空中爆炸一样使弹片直往下飞。这样你的狭长堑壕就没用了，尽管它对墓地登记处的人会有些用处。
炮手们的掩体必须挖在炮位近处，否则炮手从掩体到炮位要浪费很多时间。但如果就呆在大炮旁边——在操炮的时候常常如此——就很容易被打死。最后我要说，不开火的炮是无用的，这种炮手背叛了前方等待炮火支援的士兵。
“不掘壕就死亡”这个似是而非的措辞被到处乱用，并被许多人误解。防御战术是打不赢战争的。掘壕主要为了防守。士兵挖战壕的唯一恰当的时候是在到达他进攻的最后目标之时；或者是在露营的情况下，所在之地可能遭到空袭，或在敌人炮兵的射程之内。我个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掘壕。因为，通常情况下，在地上睡觉而被击毙的可能性极小。不挖战壕还可避免因挖掘无数狭长掩体造成的疲劳。不适当的挖壕对士兵心理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如果他认为必须挖壕，那他一定会想到他正面临敌人的威胁。而在通常情况下，实际并没有这种威胁。
“迅速卧倒”是另一个流行的说法，它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的伤亡。在这场对德战争中这种情况常常出现，或许在下一场对其它军队进行的战争中也会是这样。我们发现敌人会利用我们迅速卧倒的习惯。他们的做法是，等我们到达他们预定的地点，正好处于其火箭、迫击炮！戈者炮火的射程之内，这时，便突然用机枪向我们进行猛烈的扫射…常常是向空中扫射。由于士兵们习惯于迅速卧倒．马上便趴在地下。无需多久，迫击炮、火箭等炮火便会立即飞过来。
士兵们卧倒的唯一恰当的时间是当其遭到密集的轻武器近距离射击的时候……一300码以内。但即使此时也不应该迅速卧倒，甚至朝天仰卧。他应该迅速向敌人或朝敌人的方向射击，因为现在的情况还是象法拉格特在内战时所说的：“最好的装甲（和最好的防御）是朝正确的方向迅速射击。”我们常常得到报告说，某某部队被火力压住，而后来这支部队返回来了。这种评论对我们的部队真是可悲。
当士兵于火网中的时候，无论它是迫击炮、火箭炮或是大炮，最保险能解脱办法是迅速向前冲，因为敌人几乎总是延伸，而不是缩短它的射程。
在过去以步枪为战场主要轻武器火力的年代，也许必须前冲以建立射击线。今天，战场上的主要轻武器火力和大多数压制火力是机枪、迫击炮和火炮。在这种情况下，跳跃式向前冲就没有什么优越性了。因为，在你冲到300码距离之前，轻武器火力没有什么效力，但是在你跳跃之间卧倒时，就将自己暴露在散弹的有效射程之内了。当你到达300码时你自己的轻武器—一它比现有的和将来叮能有的任何武器都优越——将抵销敌人轻武器的火力，这样，你就无需跳跃前进了。我颇有感触地这样讲，因为在演习和战斗中，我多次看见过部队在有山头遮挡时还在跳跃前进。而实际上，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本可以乘机动车前进也完全不会遭受什么损失。
行进间火力：前进的正确方式，特别对装备M一1步枪这种精良武器的部队来说，应该是使用行进间火力并不停地前进。这种枪可以抵肩发射，但把枪托抵在腰带与腋窝之间发射也同样有效。每走两三步便应打一枪。子弹酌呼啸声，跳弹的撞击声，以及从地上、树上扬起或砸下的灰土、枝杈、树叶，将对敌人产生严重影响，使其轻武器火力变得微不足道。
与此同时，我们部署在后方的部队应使用大角度火力压制敌人的迫击炮和火炮。如同我已经指出的，即便在我们未能摧毁敌人的迫击炮和火炮的情况下，在敌火下停止前进也是最愚蠢的。要不停地前进。你正在射击这一事实会增强你的自信心，因为你会感觉到自己正在做某种事情，而不是象浴缸里的鸭子一样等敌人向你射击。
在进行行进间射击时，应使用所有的武器。轻机枪可在步行时使用——一个人送子弹，一个人端枪。布朗宁自动步枪也可以用。如前所述，M一1步枪亦可用上。分段前进的60毫米迫击炮用同样的方法可派大用场。8l毫米迫击炮通常只从一个位置支援步兵前进。
我认为，如果说“火力是战斗的皇后”，我们就不应去争论到底是什么武器，而应该讲求实效。战斗依靠的是火力和机动取胜。机动的目的是使火力在更有利于打击敌人的地方发挥。这就是从后方或侧翼去进攻。
每个士兵都应该知道，战斗的伤亡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敌人的有效火力；第二，士兵暴露在火力下的时间。你的火力或在夜间发动进攻会减弱敌人火力的效力。你暴露于敌人火力下的时间随着你的快速前进而缩短。
