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
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著名军事理论家。
刘伯承在护国、护法战役中即为川中名将。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四川组织旧部，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参谋团参谋长。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长征中，他指挥五军团，参加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战斗。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创造冀南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获得许多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参加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被誉为常胜将军。
建国后，刘伯承元帅在南京建立陆军学院，为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纪念左权同志
左权同志光荣牺牲已经八年了。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间虽然过去了八年，但他仍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能忘怀。22年前，我们一道在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0年一路归国，并先后赴中央苏区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又在一个地区工作，并合译了《苏军战斗条令》。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一生除了在学校（主要的是军事学校）学习外，一直生活在中国革命军事斗争中。早在大革命以前，他与徐向前、陈赓、程启科同志等，同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其后，即参加了东征及回师广州诸战役。1930年从苏联归国后，一直在人民军队中工作，抗战期间，一直站在抗日的前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在敌后坚持八年，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左权同志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敌后抗战，出生入死，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中他一直在前线，以亡我的精神与敌寇斗争，他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模范。左权同志对革命无限地忠诚。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在中央苏区工作，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到抗日中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总是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地工作，任劳任怨，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总是负责去作，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左权同志对同志也总是诚诚恳恳的，更多关心同志，更少关心自己。如1930年我们一道从苏联回国到了东北时，在特务警探的追寻下，他时时刻刻关心着别的同志的安危。又如在他最后牺牲前一刻万分危急的时候，他还是只顾招呼自己的部属转移，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三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就是聂荣臻同志和他指挥的。当时聂荣臻同志是红军第一军团的政委，他是参谋长代理军团长。
左权同志对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只就抗日战争中来说，他对司令部指挥与教育工作的建设，作了重大的贡献。1938年冬，在他的领导下，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起草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条例，并亲自建立了司令部各部门的机构，确定工作规则，总结经验示范。各军在敌后抗战，主要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武装自己，但为了适应极端缺乏时之急需，左权同志曾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起了相当的作用。
他很用功学习研究问题。在莫斯科留学时，他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到部队工作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在抗战期间，他很细心的研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如“扫荡作战”，“治安强化”，“蚕食政策”等等；写作了《扫荡与反扫荡》的著名论文和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他对苏联军事科学也继续钻研，一获有苏联书报，即提出一些学习问题与我通信讨论，并译作教材。
左权同志是诲人不倦的典范，，在他的教诲下，培养了许多干部。他给那些青年的参谋改稿子，就和教师给学生改国文卷子一样。对于战士，也是如此。他的警卫员景百戚同志在回忆中怀念地说到，他最初识的字就是左权同志给他写的“无产阶级战士”几个字。左权同志以他全部心血贡献给革命，但他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很勤劳很艰苦很朴素。在打日本的时候，他已经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了，根据他警卫员的回忆，“每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好久，那样深的夜，不是见他在办公桌上写什么，就是在看书或端着小洋灯在看墙上的地图。”因为过度操劳，损坏了身体，他仍然拒绝给他以特殊的照顾。左权同志的生平事迹，是足以示范后人永垂不朽的。当我们在革命胜利的时节来纪念他的时候，应该更好地学习他的崇高的品质。
二野在解放战争中
关于解放战争，就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我没有专门研究，最近也没有翻看有关文件和资料，只凭个人记忆，谈一谈。
