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海权或控制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
马汉是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海军少将、历史学家、美国海军学院院长。
马汉的声望来自于他一系列有关海军的著作。他1879年开始研究海军理论，后来在海军学院教授海权理论和海军史，著述达130多篇，最著名的是《海军战略》。此书提出以海权论为中心的海军战略，与当时西方列强的扩张意图相适应，所以广受推崇。老罗斯福总统在任期间，大力推行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使美国的海军实力由原来的第12位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英国海军。
《海军战略》一书深入地分析了海军战史，从中归纳出一系列的理论，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海军战略理论著作，曾被评为“具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16本巨著”中的第12本。
本篇选自《海军战略》第三章。
“假如”和“但是”
当你每次处理一个具体的战争问题时，你总会发现“假如”和“但是”在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假如”和“但是”对指挥官造成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一旦它们得以解决和克服，它们就将使你获得荣誉称号。不妨研究一下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前紧紧缠住拿破仑的那些“假如”和“但是”。它们以既方便而又简明的方式出现在罗普斯所著的有关这位皇帝的生平传记中。还需记住，在这十年内，你们亲眼看到的恰好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场发生在你们眼前的搏斗。日本东乡拥有中央位置，内线和一支优于敌人两支分舰队中任何一支的优势兵力，即波罗的海分舰队和远东分舰队，它们位于东乡的两侧。这两支敌军集团之间相隔的距离，稍近于汉普顿锚地经麦哲伦海峡至旧金山；较之航经巴拿马运河则要远得多。两支俄国舰队联合起来，其所形成的巨大优势定将使东乡在战争初期是否能够应战都会成为问题；假如他能够，那恐怕是出自于其卓越的内在本能，而不是出自于兵力相等。难道能够设想在他向舰队发出“帝国存亡赖此一战”的信号之前的连续数月之内，没有许多“假如”和“但是”吗？
我们确信，情况确是如此；从开始起，日本人就因其数量处于劣势，必须节制使用战列舰而受到束缚，而当旅顺口出乎意料实行坚守拖延时日之时，则引起了极大的焦虑，甚至惊恐，因为当时舰队急需撤离和重新修整以待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假定当时发出的信号标示着实际情况，假如旅顺口分舰队的情况依然同前一年夏季一样，或者，假如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早到十个月，实际情况会大不相同，形势则将非常难以确定。但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得太迟了；但是，当他到来之时，旅顺口分舰队早已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东乡大将仍然受到许多“假如”和“但是”的烦扰。舰队司令部的一名日本参谋记述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来之前的情况：
“我们感到极大不安的时刻是临战前的两三天。我们曾经预计俄国舰队应于5月23日或至迟于5月25日就会被我们布置在最南面的舰船发现；但它们没有发来报告，而我们也没有从任何来源获得任何有关俄国舰队的情报。于是我们对于敌人是否已经进入太平洋并已绕道津轻海峡或宗谷海峡，开始疑虑不定。我们对敌人所采取的航线一无所知，这是我们最受考验的时刻。就连坚信敌人必然取道对马海峡的东乡大将，当时似乎也感到某种不安。”