勇敢与胆量：如果我们接受大家普遍认为的勇敢就是不知道害怕的品质这一定义，那么，我就从未见过勇敢的人了。谁都知道害怕，越是机敏的人还越知道害怕。有胆量的人是那些尽管害怕还迫使自己向前冲的人。纪律、骄傲、自尊、自信以及对荣誉的热爱，是使一个人即便害怕时也变得有胆量的因素。
对付所谓“战斗疲劳症”的最强大的武器是嘲笑。如果让士兵们认识到患了昕谓“战斗疲劳症”的人大部分是想偷懒的话，他们就不会同情他们。那些说自己患了“战斗疲劳症”的人，是在逃避危险．并使那些比他更能吃苦的人不得不去面对危险。如果士兵们取笑那些开始患战斗疲劳症的人，他们就能防止这种行为蔓延开来．同时也挽救了想用这种方法开小差的人，使他们在后半生不致因此而感到耻辱和悔恨。
战壕脚疾：士兵们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特别是在潮湿和阴冷的天气。对战壕脚疾尤其如此。在最高统帅部合情合理的帮助下，只要士兵们不怕麻烦，经常按摩自己的双脚，穿上千袜子，便基本上可以防止这种病的发生。士兵对干袜子能否送到没有责任，但如果送到了，穿还是没穿则是他们的责任了。
同样要注意的还有性病。如果士兵们愿意采取军事机关提供的预防措施，那就没必要隐瞒这种病。如果隐瞒不报，则是对同伴不忠诚。，因为，在他们养病的时候，其他人要干他们的活。
挣军饷
军官的职责同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职责十分相似。他每天的日常事务干得越好，就越没有必要采取直接行动。
回顾我相当长的从军生涯，我惊奇地发现，我只有几次是对得起我拿的薪水。然而，我很少采取激烈的行动，这也许正说明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以下一些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亲自出面干涉做得比较有价值的几次。
（一）
有几次，军校学员以所谓“沉默”来表示他们对军官的极端不满。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一位他们认为犯有过错的军官走进食堂时。这时，所有的学员会立即起立，只要这位军官呆在那里，他们就会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对这种现象我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我认为这种行动近乎反抗。
有一次，我碰巧是这个营的营长，把学员们带进食堂吃中饭。这时，进来一位负责的军官，我马上发现要发生“沉默”了。我觉得学员们误解了这位军官，而且，我是反对“沉默”的。于是，我命令这个营立正，向后转，连中饭都没吃就把他们带回去了。这位军官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为此还批评我，我向他做了解释，他才算完事。
（二）
1914年夏天，我们驻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一个黑人士兵被指控强奸了附近村镇里的一名白人姑娘。当时只有我一个军官值班。据谣传，当地居民们要把这个黑人私刑处死。我当然是不赞成强奸行为的。然而，我是一名军官，我感到我的责任是要保证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士兵不被人私自处死。因此，我对领头的当地居民说．如果准要这么办，就请踏着我的尸体去办吧。由于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这个黑人被救了下来。后来证明他是无罪的。
（三）
1916年的边界冲突中，我在得克萨斯州的霍特韦尔斯负责一支20人的巡逻队。我的任务是防止来自离南太平洋铁路约40英里远的维利斯塔人的进攻。这条铁路当时由卡兰齐斯塔公司营运。霍特韦尔斯位于我防区的中心。我派一名中士带一半人向西，我带剩下的一半人向东，事前打电话报告了第13骑兵团的指挥官，告诉他我的巡逻范围包括一座桥。我们在夜里向那座桥开去。尖兵跑回来向我报告说，他听见桥上有人说话，说的是西班牙语。我因此推断这一定是维利斯塔人正在桥上埋地雷。我一直认为进行突袭是最好不过的行动。于是，我命令队伍排成一线，命令“举枪、冲击！”：代们冲到桥边碰到了铁丝网，不得不停下来。就在这时，桥上伸出好些枪口。我骂着喊口令，问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回答：“13骑兵团巡逻队”这时我才放下心来，他们没有找到他们应该停止前进的侨，跑到我辖区的这座桥上来。