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一是靠党的领导。整个战争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认真执行和反复实践。第二是靠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不是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第三是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讲的就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实际斗争与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处理得好或不好，从根本上说，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在实际中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去指挥作战，取得了胜利。
解放战争，是1946年从第二野战军打上党、平汉战役开始的，到1949年解放西南基本结束，后来进军西藏也是二野部队。解放战争从战略转变上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人全面进攻，我们集中兵力大踏步进退，消灭敌有生力量。时间是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第二阶段，敌人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我们在重点方向上放弃城市，大踏步进退消灭敌人，准备中间突破。时间是1947年2月到6月。第三阶段，我们开始反攻，敌人变成重点防御。时间是1947年6月到1948年中原会战。第四阶’段，进行战略决战，结束敌人重点防御是在淮海战役。
党的“七大”提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成立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时，也进行了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再挑动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在争取和平民主的阶段里，我们党紧紧抓住了和平的旗帜。我们要和平，但蒋介石不允许，他要打仗，不是我们党要打仗。和平民主阶段，我们是有和平民主这个打算的。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政策都要求我们要讲团结，讲合作。从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军事斗争形势于我不利，我们也不愿意打仗。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坚持斗争，争取和平。正如小平同志在邯郸作报告时说：“能争取和平民主很好。”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和为贵”。而后在谈判中又提出了民主的问题，建议组织政治协商会。我党始终抓住和平这个旗帜，国民党丢了这个旗帜。我们要和平，蒋介石不要和平，我们要民主，蒋介石不要民主，不要政协。从1945年8月，蒋介石始终没停止挑衅。开始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进攻部队从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我晋东南的襄垣、屯留、潞城等地区。从新乡、石家庄沿平汉路进逼我磁县、邯郸地区。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了。这可以看出是谁背信弃义。毛泽东同志赴重庆时指示：蒋介石要进攻，你们拚命打！主动权在我们手上。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奋起自卫。在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13个师共3．5万多人被全部消灭。在平汉战役中，打得敌新八军和一个纵队一万多人起义，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围歼。这两仗给敌人的教训很大。敌人硬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是咎由自取，理在我方。我们通过斗争，争取了多数，孤立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比如，当时小资产阶级对我们经济纲领就赞成，对政治纲领不大赞成，但我们能争取它。对和平民主是否这样看：我们要和平民主。敌人不要，问题不决定于我们。我要和平，你不要和平，我以战争方法争取和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全国人民面前，没有输理。后来和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搞什么“调解国共军事冲突”，成立什么“三人小组”，都是骗人的，都是为蒋介石打内战争取时间。所以郭沫若说“骗”字从马。这话讲得好。最骗人的是那个停战令，要我们从铁路后退60里，实际上是保护敌人。这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嘴脸，他们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
关于上党、平汉战役。上面已谈到了，上党战役开始时，敌正沿同蒲路与平汉路推进，但我们背后正背着上党这个很重的包袱，力量不好抽，而且部队子弹也少。这时，我军在东北也尚未进入阵地，如果不阻平汉之敌，则不能掩护东北我军进入阵地；当时，对长治是打得下与打不下，都要很快转入平汉。打长治时遇到雨，太原方向又来了几个师的敌人援兵，我们随即组织部队到老爷岭歼灭了援兵，才保证了上党战役的胜利。这个胜利，使我们背后有了靠头，又有了子弹，为很快转入平汉线作战创造条件。两个战役对蒋介石震动不小，连美国都不满意，责问蒋介石：“兵力还没有调齐，怎么能打？！”上党、平汉战役的胜利，把球门守住了。随后，战争就开始停下来了，搞和平民主，没有这一仗就不会有这个局面。
平汉战役后，开了峰峰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布置我区工作。主要研究了发动群众，严阵以待，以应付敌人进攻的问题。还决定把晋冀鲁豫和山东连接起来，扩大后方，便于我军活动。此外，还确定整编部队，以适应运动战需要。
平汉战役后，敌人步步紧逼。我们进行整军、练武，不这样不行。在邯郸，从高级干部起，人人打靶，学战术技术，就是要整军练武。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李先念部，继而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并扬言6月30日将有惊人的胜利。当时山东也很吃紧。后来中央命令来了，军队出动到南线作战。三出陇海，切断陇海路，意义很大。把敌人在中原的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四十一师，在华东的五军、整编十一师、八十八师等都吸引过来了，虽然我们的包袱重了，中原和华东的包袱却轻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很重要。我们打陇海路，给他们两方面以有力支援，就体现了这个思想。那时敌人兵力还是强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指示要一“团”一“团”地吃，规定备战略区歼敌数字，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削弱敌人，争取由不平衡到平衡。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几次出击陇海线都是打的运动战，找弱点，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敌我力量的平衡。当时具体采取了外线打与内线打相结合的打法，敌人吃亏不小。内线作战，全国一年消灭敌人一百个旅。由内线转入外线是个大转变，是战略问题。内线我们有长处，有群众支持和配合，但对解放区消耗太大。转入外线，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石林会议后，准备出击到外线，到大别山。打出去前，还准备打几仗，多消灭点敌人，出去包袱轻点，也减轻点根据地的负担。如打了汤阴，打了安阳等，这些都做了，这才过黄河南下。