现在设想一下查理大公于1796年那次战役中所面对的那些“假如”和“但是”，这次战役在开始论述战略时曾被用为例证。他的这一作战活动时期，大体上同拿破仑于同年在不朽的意大利战役中获得辉煌成就的时间相合——他的战绩本身曾对奥地利人的深思熟虑构成巨大的假如。假如大公的两个直接对手儒尔当和莫罗联合起来，则大公所处的劣势就会对大公本人引来无数的特有的假如和但是。他所遇到的这一切终于都被克服，其原因就是以集中对付分散；就是凭借多瑙河的强有力的优越自然条件，巧妙地运用其所占据的中央位置和其所使用的内线。他利用这条河流及其南部支流，正如拿破仑于同一季节中在意大利利用加尔达：湖的出口较小的明乔河一样。大公挥师北上扑向儒尔当，将其决定性优势兵力投向前进的法军全军的左翼，也可以认为他自己本军的右翼。他自己的左翼，多瑙河南部，则实行避战。即以劣势兵力对付多瑙河南面的莫罗，他训示指挥这次作战的部属，必须逐条河流进行争夺，但不得转入对阵战；相反，必须节节退却以保存实力。在谈及这些命令时，他以富于启迪的表达方式着重说明拿破仑所颂扬和身体力行的目的的专一性；这就是精力的专注和力量的集中，一个伟大的指挥官正是依此抓住一件需办的事情不放，来船决他的许多假如和但是。疑虑可能很多；但真理只有一个。大公说：“只要我在此期间粉碎了儒尔当，即使莫罗打到维也纳也无关紧要。”
我们可以用这一决心，来回答那些主张将作战舰队分开配置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人们。假如大公将兵力分开，以一半对抗儒尔当，一半对抗莫罗，一旦莫罗到达维也纳，形势就会有关紧要，因为北面的奥军也是劣势，势必被迫不断退却，儒尔当便会轻而易举地同其友军会师。事实却是，当莫罗逼近维也纳时，儒尔当已经迅速败退至莱茵河；于是莫罗除急速撤退之外，别无他策，否则就会遭到优于自己的敌军的分割，在他的交通线上遭到迎击和拦截。简言之，这种态势正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曾经面临的那种态势，而且必将同其一样导致惨重程度不尽一致的不幸结局。
即使维也纳陷落，其结局也仍会如此。莫斯科于1812年曾经陷落，其结局是尽人皆知的。欧洲中央的控制者拿破仑，曾经试图从其中央位置同时向两翼对俄国和西班牙进攻；尽管他当时拥有巨大的实力，但也力不从心，在他下达给马尔蒙的一些训令中指明，他想将他在半岛的兵力约束在发挥守势作用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拥有充分的理由将我们的舰队或是部署在太平洋，或是部署在大西洋，而却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将舰队分开配置于两洋。必须选定一翼做为舰队采取攻势行动的依托，攻势行动是舰队应当而且必须采取的行动；而在另一翼当涉及到海军行动时则实行避战，保持守势。用大公的话来说就是：“々口果舰队能摧垮其对手，那么在保持守势的一翼不论出现何种情况都无关紧要。”你们要懂得，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麻烦的事件，不会发生灾祸；若是让莫罗抵达维也纳，那对奥地利人来说确是极为麻烦的事件。1898年机动分舰队曾被布置在汉普顿锚地，主要是为了保障北部海岸不致产生麻烦事件。不使战争伤害一人．这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就军事意义而言，假如一处海岸遭到袭击、封锁、炮轰或占领，只要与此同时敌人的舰队遭到摧毁，那它对于国家的最后安全和最后胜利的影响就是无关紧要的。只要取得这样的战果，国家遭到的每种其他损失便都可得到补偿，尽管国家事先无意进行军事准备，但只要证实它愿意承受这一重担，做出必要的努力切断入侵者的交通线和退路，便可迫其投降。一支陆军部队处于这样的环境下，或许仍能生存于国外，汉尼拔便是一例；然而，假如其兵员和补给系来自海上，则唯一的结局便是消耗殆尽坐以待毙。侵入一个国家或许容易，但要想撤离这个国家却很困难。海洋曾是威灵顿的安全保障，不久之前对于日本更是如此，而汉尼拔和1798至1801年期间在埃及的法国人则都是由于失去海洋一筹莫展而横遭覆灭。
由此可见，关于中央位置、内线和集中兵力，并非只备其一或如东乡那样三者齐备，便可安全无虑或必然胜利。三者齐备，其结果不外是可以据有明显的有利条件；在力量的方程式中，将三者加在这一方或另一方，其份量并不为零或很微小，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份量；要想克服它，另一方的力量必须大大增加。我们假设俄国海军的总兵力较之日本强大25%，如其全部集拢，必将对日本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分成两半，则每一支兵力只及敌军的62．5％，敌人据有中央位置，可以沿较短的航线向任何一方运动，而俄国海军的一方则须经过较长的航程才能航抵另一方。单就数学计算来看，这支劣势兵力一旦同敌人交锋，要使己方获胜，则须重创这支优势敌军，使其兵力不只减到而且要低于62．5％。不管最终结局如何，即使有某些侥幸可言，则如此劣势的第一支兵力能否给予敌人以如此重创，至少值得怀疑。假如不能，则集中兵力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它之获得成功，则是得力于其内线和其中央位置以及虽居劣势但却集中。待其迎击第二支敌军时，其优势已于第一次交锋中大大削弱，或许削弱到彼此相等；但它现在却拥有它的新对手所缺少的巨大精神因素，这种巨大的精神因素会使斗志倍增，拿破仑曾经说过这种精神因素支配着战争，这是由于胜利而使信心激增。
（蔡鸿干田常吉译）