这件事情告诉我按计划行事的重要性。
（四）
在1916年一1917年美国讨伐墨西哥的远征行动中，潘兴将军把他的前进指挥所设在一个叫做埃尔科夫雷的地方。指挥所由他自己、瑞安少校和我组成，另外还有4个士兵。潘兴将军向瑞安少校口授一个命令，并由我传达给驻扎在沙卡格兰德的第13骑兵团的一个连。命令是要他们向一个叫做普罗维登西亚的牧场前进，接着搜索它西面的山区。在书写命令时，潘兴将军的眼睛一直盯着西面的山区地带。我当时相信将军想对那一带山区进行搜索。
要递送这个命令，必须乘我们那辆老掉牙的福特牌汽车，开着车前灯，在根本没有路的旷野上跑一个半小时，并且随时都可能碰到维利斯塔人。于是，我找了一匹马，冒着雨雪、冰水，跑了整整一夜才到了这个骑兵连。我们到达普罗维登西亚后，少校把上尉们集合起来，发出了向普罗维登西亚西面的山区进行搜索的命令。普罗维登西亚位于山谷之中，两面都是山。潘兴将军的指挥所设在普罗维登西亚东面山的东面。因此，我建议连长向东面的山搜索。他把那张书面命令给我看，并且说：“你是要我违背这份书面命令吗？”我答道：“是的”。他对我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并说他要执行命令。我们搜索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翻过山丘返回潘兴将军的指挥所。
少校派人来叫我一起去指挥所。到了指挥所，少校说：就是这个青年人如何如何使他没完成任务。潘兴将军说：“巴顿中尉不管对你下什么命令都是我的命令。”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你下的是什么命令？”我把情况说了说。他听了后说道：“你是完全正确的。”
在那个时候，一个中尉同一个少校之间的差别比今天一个中尉同四星上将之间的差别还大。因此，我觉得，我的这一行动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树立自信心，并且是正确的。
（五）
就在那个事件后之久，潘兴将军派我去给豪兹将军送信。但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豪兹将军去向的情报只是说他已通过普罗维登西亚牧场。我刚好是在天黑时乘车赶到了牧场，碰到第7骑兵团的骡马运输队。我从队长那里要了两名士兵和三匹马，一起去找豪兹将军。开始时天还有些亮，可以顺着这个连队的车辙前进。我们走不多远，又碰到了第10骑兵团的一支侦察巡逻兵。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的树林子里到处都是维利斯塔人。但是我没有听，继续往前走，最后于午夜时分来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原来一直沿着走的是一个峡谷，在这里变成了两个峡谷。这就遇到了往哪边走的问题了。向远处的地平线望去，我似乎看见最东面的峡谷上空的云层有反射的火光。于是我们沿着这个峡谷前进，途中遇到费切特将军（当时为少校）指挥的第7骑兵团的一支巡逻兵。他们劝我们不要往前走，因为峡谷里到处都是维利斯塔人。他们不知道豪兹将军是否去了那边，只是估计他没有去。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终于找到了豪兹将军。
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实际的危险，但的确有很多精神上的障碍，在此我都没有把它们记述下来。
（六）
有一次，当我在赖利堡当教官时，曾为二年级学员在我家里举行了一次单身汉聚会。当然，聚会是热闹非常，但绝没有酗酒闹事或其它什么不轨行为。第二天，指挥官可能是受了老婆的窝囊气，派人把我找了去，对我说，他得到非常确切的情报，到我家聚会的一个尉官喝的酩酊大醉，他要我证实此事。我告诉他我拒绝这样做。他说：你这次任务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你若不按照我说的去办，我马上就解除你的职务，从而把你以前的好成绩都一笔勾销。我只好撒谎说，我在昨天晚上的聚会上喝得太多，注意不了其它军官究竟怎么样。后来这位负责军官也没继续追究。
（七）