当时敌人的战略，开始是企图用优势兵力全面进攻，打了一下不行，停下来，一面利用“三人小组”捣鬼，搞什么“谈判”，一面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敌人的打算是：黄河归故，正面防御，两翼包围。即：中间以黄河为防线，说什么抵得上“40万大军”。左翼集中31个旅共20万人包围陕北；右翼集中56个旅共40万人包围山东。并企图把华北我军聚歼于华北平原。敌人摆的阵势是两头粗，中间细，象一只哑铃。
我们反攻的战略是：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三军配合是：由二野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由陈毅等同志率领的三野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等同志率领的二野的两个纵队和38军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掎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东边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把敌引向渤海，西边一野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毛泽东同志说，他无论如何在陕北不走，这不但吸引了敌人，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
遵照中央的部署，我们二野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敌人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防线，被我们一举攻破了．敌河防部队全线崩溃。过黄河，目的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使跃进的包袱轻点。当时，美国人搞鬼，说不让在黄河边上打仗，要保护新修复的黄河河堤不受破坏。我们没管它。1947年6月30日过黄河，过黄河后，新华社发表了揭开大反攻序幕的报道消息。毛泽东同志批评说消息发早了，指出锅盖揭得早了米不熟，一切决定于仗打好，事成了再公布。过河后，出其不意，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很快，毛泽东同志的命令又来了，指示要跳出去。这时，华东来了几个纵队，但部队都很疲劳，子弹也消耗不少，再扣‘就走不了了。我们决定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打了，准备向大别山跃进。
原定8月15日走，但敌人有搞黄河决堤的可能，威胁很火。我们知道这种事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所以还是早走为好，免为水淹。同时，山东与西边敌人都来了，再打也打不好。因此。提前南下。
我们要走，华东西进兵团领导问他们怎么办。我电话告诉他，把部队在陇海路北摆一个“和”牌。就是“牌九”中一边是一点，一边是三点，四川人叫“幺三”的那张牌。即用四分之一的兵力钳制、迷惑敌人，用四分之三的兵力寻机集中歼灭敌人，以此掩护大部队南进。
当时的反攻是在消灭敌人预定数量后，针对敌中间防御薄弱的弱点，从中问突破。鲁西南一仗，又消灭敌九个半旅，而后才直插敌人的心脏——大别山，给他心脏一刀。大别山是向南突出的一个“肚兜”，东可威胁南京，西可威胁武汉，这个战略地点选得好。反攻又是三支大军“品”字形南下，军事形势也好。这时政治上是我党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组织广泛的反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在后方也积极准备力量进行土地改革，开展生产竞赛和支前运动。各方面的形势是很好的。
我挺进大别山，从中央突破后，敌人的哑铃把子断了，两头的敌人被拉回来了，我们背起40多个旅。这个胜利，不但使军事上起了变化，而且使政治上也起了变化。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转到外线作战，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敌粮源、饷源在中原主要是取之于蚌埠与淮河流域。我到中原，敌之粮源为我利用，饷源也为我利用，即吃穿用皆取之于敌。兵源我们搞瓦解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逃跑回家，投诚过来没事。从而敌人丧失了在中原的粮源、饷源、兵源。战争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我们出击到外线，就是破坏敌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保护解放区。
到大别山与中原后，三路大军协同作战，运用集中对分散与分散对集中，歼敌有生力量。并且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阵势很大，有较好的效果。比如，吸引来了敌人44个旅，都被我们搞垮了，桐柏、江汉地区，我们也占领了，所以程潜说：“我们集中打你们，你们分遣建立政权；我们分遣，你们便集结，各个歼灭我们。”我们就是采取这种战略，大大削弱了敌人。就是这样由敌我力量的不平衡到平衡，又到新的不平衡，我军力量不断壮大，敌军力量不断缩小，最后是进行淮海决战。这里再说一句，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一野、四野等部队和二野、三野是配合作战的。
决战后，是渡江问题。原来准备过江只三野去，后又决定二、三野一齐去。以后四野也来了，成为右梯队。二、三野是第一线。这样就形成了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局面。最后是进军西南。这里有一点要讲明白，没有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全国的胜利与各个部队的配合，进军西南是不会那样顺利的。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要贡献，就是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争发展的客观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军事路线。
一九五九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