1918年夏，我负责指挥的第301坦克旅的一队士兵正进行37毫米火炮的实弹射击，我在旁边观看。一颗臭弹在炮口就爆炸了，炸伤了二、三个士兵。接着又有一颗在炮尾爆炸，把炮手的脑袋都炸掉了。炮手们都不敢再开炮了。我当时是在场的最高级军官，责无旁贷地该我去试炮。奇怪，我接连发射三发炮弹，什么问题都没有出。这恢复了战士们对武器的信心。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这一次那样不想去拉炮栓。
（八）
在默兹一阿尔贡攻势期间，第301坦克旅的马特·莫格利希上尉那个连的坦克乘员们正在挖掘一条通向敌人战壕的壕沟。突然受到敌人大约从300码外的地方射来的火力直接攻击，大家都躲了起来，不再挖壕了。为了鼓起士兵的勇气，我和英格利希上尉都站在胸墙顶上，这使战士们都出来继续挖下去。说来也怪，好几个士兵被打倒了，但我们俩子弹碰都没碰一下。我们有五辆坦克从这个壕沟开了过去，迅速冲向敌人的机枪，机枪立刻就哑了。我徒步跟在坦克后面往前冲，从后山坡的大约300名混乱不堪的步兵中穿过。这个山坡当时受到敌人远程机枪和炮火的猛烈射击。这时候，非常有必要让这些步兵跟着坦克冲，以扩大突破口。我命令他们向前冲，但无人理睬。于是，我只好叫他们自愿报名，一共有6个人，其中包括我的传令兵约瑟夫·安吉洛，愿意同我一起冲。我们开始向前冲去，其余的人也就没有继续后退。在这次作战中，六个自告奋勇的人有四人被打死，我也受了伤。在更多的坦克冲上来时，这些步兵们也跟着冲了上来。战斗胜利结束。我因为这两项功劳而获得十字军功章。
（九）
我在圣米耶尔战斗中负伤后，‘流了大量血，在离德军前线只有大约30码的一个弹坑里躺了将近一个小时。那段时间，我们不断受到敌人机枪和迫击炮火力的射击，但没有击中我们。由于我以前从没有受过如此重伤，因此觉得自己伤势严重，甚至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但是，我不顾医生的劝告，坚持要他们先把我送到当时正支援我们作战的第35师师部，以便在他们送我去医院之前，把我了解的前线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实际上，我的伤并不十分重．这又是精神上的障碍在起作用了，它与肉体上的障碍的影响一样巨大。
（十）
1942年11月9日早晨，我在副官斯蒂勒中尉的陪同下前往费德哈拉海滩。我们发现那里的情况很糟糕。船光是往里进，卸货之后又不推到一边。敌人不断向海滩炮击，法国空军也在进行空袭。尽管他们打得很不准，只击中很远的地方，但我们的人总要躲起来．拖延了卸船工作，特别是卸弹药的工作。这些弹药对我们真是生死攸关，因为我们正在甫面只不过1，500码的地方进行一场重大战斗。
我继续留在海滩上，亲自帮着把船推到一边，敌机来了也不躲避。我相信，我的行动对消除部队的恐惧心理起了很大作用，使首次登陆取得了成功。我在海滩上呆了近18个小时，从头到脚全部湿透了。有人说，集团军司令不应该埋头去干这样的事情。我的理论是，对任何一个集团军司令来说，凡是完成任务需要他去的，他都应该做，而他的任务的百分之八十是要鼓起部队的士气。
（十一）
1942年11月11日凌晨2时30分，我被哈金斯上校叫醒。他向我报告说从拉巴特来了一个法国军官，他要去卡萨布兰卡，向那里的部队传达投降的命令。我们派人护送这位军官去卡萨布兰卡。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们要不要停止我们的进攻呢？这次进攻预定在今天早上7时开始，首先由空军进行轰炸。许多杰出的军官都劝我取消这次进攻。我都没同意。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对敌人的压力，我们就能迫使法国人投降。如果我们显出愿同他们讨论的迹象，他们就不会投降，而且由于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两倍，因此，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我下达继续进攻的命令。第二天早上，我们在6时45分收到了卡萨布兰卡来的愿意投降的消息。我们整整忙乱了8分钟才用无线电同预定于7时开始轰炸的飞机以及预定于7时16分开始炮击的海军联系上。在空军回答收到我们的电讯时离进攻的时间只剩下1分零15秒了。
（陈锋李福崇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